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研究战国时期韩国建立前半期的历史，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来看这个时期韩氏家族的构成。对于韩氏的出身，众说不一。不过，首先应加以简单地确认。司马迁认为，韩和周同姓姬氏，他们的后裔服侍晋国君主，后来韩武子受封于韩原㈤。《国语·晋语八》里有关韩宣子的记载说，曲沃桓叔(即晋侯的分族，公元前709年代替太宗)之子是万，他承袭了韩的封地，这就是韩氏的始祖韩万㈥。众所周知，韩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有权势的世族。与郤氏、栾氏、先氏等有权势的世族相比，韩氏的势力并不比他们大，如果通观春秋时期晋国的历史，与其说韩氏“一直竞争到取得最后得胜利”，不如说是“最后留在当地”更为恰当㈦。关于三晋在春秋晚期晋国的动向和“三家分晋”、韩征服郑的过程，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本文不做赘述㈧。我们知道，提到韩氏家族对县邑的支配，就要提到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关注的《春秋左氏传·昭公五年》之记载。这个记载(对话部分㈨)也是研究韩氏家族构成的重要史料。

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赵文子逝世，韩宣子(韩起)继位。韩宣子与叔向出使楚国，护送晋平公女外嫁楚灵王，楚王打算刑罚两人。以下是当时薳启疆进谏楚王的话。

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殃、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左传·昭公五年》

杜预注释(即杜注)里说箕襄、邢带“二人，韩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韩起庶子”,《左传会笺》引用刘炫的话说叔禽、叔椒、子羽乃“韩起之族”㈩，说明这五人皆是韩氏家族的成员。随后有“韩赋七邑”之说，那是因为“七邑”全都“成县”，这“七邑”的管理者就是韩须、韩襄、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这七人11。据说当时晋一共有四十九县，韩氏控制的县就占了七分之一。

笔者首先要关注的是史料中关于韩氏家族成为县邑的管理者的部分。当然也有人怀疑杜注的真实性。不过，箕襄、邢带可能是各出自箕(山西省太谷县东)、邢(河北省邢台市)第二代的韩氏家族成员。叔禽、叔椒可能是兄弟。左传记载的这个对话内容是昭公五年的真实记载，还是左传编者自己对战国中期的认识，现在已难以判断。不过笔者认为，即使是后者，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笔者同时认为，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这一阶段韩氏家族对邑的支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宗族势力的扩大和分裂的情况。左传的本部分记载称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为“大家”。另外在记载知氏、韩氏、魏氏“三家未睦” (《左传·定公十三年》)的内容中，韩氏也被称为“家”。在左传编者的认识中，“家”的对象呈现多层化。此外，韩襄为韩无忌之子，他继续了韩起(韩宣子)禅让的宗主之位(《国语·晋语七》)。而韩须是韩宣子之子，因此，“韩宣子—韩须”、“韩无忌—韩襄” 两个系统成为晋国要职。与已经灭亡的先氏、郤氏、栾氏一样，这是一个危险的方向。韩氏宗主依然没有能够在宗族内部建立巩固的地位。实际上，知氏灭亡后，宗族内部的矛盾就明显地凸现了出来12。恰在此时，三晋宗主在构筑与周王朝的关系和迁都“中原逐鹿”等不断遇到麻烦。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做过研究，本文不做赘述13。下一节将尝试探讨韩昭侯、宣惠王时期的君主权确立问题，这一时期的史料也比较完整。

二、

战国中晚期韩国的权力架构——

以君主权的建立和上层政权的结构为中心

公元前363年(杨宽的著作认为是公元前362年)， 著名的“明主”昭侯即位。昭侯八年(公元前356年/杨著公元前355年)，昭侯启用申不害担任宰相，实施了一定的改革14。申不害的改革与秦商鞅变法大致在同一时间进行。申不害是京(河南省荣阳县)人，是元郑的贱臣，通晓治国之“术”。所谓“术”，《韩非子·定规篇》定义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即为人主掌握的秘密、恣意妄为的手段。

关于申子的学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其有著作两篇，《汉书·艺文志》则说有六篇。不过，其著作未留传至今。申子著作的思想可以从《群书治要》卷三十六《申子·大体篇》中可窥见一斑。譬如，申子曰“明君如身，臣如手。你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这句话明确了君臣的区别及各自的职责。笔者所要关注的是前面所述的宗族势力扩大和分裂与强化君主权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君臣关系的明确化重要特征就是让宗室贵戚占据臣下的地位。请看以下有关的史料记载：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后也。(中略) 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对之。”——《吕氏春秋·审应览审应篇》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於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於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於王，王大说之。——《战国策·韩策一》

《吕氏春秋·审应览审应篇》与《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厘侯来朝”(魏惠王十四年踰年法年次、公元前356年)有关15。据《吕氏春秋》记载，当魏惠王要求恢复郑国时，昭侯感到困惑不解。对此，公子食我说“臣请”臣下昭侯，来对魏王做出反应。在《韩非子·说林》中也有关于公子食我的记载，其中记载了公子食我为了得到“相”的地位，与公乘无正争夺继任张谴“相”的内容。陈奇猷先生解释说，公子食我为“韩之诸公子”16。

《战国策·韩策一》记载申不害第一次谒见昭侯的场面。为了询问昭侯的好恶，申不害在观察赵卓、韩晁的“议”后，亲自向昭候进言。这也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节录，其中载有赵绍、韩沓的名字。陈先生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物17。在这些史料中，申不害也作为臣下言“臣请”，而赵卓、韩晁以“为人臣者”阐述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两个史料记载应是战国晚期后编者自己的认识，特别是后一个史料，昭侯的王号本不应该称为“韩王”，因此明显是经过改编的。“王”宣惠王以后的时代才开始称呼的(公元前326年／杨著公元前325年)18。尽管如此，这样在这个时期左右，韩氏宗主开始确认君臣关系。正是昭侯和宣惠王将宗主分族和所谓“大家”成功确定为臣下的地位。

申不害拟以“术”构筑君主专制的统治体制，不过，申不害重视法令也是不争的事实。法治的形式虽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已开始形成，《韩非子·定法篇》中有所记载。因为那份记载很著名，因此只得割爱。不过，“晋之故法”与“韩之新法”的并存，表明宗室贵戚支撑的世族世官制和“因能授官”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新官僚体制的交错并存。“先君之令”与“后君之令”的并存，表明法律上的支配并未成熟19。同时，申不害自己也让堂兄做官，所以改革中途夭折。

可是，从后述出土韩国兵器上的繁式、最繁式铭文来看，表明兵器制造有着严格的要求，并明确了职责分工，由此可以推断法律的存在。再者，从近几年猛增的出土文字资料，也可以看出战国中后期韩国各部门的官僚机构迅速成立、发展的影子20。可以说，变法政治的萌芽的确被继承了下来。

那么，在这样的官僚机构和法律统治框架下的战国中晚期，本文尝试探讨韩国中央、地方和军事组织重要的职位。

1、中央官——关于相

在昭侯和申不害的相继去世后的威侯(以后的宣惠王)时代(公元前333～公元前312年)，威侯由公仲担任宰相。这个时期，韩国开始有跟公仲较量势力的存在，这就是公叔。因为两人均称为“仲”、“叔”，因此，他们可能是昭侯或者威侯的兄弟。宣惠王从前希望“两用公仲、公叔” (《战国策·韩策一》)，但被摎留制止，理由是“其多力者內树其党，其寡力者籍外权”。实际上，两者都卷进了周边各诸侯国，韩国国内形成了派系争斗。从宣惠王到襄王(公元前312～公元前296年)，公叔的齐、魏、韩联合与公仲的秦、楚、韩联合可能形成了对立。但由于公元前306年公仲去世，此后由韩辰担任宰相(《战国策·韩策三》)。有兴趣的是，均由韩氏家族担任百官之长的相。除公仲、公叔、韩辰外，前节所述韩相侠累(韩傀)是公元前260年前后的桓惠王时期的韩熙，最后一代君主韩王安(公元前238～公元前230年)的相国韩玘(《史记·李斯列传》)。

官职的世袭制也存在。刘邦集团的功臣张良的祖先(开地、张平)世世代代担任着韩国的相(《汉书·张良传》)。

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韩国也有段规、严遂、许异、张谴、公乘无正、申不害等非血缘关系的人担任一代的相21。同时专门负责外交的相也开始存在，所谓游说之士苏秦(公元前318～公元前317年)、犀首(公元前313年)、樗里疾(公元前308年)等，这些人担当外交相期间被外交关系的变化，大体上任期都很短。

2 、地方统治机构和县令

关于地方统治机构，根据出土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可以复原一部分出来作为弥补文献史料的补缺，值得关注。由于铭文的基础工作(释读和编年)在其笔者以前写的文章里已加以探讨，请参照22。本文根据上揭拙文研究的成果，列出了县令担任者之表。

表1和表2是从青铜兵器铭文中列出的战国时期韩国的县令。非常有趣的是，在郑(后述)、宜阳(韩)、负黍(韩譙)、卢氏(韩岁厥)、新城(韩定)、喜(韩琢)、格氏(韩臾)、阳城(韩季)、纶氏(韩化)、□雍(韩匡)、安阳(韩望)、襄城(韩沽)等各县，均由韩氏家族成员担任县令。这实际上印证了我们在第一节里谈到的《左传》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的统治体制。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探讨其变化的情况。

战国时期韩国的国都郑县的县令，韩熙→向彊→赵距→兹恒→韩恙→→韩半→，由此可以看出，县令不断地交替担任。再者，县令的交替并不一定是箭形符号所形成的顺序，也有其他人中途担任的可能性。同时，还存在着局限性，即仅限于郑县的例子。但这些资料告诉了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首先，关于县令的任期，从纪年的连续来看，“”从桓惠王三十一年到韩王安三年，县令至少担任了七年，“韩半”担任二年，“”担任三年(或者担任四年)。县令的任期，好象并未固定。其次，关于韩氏家族成员的任职。“韩熙”、“韩恙”、“韩半”的韩氏家族似乎被编入了官僚机构中，但至少在任期中没有被特殊对待23。关于异姓的县令，究竟是怎样的缘由，很遗憾的是，笔者也未弄明白。他们可能是有战功之人，或者是文士，或者是韩氏第二代、第三代家庭成员。另外有趣的是，由于 “赵距”的存在，表1 11～14号的青铜兵器铭文里，也有“赵它” 担任司寇，以及与韩氏有着婚姻关系的赵氏家族担任要职的记载。另外，前文还引文介绍了作为辩才的“赵卓”。笔者还通过其它资料发现，三晋互相存在通婚关系，韩国的赵氏、赵国的韩氏和魏国的赵氏均有人担任要职，我将宗室和姻戚合在一起称为“宗亲”势力，用以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宗亲)在政权架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24。关于这一点，我想在本节末再进行探讨。

另外，关于周边民族，我认为，从羌钟铭文里可以确认韩氏家族集团的统治权，因为韩氏要求非华夏族贡纳和服军役25。关于编年问题，白川静先生认为是晋烈公二十二年，平势先生则认为是晋孝桓公二十二年。再来看封君，杨宽先生举例探讨了安成君、公子长、山阳君、成阳君、市丘君、阳城君和春成君26，不过，他们似乎均未世袭。我认为杨先生所说也和他们差不多，均是韩氏家族的成员27。

3、军事组织——关于将

最后再来探讨军事组织。苏秦向宣惠王所提的建议里有如下的论述：

韩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战国策·韩策一》

苏秦的言辞虽然有些夸张,但据说韩已有“带甲数十万”。另据《战国策》记载，有人对厘王(在位公元前295～公元前273年)说“悉之不过三十万” (韩策一)，叙述一变，韩兵较少。不过，都能说把战国中期的郡县征兵制的成立作为背景吧。上一节引用的《左传》以“长毂九百”战车的数量来表示军队的规模，也是以数十万步兵的数量来夸大军事力量。最后再来看将的担任者。

韩举(将 宣惠王八年 公元前325年 韩世家)

申差(将 同十六年 公元前317年 秦本纪、韩世家)

䱸(将 同十六年 公元前317年 韩世家)

犀首(将 同二十一年 公元前314年 秦本纪)

韩明(韩朋的错误)(将[率师] 同二十一年 公元前312年 济水注引竹书纪年 魏襄王七年)

公孙喜(将 厘王三年 公元前293年 秦本纪、韩世家)28

暴鸢(将 厘王十三、二一年 公元前299年、前284年 秦本纪、韩世家)

关于将，能够确认韩举、韩朋(即前面所述的公仲29)等韩氏家族成员担当了将的职位。公元前317年的修鱼之战中，担任将的申差、䱸和太子奂带军征战，遭受斩首八万二千，从而大败(《史记·秦本纪》)。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了中央官(相)、地方统治机构(县令、周边民族、封君)及军事组织(将)的担当者。涉及到战国中晚期韩国的权力架构全貌,不过我认为，关于上层政权的构成特征，韩氏家族担任要职已摘要叙述完毕。除此以外，也有象张良一样数代担任相的家族的存在和赵氏家族担任要职的情况，宗亲、有权势世族的根深蒂固的存在也阻碍了战国时期韩国的富国强兵之路。

可以说，韩非指责的“重人”和“大臣”们虽然未具真名，但还是指出了本节所探讨的作为中心势力的韩国宗室贵戚30。战国时期韩国的中央集权改革因此可以说中途夭折。

结束语

本文以上层政权的构成为中心，探讨了战国时期韩国的权力结构，在第二节详细地加以论述。笔者需要再次强调以下两个问题。

①通过对《左传》昭公五年著名的史料“韩赋七邑”的再次研讨，指出了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韩氏家族担任县邑管理者的可能性。

②战国时期的韩国重视血缘原理，韩氏家族一直占据了中央、地方和军事组织的很多要职。在本文第二节中，笔者整理了《史记》《战国策》等既存文献记载的相、将担当者和青铜兵器铭文里记载的县令担当者。

由此看来，从春秋晚期及至战国中晚期，韩氏家族似乎维系着血缘性的团结。可是不能忽视①和②之间的变化。与第二节前半部分论述的一样，韩氏宗主昭侯、宣惠王时期在宗族内部建立了巩固的地位，使韩氏家族成为臣下，同时成为臣的韩氏家族担当被重新整备的国家机构的官僚。为新的机构、制度赋予以往的血缘秩序。如果要肯定地评价的话，只能那样评价。但韩氏实际上利用王族的身份，夹杂有追求私利者和不听从命令者，这对韩国的国家支配来说，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从韩非的抱怨，我们可以了解从出土史料所不可能了解的当时的现实情况。

注释：

㈠ 本文原载《史海》(东京学艺大学史学会)51，2004年(拙著《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青铜兵器》汲古书店，2008年所收)。这次翻译当中，加一定的修改。

㈡ 本文参照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从近几年来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学者对六国固有条件的专门研究也越来越增加。

㈢ 太田幸男《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史论》汲古书店，2007年。江村治树《春秋战国时代出土资料的研究》汲古书店，2000年。关于三晋，参考吉本道雅的著作《中国先秦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年)也十分有益。藤田胜久的著作《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通过史料加以研究，谈到了战国七国的地域特征。

㈣ 战国史料中存在很多关于纪年的矛盾，本文采纳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研究序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的编年方案。关于战国时期的记事，本文参照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㈤ 《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㈥ 《国语·晋语八》“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韩宣子)曰，……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

㈦ 增渊龙夫《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和国家》(《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古代四 东亚世界的形成》岩波书店，1970年，180页)。

㈧ 吉本上列书参照。平势隆郎《晋国的县》(《左传的史料批判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第一次出版1982、83年)。

㈨ 日本方面，平势隆郎上列《左传的史料批判的研究》继承了小仓芳彦的研究成果，进行形式分类，指出说话(即故事)的对话部分是由后代编写的(战国中期的认识)。

㈩ [隋]刘炫《春秋规过》卷下九叶([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春秋类所收)。

11 平势上列《左传的史料批判的研究》349页。

12 公元前398年，严遂使用刺客聂政杀害韩相杀害侠累(韩傀)(《史记》韩世家)，韩严(韩山坚)弑杀了哀侯(《史记》韩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

13 关于战国初期的家谱、城堡城市的变迁、征服郑的过程，参照平势、吉本两人上述著作。

14 关于申不害思想的概要，参阅郭沫若《十批判书》第八章《前期法律家的批判》(1951年初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收)。重泽俊郎《中国古代的法治学说》《法制史研究》十九，1969年等参照。

15 吉本上列书479页。

16 《韩非子新校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78页。

17 陈上列书566～567页。

18 作为战国王权的建立，其观念、思想体系的形态尚需进一步研究。尾形勇、平势隆郎《世界的历史二中华文明的诞生》(中央公论社，1998年) 参照。

19 关于法律规范和官职，参照董说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韩职官〉〈韩刑法〉。

20 参照江村治树《战国时代出土文字资料的国别特质》上列书所收。

21 严遂“重於君” (《韩非子·内储说下》)。对于許异，刺客聂政刺杀宰相后未做停留，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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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遇到了韩列侯，许异踢倒列侯救了他一命。由于此功绩，其终身担任相(《战国策·韩策三》)。公乘无正是以三十金的贿赂得到了张谴的推荐和支持(《韩非子·说林上》)。

22 拙作《郑韩故城出土铜兵器的基础考察》《学习院大学人文科学论集》十三、2004年，《关于战国韩国的地方铸造兵器—战国后期韩国的领域和权力结构—》《学习院史学》四十三、2005年 (拙著《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青铜兵器》所收)。

23 可能也有晋升等的差异。黄茂琳(黄盛璋) 《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年第6期，376～377页。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

24 拙文《(报告记事)战国中晚期三晋的政权结构试论》《史学杂志》第112编第12号，2003年。

25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四 二○四， 羌锺，白鹤美术馆，1971年。

26 杨上列书688～689页。根据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古文字研究》十七，1989年，19页)等，在郑韩故城出土的青铜兵器里有“春成”“春成□相邦”的兵器，黄氏说春成君是韩国的封君。

27 杨上列书266页。

28 公孙喜好像兼韩、魏两国的将似的。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案上文言魏使公孙喜攻楚，则喜是魏将也。故穰侯传称虏魏将公孙喜，乃此纪及白起传，不言喜为何国之将，而六国表书虏喜于韩表中，韩世家谓使公孙喜攻秦，秦虏喜，似喜又为韩将矣。盖伊阙之役韩为主兵而实使魏之公孙喜将之，故所书不同。”

29 《水经注》卷八济水注引《竹书纪年》有“襄王七年，韩明率师伐襄丘”，雷学淇、杨宽先生认为当时的相国是韩朋(公仲) ( 《竹书纪年义证》卷四○，《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49页)。问题是，济水注引《纪年》里同时也有“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贾比率师伐郑，韩明战于阳，我师败逋”的记载，梁惠成王五年，亦即公元前365年。如果此处所指的韩明也是公仲朋的话，那他就非常的长寿了。杨宽先生根据范祥雍的见解，认为把梁惠成王五年当作后元五年是错误的(《辑证》270页)，估计也可能是公仲朋以外的“韩明”。

30 上原淳道先生指出，在韩非亲自创作的诸篇著作中，以避开“韩”字的故事做为线索，韩非非常关注“重人”、“邪臣”，同时又批评迟于改革的韩国(《有关韩非，及＜韩非子＞的一考察》，《上原淳道中国史论文集》，汲古书院，1993年。第一次出版1969年)。

【略称】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17戈·戟》、《殷周金文集成18矛·剑·杂兵·车马器》中华书局、1994年。郝表：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10 黄论文：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1 请参阅本文注22拙稿。

出处

原载《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引用请查阅原文。

——来源：先秦秦汉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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