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是我在B站的首次直播。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大家能想象得到吗？

我在很多网站上做过直播，但从来没有像这样激动过，上直播间前一个小时，我特地换了一套如此漂亮的衣服，还细心地刮了一遍胡子，上台之前又照了一遍镜子，这才发现“今夜的戴建业真清爽”！

就像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幽会一样，我要尽力把自己的模样收拾得超级干净、帅气，尽力把自己的普通话讲得超级标准、动听。过去，我一直错误地认为，自己与“帅气”无缘，自从看到马云先生以后，我对自己模样的自卑就烟消云散了。至于自己的普通话讲得超级标准，我本人从来都是信心满满，火得一塌糊涂的B站与我签约独家直播，本身就是对我普通话的最高肯定。前天，B站一位年轻朋友表扬我“普通话进步很快”，好心的表扬让我十分受伤。

呵，险些忘了自我介绍，“清爽的戴建业”就是我本人。

因而，今晚我直播的题目是：“我是戴建业。”

以后我每月都要上B站直播，为了让大家了解直播的戴建业，为了能和大家交朋友，我想和同学们聊聊我的家庭出身，我的成长环境，我职业选择的荒诞可笑，我人生挫折的困惑苦恼，总之，正如我从来都不染发一样，我所有的一切都乐意敞开来谈，我的兴趣与追求，我的失败与教训，我的爱与恨，我的泪与笑……

我出身于湖北麻城一个小山村，从家谱得知，我祖籍是安徽休宁，远祖到麻城经商，最后在麻城安家。就是说，我们家族属于较早的徽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休宁“光宗耀祖”，最大的可能是没有发迹或不太发迹，没有什么可“光”可“耀”的，谁知道呢。我祖父倒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父亲在解放前受到良好教育，加上他魁梧英俊又多才多艺，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远近各村老乡都叫他“好角色”。人们叫他“好角色”，开始可能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后来叫的人一多就成了父亲的外号，连我母亲也常喊他“好角色”。我母亲娘家也家境殷实，但母亲本人却一字不识，是一位缠过脚的农家妇女。

两三岁我便遇上了大饥荒，由于年龄太小对饥荒没有任何记忆，父母叔伯们谈到饥荒时，我好像是在听别人家的灾难。没有记忆并不代表没有痕迹，至今我吃饭倍儿香，饭量也倍儿大，身材又倍儿瘦，估计就是当年饥饿给我留下的印记，反正我母亲是这样看的，当然信不信全由你。

不过，我童年真正的磨难，童年唯一的痛苦回忆，不是饥饿，而是读书。

这得从头说起。

听母亲讲，在生我之前她生了一儿一女，可悲的是他们不到一个月都夭折了。可能是母亲悲伤过度，也可能是身体摧残太大，她此后好多年都没能怀孕。一方面，爸爸妈妈都盼儿心切；另一方面，爸爸大概是对妈妈怀孕已经无望，为了减轻妈妈的心理负担，他从自己的朋友那里领养了一个男孩。哪知领养不到一年，我妈妈又无意中怀上了我。等我一到人世间报到，爸爸的朋友便把家里那个领养的哥哥抱走了，从此我再没有见过这位哥哥。

我父亲在他的三兄弟中排行老二，我伯母不幸早逝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叔叔家只生了两个女儿。麻城老家过去比较重男轻女，我这个突然降临的“不速之客”，成了三家人的掌上明珠。怕我又像前面的哥姐一样夭折，父母给我取了一很“贱”的乳名——花子，我们当地称叫花子为花子。

先是希望我能够活下来，后是希望我能为栋梁之才。

先父望子成龙的心情格外迫切，而他的性子又格外急躁，把这两样加在一起来对付我，就成了我童年的劫难。

我很小就开始认字写字，大家可以想象这些都是被迫，贪玩才是小孩的天性，认字写字都是棍棒下的行为。三国时期，嵇康就写过《难自然好学论》。除了孔夫子可能是个例外，有谁胆称自己“自然好学”？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推测，文豪鲁迅先生小时候照样非常厌学。

认字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太难，因认字而挨打相对较少，但坐在椅子上长时间练字，对我而言活像在终生坐牢，一是反复练一个字非常无聊，二是小孩不可能高度专注地坐那么长的时间。父亲多次强调字是一个人的脸面，他又是一个特别要脸面的人，自然特别在乎我练字。不管学什么，父亲都强调“入门要正”，一提笔就规定我练欧体，他每天晚饭后检查一次，每次检查几乎就是一顿毒打。最初是晚饭前检查我的练字本，挨打后因我吃不进饭，妈妈抗议几次才改为饭后检查。书法进步本来就很慢，在那种心情下，我练字不退步就算万幸，父亲又过分地急于求成，他一见我的字就发火，我一见他发火就哆嗦。父亲总说欧体是正楷正宗，《九成宫醴泉铭》到底说了啥，到底“正宗”在哪，我那时候全是一头雾水，以致一看到《九成宫醴泉铭》就反胃。

见我练不好欧体，父亲让我改练颜体。颜体和欧体其实对我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练欧体不成，练颜体也一样不成，我只盼出去自由自在地疯玩，一看见字帖就心烦。最后练成了八不像，既不像欧体也不像颜体，至今我的字仍不成体统。

父亲说字是人的脸面，我的字与我的脸正好般配。

最大的噩梦还是背乘法口诀表。

刚学会数数我就开始背这个鬼表，3+7是怎么回事尚且弄不明白，要明白3×7是什么意思就更难了。乘法口诀表本来就单调枯燥，要是不懂它是什么意思，背起来就更是要命。好多天背了后面忘了前面，记住了前面又忘了后面，越背就越烦，越烦就越难背。性急的父亲开始用毒打折磨我，后来他则是用沮丧来折磨自己。

为了背这个鬼口诀表，记不得挨了多少恶骂，记不得挨了多少毒打，也记不得是因为父亲绝望了，不再要求我继续背诵，还是我真的背熟了，闯过了人生的奈河桥。

小时家里养了一条狗，每当我从外面回家，狗儿总摇着尾巴又蹦又跳，我有时觉得自己要是狗子就好了，用不着读书写字，用不着背乘法口诀表。当时要是在练字与吃屎之间选择，我肯定立马选择吃屎。

父亲爱子不用怀疑，父亲积极向上不用怀疑，但父亲教子的效果却值得怀疑。小时候我与父亲的关系，不像父子而像仇敌。除了打与被打、骂与被骂外，我们之间似乎再没有别的联系。他只在乎儿子的学习成绩，毫不在乎儿子的苦乐悲喜，我没感受到一丝丝父爱的暖意。

父亲逝世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并原谅父亲，因为我教育儿子的方式，毫不走样地继承父亲的“光荣传统”。

快要年过半百了，我才真正意识到家教中存在的问题。今天我“声讨”自己的父亲，其实我是在谴责我自己。

我是在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我和父亲既完全一样——我们一生都十分平凡；又和父亲大不一样——我能接受平凡，并能享受平凡，父亲拒绝平凡，更不能安于平凡，所以父亲从来都是愁眉苦脸，而我中年以后总是笑容灿烂。

从自己的痛苦经历，我极其反感“望子成龙”的价值取向，它把深情的父母变成无情的恶魔，它把孩子金色的童年变得一片灰暗。

孤独是我青少年时期最深的伤疤。

很多心理学家说，孤独能让一个人更为成熟，我个人的感受则恰好相反，孤独易于让一个人更为孤僻，更为敏感，更为脆弱，更为自卑。

性格上的孤僻与精神上的孤独，是一对天然的难兄难弟。

不知孤僻是不是天生的，但我从小不太擅长和同伴交往，也不太喜欢和同伴玩耍。到底是“不喜欢”导致“不擅长”，还是因为“不擅长”才“不喜欢”，我自己从没有深想过。杜甫小时候不和同伴一起玩，他晚年还对此十分得意：“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他说自己小时瞧不起伙伴，此处“小”字作动词用，就是小瞧或瞧不起。凡夫俗子哪敢有伟大诗人的这种自傲，更何况也没有名流“老苍”与我“结交”。

当然，盲目自负还是有的，正是自负让我陷入孤独。小学每当学期结束班里评标兵，为我提名和举手的同学极少，当时总觉得是同学们讨厌，成人后才明白是自己讨厌。

一直到六七岁，由于我是父母和叔伯三家唯一的男孩，很多人不断夸我“聪明”。可能是虚荣心作怪，父亲背后虽然经常打我，但在人前也是一个劲地夸我；又由于我学前比村里其他同伴受到更多的教育，我的文化成绩或许比他们好一点，这使我以为自己真的比别人“聪明”。我现在的口头禅是“你听懂了没有”，那是走上大学讲台后养成的，原因是自己的普通话“太有个性”，我怕同学们没有听懂，课堂上总爱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小时候我的口头禅是“你真笨”，那是因为我说话的语速太快，同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就骂他们“笨”。慢慢没有人和我玩了，只有我的影子跟我一起，逐渐从“老子天下第一”，变成了我一个人“独一”。我不想和别人讲话，别人也不愿和我讲话。偶尔得到老师的表扬，班里也很少人为我喝彩，期末评优更是少有人给我投票。

其实我有时也想和小伙伴们一起玩，遗憾的是，常常是以期待开始以打架收场，我总是笑着出门哭着进门。

一直到小学毕业前，我老是与同伴打架。自己身边的人都以为我好斗，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我，没有人会探究小孩喜欢打架的深层动因。就其生理和心理来说，我既没有打架的实力，也没有打架的勇气。我不仅不喜欢打架，而且还有点害怕打架。

我“喜欢”打架的原因，一是因为孤独造成的过分敏感，可能是别人一句无心的玩笑，我却误以为是有意的侮辱，越是敏感的人越容易被激怒，打架是激怒后情绪失控的表现；二是孤独的人特别害怕被冷落，打架是吸引别人关注的最佳方式——

打架后爱你的人会关注你，譬如，打赢了父母操心你会遭到报复，打输了父母更会心疼你受伤；打架时看客会关注你，他们正好可以免费“坐山观虎斗”；打架时敌人更会关注你，他们希望能借别人之手解自己心头之恨。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孤独，害怕受到冷落，总渴望有人来关注自己，哪怕是出于恶意的关注，也比完全没人关注要好。事实上，这并非我一个人所独有，中小学各班里都少不了喜欢恶作剧的小孩，扮鬼脸，发怪声，做坏事，引起同学们的哄笑，一瞬间全班的目光投向了他。很孤独和被冷落的孩子，只要班上同学能关注他，宁可冒着挨老师批评的风险，也要在课堂上调皮捣蛋，他们觉得即使被老师批评，总比被老师漠视要温暖得多。

由于我个头并不魁梧，身手更不矫捷，每次打架很少“得胜而归”，多半是“落荒而去”。看到我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妈妈不知多少次伤心落泪。连狠心的父亲也动了恻隐之心，有一次他摸着我的伤痕说：“打架要估摸一下，你能不能打赢人家，打不赢还硬要打，那不是自己在欠揍吗？”

这大概是父亲平生少有的几次生活智慧教育，后来我脑子慢慢就清醒了一些，看到人高马大的对手，我也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

多次挨揍的痛苦经历告诉我：即使不能为自己选一个好朋友，也要为自己挑一个好对手。

孤独能使人更快成熟，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人也许是这样，他们在孤独中会闭门思过，会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会在精神上与自己交友，在孤独中与自己和解，在孤独中清除自己精神的垃圾，孤独的确能让人变得更平和，更坦荡，更坚毅，也更豁达。

可对于我来说，孤独就是自己黑暗的地狱。爸爸被批斗是家常便饭，哪还有心情和我交流？妈妈天天要下地挣工分养家，更没有空闲和我交流。弟弟比我小六七岁，我们之间无法进行交流。由于没有学会与同伴相处，很少有伙伴和我一起交流。上小学后家中的书都烧光了，即使没被烧光那些书我也没兴趣，家中全是一些发黄的线装书，我没有办法泡在书中与古人交流。一个小孩连和同伴交朋友也不懂，哪懂什么自己与自己交朋友？

在那种情况下打架斗殴是一举两得——既能打发无聊，又能驱赶孤独。

由于父亲过分严厉的高压，整个小学阶段我都很有点厌学，直到初中一二年级还不喜欢读书，成绩只能说勉强过得去。到了初三，随着父亲被批斗得越厉害，他对我的学习就越不上心。你说怪不怪，父亲对我的学习越是不上心，我对自己的学习反而越是用心。从前是父亲逼着我读书，慢慢变成了我主动去找书读。初中毕业时我各科发展比较平衡，偷偷看了一些文革前的小说，数学学起来也不吃力。从厌读书到想读书的孩子，我们乡下把这种情况称为“玩醒了”，我真的像是从蒙眬之中突然醒来。

上高中是住读，远离了父亲的“魔掌”照说更为自由，事实上我却比在家时更为自律。上高中时虽在文革期间，但邓小平已出来主持工作，学校开始进行文化课教学，高中三年一次也没有斗过老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老师们教得很认真，同学们也学得很刻苦。

班上的同学课内课外都偷看禁书，那时除了革命导师、鲁迅和浩然等极少数人的著作外，所有人文社科书籍都在被禁之列。人们把这些禁书称为“黄色书籍”，连《唐诗三百首》也在被禁之列，更不用说写谈情说爱的《红楼梦》，写妖魔鬼怪的《西游记》，写枭雄混战的《三国演义》，写落草为寇的《水浒传》了。

越是禁书同学们越想“犯禁”，越是“黄色书籍”同学们越想偷看，读书和接吻一样，偷来的反而格外香甜。偷读禁书紧张刺激，这养成了我爱好阅读的习惯；下一位同学正等着要读禁书，这又锻炼了我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也培养了我一目十行的阅读本领。

当时既没有高考的压力，又没有成绩排名的紧张，同学们得以自由自在地读书。大家把自己家的书带到学校去传阅，一本书通常都成了“猪油渣”，前后页全都脱落，书角全都毛边，有些小说读完了还不知道书名。

我们班几个爱读书的同学，几乎是比赛读书，哪位宣称自己读过什么书，如果其他人没有读过，大家都会投去羡慕和赞美的目光。现在还记得一位叫胡利畅的同学，他的阅读面特别广，作文写得也很漂亮，一次对我说他读了郭沫若刚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我连这本书名也没听说过，顿时觉得自己浅陋寡闻。

高中毕业时，我读了不少中外小说名著，除《金瓶梅》没有读过外，现在所谓“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都通读过，《水浒传》中的不少名句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今天的高中生很少通读名著，既没有通读名著的时间，也没有通读名著的心境。过大的压力，紧迫的时间，磨灭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减弱了青年求知的热情。

由于没有太高的阅读门坎，阅读小说和人文类著作是一种自发行为，而学习数学和其他理科知识，则离不开老师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开始要“先生领进门”，此后才“修行在各人”。

学生遇上什么样的老师，就像丈夫娶到什么样的妻子一样，全凭一个人的福分与两个人的缘分。我一路走到今天总是福星高照，高中时遇上的最大贵人就是数学老师阮超珍。阮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也就是我现在供职的大学。高一时她见我喜欢瞎琢磨，课后常常还向她请教，便暗暗送我一本文革前出的《初等代数》。这本数学大概400多页，当时我如获至宝，马上从第一页学起。由于没有掌握自学数学的诀窍，就像猴子吃栗子——不知如何下口，起初时进度非常慢。遇上拦路虎的时候，不好意思经常打扰阮老师，我怕别人说阮老师对我偏心，又不能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一天上午下课后，阮老师问学到哪里了，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自己的困难。见我自学困难重重，她让我每周向她汇报一下难点。每一课后面的练习题，不分难易我都做了一遍，做上记号的难题第二天重做。每课结束后我都会在脑中复述这一课的内容，归纳它的重点、要点和难点，进新课之前要复习一遍前两次的课程。自学时间一长就掌握了一些窍门，不只进度越来越快，而且越学越觉得有味。解出一道难题像攻破一座城堡，我像冲上敌军城楼挥舞红旗的勇士，内心涌动着胜利的喜悦与豪情。

学完了《初等代数》后，阮老师又送我一本《初等几何》。相对于解代数题，我更喜欢证几何题。有时一个难题要证几页纸，难题证出来后的成就感，没有自学过数学的朋友无法想象。

邓小平“复出”的1973年，我们那里还举办过一次数学竞赛，我在一两千名参赛者中夺得第3名。

假如那时像现在这样划分文理科，我无疑会被划在理科班。我的作文也算写得不错，鲁绪卿和胡仲弼两位优秀的语文老师还常给我戴高帽，但我的作文在班里不能称雄。我的数学在班里一直独占鳌头，对几何我好像有一定空间想象力，对难题也有较好的敏锐和直觉。

当时数学比现在高中数学的难度要小得多，竞争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可能把自己对数学的爱好，当作了自己的数学才华，恰如喜欢美颜照相的女孩，错把照片中的玉容当作自己的脸蛋。

高中三年虽然在文革中度过，但我的求知欲极其旺盛，碰到的老师又极其认真，所以我的学业并没有过多的荒废。学习进步极快倒在其次，关键是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初步训练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根据自己的经验，我始终相信兴趣并非天生，它是后天习得的结果。俗话说“将门出将，相门出相”，过去误以为是得自遗传，其实全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一个孩子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遇上什么样的老师，他就可能喜欢或讨厌什么样的科目，这有点像从前的女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全看你是什么样的命。

阮超珍老师是我的恩师，夫子河高中是我的福地。

我的一生有很多阴差阳错，我的专业选择就是将错就错。

高三下学期有一次办墙报，编排和抄写主要由我负责。墙报快贴完一大半的时候，我班主任袁老师碰巧从墙报旁边路过，看到我们的墙报都是一些批判文章，他老人家忽发奇想地说：“怎么都是清一色的文章，不找几个同学写一些诗呢？”说实话同学中没有人会写诗，教理科的袁老师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是诗，他可能只是觉得诗歌分行，看上去排列整齐美观。我们几个同学正在面面相觑，袁老师又发号施令了：“建业，你去写几首来！”

尽管前两年老师时常遭到批斗，他们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已大不如前，但平时我仍然不敢与班主任对着干。老师既然已经发话，我只好硬着头皮完成。

但凭我的语文水平无法完成，一来我根本不会写诗，二来就算是真会写诗，也不可能立马就能连写几首，像照相那样“立等可取”，相传七步为诗的曹植，历史上也只有他一人。完不成任务怎么办？第一个蹦出来的妙招就是“抄”。我们学校当时的藏书基本烧光了，我到阅览室翻了几份权威报纸，一口气抄了三首，还模仿报纸体式标明“外二首”。这三首诗个别地方我改动了字句，大部分却是一字不改地“忠实地原作”。没想到一贴出来袁老师赞赏有加，同学们也都拍手叫好，很快还得到了戴校长的热情表扬。

没想到抄了三首诗弄出了这么大的响动，得了这么多荣誉，小孩的虚荣心很大，胆子却很小，先不想承认是抄的，后不敢承认是抄的。

阅览室近几天的报纸大家都能看到，我在老师和同学眼皮底下抄诗竟然没人发现，我一激动就把这几首诗寄到当时一家报纸。几十年前没有互联网，很难查到原诗发在什么地方。无私无畏的我既然敢抄袭诗，糊里糊涂的编辑自然敢刊发诗。

抄的这三首诗歌发表后，我更是尝到了“写”诗的甜头，也确立了我当诗人的信念，从古代到当代，从中国到外国，什么诗歌我都读得津津有味，连湖北宜昌工人诗人黄声孝的作品也读了很多。没过多久，我真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诗来，七七年高考之前，我在当地小报发了不少诗歌，发了十几篇散文和一个独幕剧。于是，我死心塌地要当诗人。

七七年高考，湖北省的语文和数学试卷文理科通用，因为我们高中没有分什么文科理科。按我高中的学习兴趣和成绩本应考理科，可我为了实现当诗人的美梦报考了文科。我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校名叫华中师范学院。其实，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教书，高中母校有个物理老师是华中师大的校友，他说华师校园特别美丽，那里有一栋圆顶建筑。我一个乡下孩子连楼房也很少见到，更没有见过圆顶房子，一时间我把华师想得比天宫还美，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华师中文系。记得到华师本部报到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老师描述的圆顶房子，连问了几个老师都说没有圆顶房子，最后才有位老师告诉我说，物理系楼顶有个圆砣砣。我远远望着那个圆砣砣哭笑不得，正是它诱使我报考了师范，成了今天的教书先生。

入校以后，第一学期学当代文学，那个讲当代文学的老师讲了一学期当代诗歌，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学期都在糟蹋诗歌，我们系里所有同学都听烦了，弄得我一看到诗就想吐。幸好，这位老师后来调离了教学岗位，不然不知他要毁灭多少青年的诗人梦。一个糟糕的老师，就像一个糟糕的厨师，把一块上好的食料，做成了一道恶心的菜肴。读了三个多月我才如梦方醒，明白想当诗人的梦想极其荒唐——我的才能既当不了诗人，我的志向也不是当诗人。

我立即向教务处写信和申请换专业，我一门心思要转到数学系。过去的大学不准转专业，教务处的老师对我说，中文系是华师的好专业，要我坚定专业信念，培养专业兴趣。我找班主任刘兴策老师倾诉痛苦，并告诉自己读不下去的烦恼，还流露了想退学的念头。刘老师待人和蔼可亲，他轻言细语地劝我认真学习，还说中文系是华师最好的系之一，别系的同学很多人想进来，你有幸进来了却想逃走。我妈妈更是反对我退学，扬言只要我敢退学，她就跳到塘里淹死算了，遇上这么不争气的儿子活着也没意思。

妈妈以死相威胁，我便死了退学念头。

大学一年级我读得苦不堪言，觉得读大学无聊透顶，念中文系更是荒唐至极。吃不进，睡不着，上课是一种折磨，活着是一种负担。校医说我是“严重的神经衰弱”，现在来看可能是患上了抑郁症。偶尔还想到了死，一想到死就恐怖，家中还有将来要我赡养的老母，还有正在念初中的弟弟。我想尽一切办法振作起来，我每天早上和晚上跑步，不管失眠不失眠都按时起床，不管读不读得进去照样坚持读，到了二年级情绪慢慢好转。

我的记性至今还很好，临场发挥的技巧也高，哪怕患“神经衰弱”期间，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也是名列前茅。我的心情一天天“转晴”，我的信心也一日日高涨。

由于我的方音太重，中小学又没有学拼音，大学里学英语时连元音辅音也发音不准，每个单词的发音也不会拼。我语言的模仿能力很差，加上每个单词不会拼读，学英语时又快22岁了，因此觉得学英语比登天还难。很快我就从英语普通班“贬”到了慢班，原来教我英语的老师叫宋淑慧，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她笑起来特别甜美，只比我们七七级高一届，年龄比班上很多同学还小些，每次上课班里的男生都挤到前排。慢班的英语老师一脸苦相，说起话来又凶巴巴的，只要一看到他的凶相，我的心就沉到了谷底。

为了洗刷“贬”到慢班的耻辱，为了重回宋淑慧老师英语班，我请室友李建国兄教我元音辅音，教我如何拼读英语单词，又请班里家在北京的同学王玲玲大姐买了一本《英语小词典》。我白天背诵英语课文，一页页地背诵词典上的单词，就寢后睡在床上又默背一遍，第二天早晨背新课前先复习旧课。每天周而复始地干了将近一年，我的英语成绩很快就进了快班。

七七级同学中有的年龄很大，中文系同学学英语的信心都不足，学英语的热情也不高，我不放弃自然容易出头。三年级时我便能阅读改写的英语读物，这样我学英语的积极性更高，很多英语小说我没有读过译文，只读过一些改写的简易读本。几年后，发现自己能读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原著，当时的激动真无法形容。我不想把它归还图书馆，因为到处买不到罗素这本原著，宁愿惩罚也要把它黑下来。学校图书馆规定，学生借阅的图书两个月必须归还，归还后还可以续借。借阅的罗素英文《西方哲学史》虽是盗版，我对它照样爱不释手。我想出了一个不还书的昏招：对图书馆借阅老师撒谎说“丢了”。图书馆老师对我说赶快去找找，外文书规定是丢一罚十。我还是顽固地坚称“找不到”，罚款十倍我也要将它“据为己有”！这本书我保留至今，每页都划了记号。

后来我能较快阅读英文文献，能翻译不少英文随笔，大学里刻苦背诵英语名篇，大量死记英语单词功不可没。

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商务印书馆出了系列莎士比亚英文作品集，正好前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本。朱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太美了，不仅语言典雅华丽，念起来也音韵铿锵。我想莎士比亚的英文肯定更美，于是发誓要通读莎士比亚英文原著，从牙缝里省钱把莎士比亚英文集子都买了。二三十年后，自己仍旧体会不出莎氏原文美在何处，甚至根本就读不懂莎氏原文。一气之下将它们都送给了念英语专业的学生，只留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时不时把它拿出来摩挲，借此机会不断提醒自己说：“戴建业曾是个上进青年！”

班里可能要数我最喜欢逃课，老师讲得索然无味的课，听两三次后我就去图书馆自己看书，不再去教室里浪费时间。我在班上不是显山露水的“要人”，上课和逃课都没人在意。大学四年，我听课不多，但读书不少。毕业时我能顺利考上研究生，多亏了我平时逃课得法。

大学三四级出现了美学热，快毕业那年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此后我成了李泽厚的铁杆粉丝。我们寝室王祖国喜欢读哲学著作，大家都戏称他“小黑格尔”。受他的影响我也迷上了哲学，还随同学一块去武大听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

我学习中文完全是“将错就错”，幸好能够“先结婚后恋爱”，报考了中文逐渐爱上了中文，不像现在有些小两口，起初一激动了便结婚，往后一激动了便离婚。

在拙著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序言中曾说过，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比如我说话的神情和腔调，原本来于自己的天性，可从小因说话“没个正经”，我没少挨父母的打骂。在如何教育我的问题上，我父母的意见从来就不曾统一，但在男孩应该庄重这点上，父母的认识却又高度一致。“正颜厉色”是父亲在我和弟弟面前的“示范表情”，我本来就属猴，人也长得像猴，小时候走路蹦蹦跳跳，说话也总嘻嘻哈哈，我一开口父亲便骂我“轻佻”。父亲对我的期望与我的天性不啻天壤，我在他面前十分憋屈，他对我定然极度失望。何曾料到，等自己成人以后，才发现我说话的样子人们并不反感，尤其走上大学讲台以后，我讲课的方式同学们十分喜欢。

父母是用他们理想的男孩模子，来教育和铸造他们的孩子，宁可让孩子削足以适履，也不愿孩子适性而成才。再说，“一本正经”未必就“一身正气”，“一本正经”反倒可能遮掩了“四平八稳”。我们父母的人格理想，不一定是被社会认可理想人格。我早年要是被父母成功改造，小时或许能讨父母欢心，今天就必然使读者观众反感。

当然，要说起人生的“过山车”，非我那口独一无二的普通话莫属，它才真正让我尝够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眼下，我讲的“麻普”风靡全国，这两年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有的模仿到可以乱真的程度，连我本人也误以为是出自我的“金口”。海外许多华人收看我讲古典诗词的视频，我还不时收到他们对我的感激和赞美。上周B站的同学们还留言说，但愿我的“麻普”能做到“不忘初心”。

我老家麻城去年还请我回乡演讲，老乡们感谢我“把麻城话推向了全国”。

朋友们喜欢我的讲课内容和讲课方式，也爱屋及乌地喜欢我的方音。如今，“麻普”成了我的标识之一，与“麻普”相关的“你听懂了没有”，也成了我最有名的口头禅，《你听懂了没有》还成了我一本散文集的名书，它这一年多来一直畅销，从网上到书店再到机场，随时随地都能见到它。昨天晚上在上海用餐时，一位粉丝朋友就对我喊“你听懂了没有”！

这真让我大感意外，更让我喜出望外。水还是那条水，山还是那座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方言还是那个方言。何曾料到，当年麻城方音曾是我甩不掉的包袱，今天麻城方音成了我别树一帜的“优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得到呢？

这广为人们模仿的“麻普”，当年可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说来都是泪。

除了从广播和收音机中听到普通话，从强迫我父亲“交代问题”或找父亲“调查问题”的干部那儿偶尔能听到外地口音，上大学前没有听到过有人当面和我讲普通话，更没有人教我说普通话，甚至从小到大都没学过拼音。念中小学时，老师们讲课全是用麻城方言，高中教数学的恩师阮超珍是唯一的例外，她是用广东普通话给我们上课。上大学后，才知道竟然还有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还有人嘲笑我的方音！我们七七级是春季入学，永远也忘不了上学不久的一次春游，我走在前面发现了一处美景，马上招后面的同学说：“快来，这里最美丽！”班长俞志丹笑着问我：“你在说什么？”怕他们没听清楚，我立即又重复一遍：“这里最美丽！”班长更加疑惑地说：“你在说什么呀？”以为他是在戏弄我，我窘迫得满脸通红，他也困惑得一脸无奈，同行的几个同学都哄然大笑。学了拼音后才明白班长的确没听懂，因为“这里最美丽”五字，麻城方音是这样念的：“lè lì jì mì lì”。

大学四年，麻城方音不知给我造成多少尴尬，我的室友李建国差不多天天拿我开涮。建国兄语言模仿能力很强，用我的方音念诗是他的绝活，特别是学我朗诵刘禹锡的《乌衣巷》，从语音、神情到姿态都惟妙惟肖。“观看”他高超的模仿秀，我心情好时是一大乐事，心情坏时是一大难堪。顺便说一下，我们家乡“野草花”的“花”念“fā”，“夕阳斜”的“斜”念“xiá”，“百姓家”的“家”念“gā”。

方音招来模仿还只是大学生活的调料，问题是它严重影响我的学习成绩，而且还可能影响工作分配。我们学校过去十分强调师范特性，中文系要求学生“一手漂亮字，一口标准话”，因而对学习普通话十分重视。大学二年级，教我语音课的朱道明老师，课中常点同学们起来念一段话。一次点到了我，我让旁边的同学小声念，我跟着他模仿如何发音。朱老师以为我身旁的同学在聊天，告诫他“不要讲话”，同学一停止讲话，我马上就不能“说话”——我不能也不敢用乡音朗读。

最大的麻烦是教学实习。我实习的学校是武汉第十四中，一想到要给武汉孩子上课我就发怵。我与班里的美男子邓衍明分在初中班，班主任王迎跃是一位教数学的美女，邓衍明、我和班主任三人同岁。邓老兄是一位撩妹高手，嘴巴说的比脸蛋长的更要迷人，不到两周就把自己的指导老师，成功地变成了自己的女朋友。这小子可把我害惨了，王老师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对他非常“亲密”，对我只是“客气”。

更要命的是班里的孩子不懂假装“客气”。我第一课是讲《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开口就把课文标题中“永垂”的“永”念成了“ren”,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在同学们眼中可能已经不是老师，而是一个土得掉渣的滑稽小丑。过去在老家时我擅长表达，在武汉当老师简直不敢张口，我一张口同学们就挤眉弄眼地笑。本来我备课非常认真，由于独特的普通话无法上课。第三天就有一位学生家长投诉，她向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声明：“如果还是这个小戴老师上课，我家小孩明天就不来上学，我女儿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实习结束，其他同学都得的是“优秀”“良好”，只有我一个人只得了个“合格”。

这次实习得分高低并不重要，对我真正的打击是留下了阴影，使我对自己的“普通话”失去自信，研究生毕业后走上讲台仍然紧张。

果不其然，原先在什么地方摔倒，还会在什么地方跌跤。回母校一登教学讲台就放了哑炮，第一次课后学生就要求换人，理由仍和大学实习一样——听不懂。这才发觉问题十分严重，因为我可能一辈子与讲台无缘，我不能吃教书这碗饭了。因为普通话讲得不好，我曾被领导传去谈话。领导考虑把我调离教学岗位，决定让我去“搞行政”。当时把我给逼着急了，我跟领导当面顶了起来：“我的普通话不好，你怎么能听懂了我的话呢？”

生存的严酷性逼迫我学习普通话，那时候录音机还不普及，我买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时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其中“阅读和欣赏”节目特别重视，每次提前将原文标上拼音，先自己反复诵读，再跟着电台来正音，一两年下来练就了这口非驴非马的“麻普”。从此就很少听到同学们抱怨“听不懂”了，我的课堂上还常能收获掌声和笑声，再过几年我的课堂便“一座难求”。

2018年初，我十多年前录制的“走近大诗人”课程，超星截取其中一些短视频传到“抖音”上，有的短视频当日点击量迅速突破2000万次，点赞100多万人次。我的教学和“麻普”出人意料地受人欢迎。随着我越来越多的讲课视频上网，我被南北网友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我的很多“段子”到处流传，我的“麻普”不断上热搜。

可见，我的“麻普”就像中国许多戏文，它是我教学生涯中的一出悲喜剧：开头是劫难的连环套，结尾则是典型的“大团圆”。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讲普通话的普通老师，也一直十分享受做一个普通老师。

在窗明几净的书斋，泡上一壶好茶，摊开一本好书，一个人细品乌龙静读书，就是我的人间至乐。要是又能无拘无束地胡思乱想，再把自己读后的所思所感写成文章，还能与两三知己切磋分享，那更是让我进入了人间天堂，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因为本人就是湖北麻城人，麻城与武汉的气候风俗十分相近，从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便要求回到武汉工作，原本分配在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教中国文学史，华师母校的丁成泉老师要求改派，这样我才改分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这让我有一种双重“回家”的感觉——既回到了母校，又回到了家乡。在自己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我当了二十多年学科带头人，学科里无论是我的老师兄长，还是我的学生晚辈，无一不比我才高学富，无一不是谦谦君子，无一不支持我的工作，我也公平友善对待每位同仁，几十年来我无日不生活在友爱温暖之中。学科里谭邦和兄我们在大学四年同学，后来又在同一个教研室三十多年同事，三四十年来没有闹过矛盾，工作和生活上相互扶持，直到今天仍旧天天保持“热线联系”。古典文献学学科张三夕兄，虽然我们相交只有十几年，但我们的交情酷似酽酒，时间越久远情味便越醇厚，大家常在一起侃学问论时政聊人生，古人所谓“友于兄弟”恐怕也达不到这种境界。我对同学科的所有朋友都终生感恩。

原打算在武汉汤逊湖边买套房子，退休后在那里读书、写作、休闲，读自己想读而未读的好书，重温自己虽读而未精的经典，完成自己动笔而尚未煞笔的著作，顺便也翻译一点自己酷爱的英文随笔小品，当然更要玩转自己想玩而未玩的国家和景点。尽管头上青丝早已成雪，可我自觉身体还比较健康，记忆力也和年轻时没有什么两样，至今比有些研究生的记性还好，抢记可能比他们还快，记忆时间也可能比他们还长。要是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自己的后半生一定更为惬意；要是能够高度自律，退休以后自己或许更有成就。

近十年来，我的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虽然拥有许多读者，2012年还被网易评为“十大博客名家”，2015年海南出版社出了一套五卷本“戴建业作品系列”，但它的阅读范围毕竟只限于小众。三年前我的教学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互联网把我推到了大众面前，使我这个书斋书生成了“公众人物”，给我带来社会声誉的同时，也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不得安宁，各种媒体采访，各种团体邀约，各种社会活动，有些无法拒绝和逃避，不仅完全打乱了我日常的作息习惯，有些活动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做一些我既不善也不愿的事情。

一是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二是没有多少整块时间读书，眼见“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我的生命就在这种庸庸碌碌中耗费掉了。不擅长也不喜欢外出应酬，近几年我从很不习惯到十分恐慌，希望生活尽快回归常态。

去年九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一篇采访报道，文章的标题就是用我的原话——《戴建业：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在这次采访中我对记者说：“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太久可能就毁了。任何人要是一直在聚光灯下，什么事也干不成。”（《戴建业：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

红久了人就容易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在聚光灯下久了容易烦躁和浮躁，根本无法进行深入思考。我曾在“今日头条”的微访谈中说过，“铁冷却以后才会变硬，人冷静下来才会清醒。越是不被人关注，越是容易深入思考，被社会冷落的人，也许是最有深度的人”（今日头条“微访谈”《铁冷却以后才会变硬，人冷静下来才会清醒》）。被后人珍视的那些学术成果，通常出自那些生前被人忽视的作者之手。

元好问称道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淳”，俗话也说“平平淡淡才是真”，高名盛誉是一个人脸上的脂粉，洗去了这些脂粉才能露出真容。被人们“相忘于江湖”才是人生的常态，被社会过分关注是生活的变态。我希望洗去脸上的妆容，尽早回归从前的生活形态——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

到那一天，我的衣着还像从前那样不衫不履，写作还像从前那样无所顾忌，议论还是像从前那样尖锐犀利……到那一天，我就没有“长恨此身非我有”的痛苦，我就更有底气对大家说，“我是戴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