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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古城北京的春节，尽管呼啸的北风无情地席卷着大地，但却无法压抑住人们愉快的心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在熙熙攘攘的前门火车站里时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个个军人家庭从车站里走出，男军人脸颊落满尘灰，手携简单行李，精神抖擞，阔步走在前面，女军人或是怀里抱着孩子，或是手里牵着几岁的儿童紧随其后。小孩儿的目光一会儿盯住那“叮叮铛铛”的有轨电车，一会儿又被从饭铺里飘溢出来的香味所吸引，眼前的世界对孩子们来说真是太奇妙了。

这群军人的目的地是前门煤市街的新华饭店（有一部分人先期住在大栅栏的解放饭店，后来也搬进新华饭店），这是一座二层木制的建筑，虽然设施并不十全十美，但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排名也仅次于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外交干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紧急从解放军各部队抽调干部，经过层层推荐、选拔和审查，一批优秀的军人在春节前后来到北京，新华饭店就是外交部设立的报到处。这里成了新中国红色外交家诞生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一批叱咤国际风云的将军大使，从此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辉煌篇章。

1949年10月16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左六）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后合影

迫在眉睫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由西柏坡进驻北平。

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确立了新中国的大政方略，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法律化。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并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3日，中国、苏联外交部长互相致电，宣布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6日，中苏正式任命派驻对方的大使。10月10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到北京火车站欢迎。10月2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

1949年10月期间就有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罗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利亚、南斯拉夫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1月8日，中国外交部正式成立。部、司、处等人员各就其位。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然而，让周恩来总理最为着急的是没有那么多预备的外交官可以去国外任职！因为新中国与原国民政府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无论是从政治立场、社会经历，还是思想感情、工作方法都不可能继续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活动于世界舞台上了。毛主席“另起炉灶”的重大外交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对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一律不再留用，新中国的外交官必须由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担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许多斗争经验丰富，有才干的将领，历史进程将他们推向新中国的外交舞台。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中央政府决定紧急从部队中选拔一批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出任中国外交官。大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从兵团、军级中物色。中央军委还发出通知：每个军推荐一位师级和两位团级干部供外交部挑选。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录中披露的信息和他们的子女提供的情况，有如下一批高级将领都曾有被选为大使的经历，他们是：粟裕（三野副司令员）、许光达（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周士第（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司令员）、肖克（四野参谋长）、刘震（四野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韦国清（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刘志坚（二野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中央军委二十三兵团政委）……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从事外交工作，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重视。

经过协商挑选，首批十几位驻外大使名单尘埃落定，他们是：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东北局城工部部长）；驻匈牙利大使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三野七兵团副司令员、三十二军军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驻罗马利亚大使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四野副参谋长、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长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及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太原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驻瑞典大使耿飚（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二野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济南市市长兼第一书记）；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内蒙古宣传部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中央统战部副处长）；驻瑞士公使冯铉（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

这些第一批出任大使的将领在1949年11月陆续离职，奉命来京开始他们的外交生涯。还有一批从部队中优选出来的师团级干部也同时来京加入到外交官的队伍。

相聚京城

1964年，周恩来（前排右五）、陈毅（前排左七）会见部分驻外使节及夫人

第一批外交官来自五湖四海，那种在战争烽火中建立的互依互存、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兄弟之情使得原本安静的饭店到处是畅快的笑语。

当耿飚开着部队赠送的吉普车携家带口地来到新华饭店时，不停地与长征时期的老战友姬鹏飞、谭希林、彭明治、倪志亮打着招呼。他看到曹祥仁时，上前拍着肩膀说：“老兄，没想到刚分手几个月，我们又在这里重逢了。”原来耿飚率领的十九兵团参加完平津战役后又马不停蹄地挥军大西北战场。在西北战场，军委为了加强军事通讯联络，将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四野副参谋长曹祥仁调到十九兵团协助工作，他们并辔驰骋在大西北的广漠原野上。

说话嗓门很大的黄镇见到姬鹏飞时激动地说：“当时若不是您出手相救就不会有今天的黄镇了，救命之恩永生不忘！”事情是这样的：黄镇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投奔冯玉祥的部队当了兵。蒋介石为遏制冯玉祥，将冯玉祥的二十六路军派到江西去围剿红军。部队驻扎宁都后苦于受蒋介石的歧视，加上红军的反击与围困，粮饷不济、瘟疫流行。二十六路军是以北方人为主的部队，不适应南方的环境气候，许多官兵死于疟疾、赤痢等病。身为上尉参谋的黄镇也患上了赤痢病，病危之际，当时的军医姬鹏飞给了他一瓶德国产的特效药“铁丸”，才使他从死神那里逃了出来。在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二十六路军17000人起义参加了红军，组建了红五军团。从此姬鹏飞、黄镇都参加了革命。

王幼平与黄镇可是老相识了，当他们回忆起共同经历过的硝烟往事，提起互换书包的事时，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王幼平对黄镇说：“那次你可占大便宜了。”那是在长征路上，黄镇由红五军团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起笔描绘红军长征途中的场景，日积月累，绘画已经有好几百张了。他把这些画放在一个布书包里，雨打即湿、日晒又干，使得这批画难以保存。一天，他见到宁都起义时的战友王幼平来红军学校学习，身上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皮包，心想要是能用它来装自己的画该有多好，于是毫不客气地向王幼平提出换书包的请求。当王幼平得知黄镇是用来保存他的画就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这个皮包就与黄镇形影不离了，无论是冲锋打仗还是行军露营，总是精心保护。但长征路途漫漫艰辛异常，黄镇在长征路上画的画还是遗失了不少。

1938年上海作家阿英从别人手中得到数十张黄镇画作的照相原稿，看过后惊喜万分，认为这些画对国内外宣传红军长征有着巨大意义，于是不惜代价，整理成册，以题为《西行漫画》印制了2000册。因当时画稿未署名，辗转得知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肖华那里得到的，就在作者一栏中署名肖华。1959年作家刘白羽的朋友在北京隆福寺书摊上发现了这本画集，他向刘白羽推荐此书，刘白羽感到这是本重要的历史见证，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建议重新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采纳这个建议决定重新出版，当他们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请他写序言时，肖华十分惊诧，说不是他画的，但又记不清是谁画的了，所以在这本画集出版时，作者一栏就空着。直到196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通过线索找到黄镇时才得到确认。

倪志亮与黄镇是一对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的搭档。在抗日战争时期，倪志亮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时黄镇是政委，二人关系密切，更不被人所知的是倪志亮是黄镇的“大媒人”。倪志亮夫人石玉瑛有一个好朋友、好同学叫朱霖，经倪志亮夫妇撮合介绍给了黄镇。在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花好月圆”的恋爱时间，很快他们就成亲了。几十年相濡以沫、感情融洽、同甘共苦的黄镇、朱霖夫妇非常感谢他们的“媒人” 倪志亮夫妇。当石玉瑛见到朱霖时打趣地问：“怎么样？当年我没介绍错人吧？”朱霖含笑答到：“那当然了……”

凡是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都看过当年在延安轰动一时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当大家听说这部话剧的作者姚仲明也在学习班时，都情不自禁地围着姚仲明畅谈自己对该话剧的观后感，并常常为剧中人物的安排及结局争论不休。

姚仲明见了黄镇急忙上去握手打招呼：“我们不认识，但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国共双方加上美国，成立三方调解领导小组（简称军调部）处理在国共之间发生的摩擦。黄镇出任军调部执行小组中共驻新乡首席谈判代表（少将军衔）。在国共谈判期间新乡地区异常激烈，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有一次三方代表乘两辆吉普车前往一个地区视察，由于车速过快尘土飞扬，在接近我方阵地时，哨兵鸣枪警告但车仍然前进，哨兵开枪误将蒋方一名少校翻译打死。此事被蒋方大肆渲染，并组织地痞流氓将中共代表团驻地团团围住，天天滋扰闹事，还扬言要“血债用血来还”“处死黄镇”……黄镇面对困境冷静沉着，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共代表团强烈抗议下，中调执行总部出面解决了这次纠纷，被围困6个月的中调部新乡中共代表团顺利地撤回解放区。姚仲明告诉黄镇，他当时是青岛中调部执行小组成员，听到黄镇处于危险之中，大家都为他的安危担忧。

姬鹏飞一进入新华饭店的大厅，只见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马上立正行军礼：“老部长，好！”这是延安时期姬鹏飞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长时部下对他的习惯称呼。这位军官叫王雨田。河南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在北平协和医院研究生班进修过。“一二・九”抗日学潮中，他曾任开封市学联主席，领导过数万学生游行、罢课、卧轨等抗日活动。当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投笔从戎，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中央军委卫生部当了一名普通医生。1938年姬鹏飞奉命调往新四军工作时，将王雨田作为助手带到新四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姬鹏飞介绍王雨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王雨田任新四军七师卫生部长。

1944年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生病。陈毅司令员派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去山东给罗荣桓政委治病，需要一名既懂医术又懂外语的干部同行，陈毅司令员挑选上了王雨田。这样王雨田离开了新四军前往山东，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并与罗生特一起给罗荣桓政委治病，后随其去了东北。没想到与姬鹏飞分别几年后，又在外交部与老首长相逢，这使他激动万分。最初姬鹏飞准备去英国当大使，后因中英建交未果，就改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使团长（因当时民主德国是苏占区，故称使团长）。而王雨田则被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参赞，在他以后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又一次成为老部长的部下。

再铸辉煌

1950年8月，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左四）赴朝任职，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左三）、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左五）等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

作为军官，在他们的戎马生涯中最熟悉的事情就是带兵打仗了。正当他们指挥着千军万马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为解放全中国做着不懈努力时，组织上调他们到并不熟悉也不善长的外交战线工作，起初许多人并不愿意离开部队，有人专程去找领导申诉不去的理由。

韩念龙正在作战室里制定解放定海作战方案会议时接到调令，他马上找到陈毅司令员表示要留在部队参加作战。陈毅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少说费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

王幼平所在的部队正在进军桂林，途中接到命令后，他听说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要到长沙，就赶到长沙等候首长。当见到刘邓首长时，王幼平表示参加解放西藏的请战报告已呈上，是否可以不去北京报到了？邓小平说：“晚啦，中央要调3个人去外交部，阎红彦已决定不去了，中央调3个人只去一人不好交待（刘志坚到北京后中央另作了安排），服从组织安排。”

姬鹏飞到了北京后还认为只是暂时过渡到外交部，以后还是要回部队的。没有想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干就是几十年，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成为出色的职业外交家。

他们是军人，在新华饭店里，时而三五人围在地图旁关注着全中国的解放进程；时而打电话询问自己所在的部队的行动，并不时地出谋划策；时而又聚在一起为解放西藏、解放台湾的战略战术争得面红耳赤。

他们是军人，深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在课堂上、在宿舍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相互切磋、互相交流的场面。袁仲贤在对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侵犯新中国主权时对外交涉的过程和耿飚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带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经历，都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许多人又拿起了书本，重温起遗忘的外语单词，因为他们清楚今后将不再是用刺刀去拼天下，而是要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去搏高低。

他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摒弃自己的愿望，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无怨无悔地作出了坚定的选择。

他们是军人，当他们站在新中国外交第一线上时，深感肩上责任之重要，面临新岗位的挑战，面对新的使命，他们像军人在战场上冲锋打仗一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摘编自《大连党史》2014年第2期，原文标题《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记实》。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