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持一种沉默姿态。这就如钱锺书的字——默存一样。默存，即默默地生存。因为默默地生存，所以能平安地生存。因为平安地生存，所以能长久地生存。有人会批评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没有对社会中的不合理提出批评和抗议，只是明哲保身，不足为训。对于这一点，钱锺书也有自我反省。他在给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认为杨绛漏写了一篇《运动记愧》，这“愧”就是愧疚。不过，他们没有为了保全自己，去造谣诬陷他人，去落井下石。就此而言，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底线是保存了的。

杨绛一家是大时代中的小家庭:在大时代的暴风巨浪中，成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相对坚实的岛屿。这是温馨的一家、和睦的一家。

杨绛和钱锺书都是知识分子，都很有个性。学会妥协和包容，是构筑温馨的家的基本条件。钱锺书才华横溢，但现实生活能力比较低下，他分不出左右。杨绛喜爱钱锺书，既要能欣赏他的才华，又要能忍受他的笨拙。杨绛在英国生女儿，住在医院里。钱锺书这段时期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而杨绛每次都是鼓励。这份容忍是保持爱情持久的溶液。

抗日战争中，钱锺书回到上海与杨绛、钱瑗团聚，接到父亲钱基博从湖南寄来的信，要钱锺书去湖南一所国立师范大学任英文系系主任，并侍奉父亲。当时，钱锺书被西南联大聘任为英文系教授。该如何选择?钱家的人都主张钱锺书去湖南，与父亲一起工作，钱锺书不敢违抗父命。独有杨绛认为，钱锺书父亲身边一直有人侍奉，并不需要儿子过去。钱锺书当时就任西南联大教授，学校并没有解聘他，应该去西南联大。但最后，杨绛还是妥协了，钱锺书去了湖南。

即使是最幸福的家庭，也免不了病痛和死亡。丈夫和女儿都病了，两人住在不同的医院。杨绛在两个医院之间奔波。如何来记叙这段痛苦的日子，见证亲人离开人世的最后岁月?杨绛采用艺术的表达方式，把丈夫和女儿生病最后离开人世的过程化为一个“万里长梦”。这就是《我们仨》的第二部分。亲人病重，无论对哪方都是一场噩梦。但杨绛的所谓“万里长梦”，也不排除暗示着亲人病好的希望。那场生病死别的过程，对活着的人来说，恍如梦中。把现实生活、对亲人思念而产生的梦幻般的感觉结合起来，把亲人去世的过程写得迷离恍惚。

1981年，杨绛一家搬入三里河寓所，他们拍照留念，还有题记:“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可见搬入三里河寓所，他们一家无限欣喜。可是等到女儿与丈夫先后离去，对于老人杨绛来说，亲人没有了，家的温馨没有了。杨绛写道:“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杨绛把三里河寓所比喻为“客栈”自然寄托着对丈夫和女儿的浓浓思念，这是对于他们一家曾拥有的美好过去而言。相对于当时的杨绛来说，客栈的比喻则另有含义。既然三里河寓所是客栈，那么杨绛自己就是旅客。既然是旅客，她的旅途总有一个终点。杨绛知道这个终点是什么，但没有明说。

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有一句名言:人生在世，不过是过路的旅客。也许，在阿奎那那里，过路的旅客最终将迎接神的到来。而杨绛把家作为客栈，把自己视为旅客，或许暗示着最后将去另一个世界与丈夫和女儿团聚。（来源：齐鲁晚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