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在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发表讲话。

　　“我也想让机构存活下去，但我们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深圳绿蔷薇女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丁丽在7月份的公开信里这样写道。幸运的是，这篇筹款文章打动了许多网友，逾两万网友捐出56万余元，帮助绿蔷薇自救成功。

　　然而，更多的公益机构仍深陷财务困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公益组织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中国发展简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逾六成公益慈善组织遭受重大或较大影响。其中49.9%的公益机构“面临不少困难，但还能坚持”，14%的机构“受疫情影响很大，难以为继”。有分析称，第三季度是许多公益机构的生死时刻，或有大批一线公益机构从此消失。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如何帮助公益组织度过难关，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命题。7月14日举行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来自全国的公益机构和社会组织代表、30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针对公益慈善数字化、透明化建设和如何破解困境等问题，与在线参会的公益慈善机构从业者、网民进行了深入分享和探讨。

　　互联网助力公益组织“战疫”中进化

　　疫情对公益机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项目执行层面，有67.5%的项目无法进社区开展活动，36.1%的项目因为疫情原因而被迫暂停与社区合作。而在资金方面，最大程度影响公益机构运作的因素是新的筹资机会减少，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资金都向疫情相关项目靠拢，导致传统项目被边缘化。

　　为帮助公益慈善组织摆脱困境，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支撑不可或缺。

　　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7月14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各界通过各级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累计捐赠396.27亿元，其中，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18.67亿元，参与人次达到4954万人次。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向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发来致辞。

　　谈到互联网募捐的重要性，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在会上表示，互联网丰富了公益慈善的参与渠道，创新了慈善形式。2019年全年，全国共有108.7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比2018年增长了28.6%。近3年来，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19年募集金额更是超过5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8%。

　　而关于技术的使用，疫情期间，不少公益慈善组织经历了从最初因人力调配不足、资源分发不及时而被网民吐槽，到后来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进行全球疫情精准快速救援的转变。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在峰会的主旨发言中提到，本次疫情严峻，是名副其实的一场“大考”，但公益伙伴们在互联网等技术的助力下加快自我进化，截至6月初，累计近1300万人次在腾讯公益平台上为驰援“战疫”捐赠善款，共计超过6.06亿元。

　　“网络应用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表明技术在公益慈善事业上大有可为。在疫情下疫情带热云经济，创下互联网新应用规模的世界纪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铨在峰会上说，疫情期间，直播带货火热上涨，5G技术支持8K的超清视频直播，面对面回答消费者问题，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信誉度。

　　七成企业家参与“战疫”公益活动

　　但要推动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仅仅依靠几行代码和技术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社会资源的调动，这时企业的参与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3月发布的《2020胡润企业家战“疫”特别报告》显示，在疫情爆发阶段，国内70%的企业家参与了各种类型的战“疫”公益活动，他们以捐款、捐物资、调动企业驰援疫情重点地区等方式深度参与到公益慈善组织的行动中。

　　“企业的专业能力、资源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发挥公益行动力的三大能力，企业家掌握的不仅是财富，更珍贵的是资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复星国际董事长、复星基金会创始人郭广昌说，做公益要和做企业一样，必须要能够整合资源。

　　复星国际董事长、复星基金会创始人郭广昌在会上发言。

　　早在2007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将利用技术驱动公益与企业联动作为一个重要融合点，除了每年99公益日深入将公益慈善组织和企业打通外，更通过诸如微信捐步企业联动、企业一起捐平台等产品能力，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公益的热情，降低企业参与公益的门槛。

　　而在抗疫期间，腾讯设立的15亿专项“抗疫基金”和1亿美元“全球战疫基金”中，除去医疗物资救助、科学研发等专项投入外，还专门设立了2亿元资金给到服务商和开发者，并开放腾讯自身的技术资源与研发能力，鼓励和支持他们为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公益慈善机构等快速开发疫情服务小程序，解决民生和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痛点。目前，已有超过1000家开发机构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进行公益小程序的开发。

　　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企业家做得好，公益慈善组织才能得到更多的“活水”，就此，财经作家吴晓波提到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他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完成商业使命的同时，把对社会的理解及专业能力投入公益事件，扮演了社会企业家的角色。而在新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企业家又给了这个时代每个人、每一个企业能够更多发挥自己的热情，更多地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可能。

　　中国社会公益文化有待形成

　　每年峰会举办之时，也是中国公益人和互联网用户充分互动、加深了解的一次机会。

　　已经举办三届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今年因为疫情原因第一次搬到线上举行，为了向疫情期间的公益捐助者致敬，互联网公益峰会还从“活力慈善”、“生态共建”、“积极探索”和“前瞻性”四个方面，向社会公众和公益业界推荐了145个公益机构和项目，为更多公益伙伴提供公益实践的“推荐样本”。

　　峰会还特别设置了“你的名字，我们记得”致敬环节，向疫情期间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爱心捐助的1200多万爱心网友致敬，试图让更多捐助者感知到自己的爱心有反馈。

　　武汉长江大桥打出“你的名字”，向疫情期间进行捐助的爱心网友致敬。

　　不过，与西方很多国家相比，中国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公益文化。

　　今年6月，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4496.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513.5亿元。慈善捐赠占比GDP总值约为2.1%，人均捐赠金额为1370.85美元。

　　中国的慈善捐赠额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社科院《中慈善发展报告2019》，2018年中国捐赠总额预估为1128亿元，慈善捐赠占GDP总值约为0.12%，人均捐赠金额为80.86元。

　　如此初步计算，美国慈善捐赠总额约为中国的30倍，在GDP中的占比约为中国的18倍，人均捐赠额约为中国的118倍。

　　公众信任度低是一些慈善组织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当公益生态连接上互联网之后，互联网低门槛、高效率的信息传播能力，也让公益生态面临一种负面信息被快速放大的风险。

　　陈一丹此前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生态和信息爆炸的负面影响，如何建立一套互信机制，使得多方的互动能够既快速又准确无误地完成，以及如何建立一套良性竞争的机制，推动行业整体向着更高水平发展，这是互联网公益面临的挑战。

　　陈一丹同时看到，疫情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公益文化的提升。

　　“疫情之下，很多人因情绪驱使产生感性公益行为，进而通过互联网公益平台的行动，转化为理性的思考和持久的习惯。这不仅为互联网公益行业，更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沉淀下宝贵的公益财富。”他说。

　　图片来源：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