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清端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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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二年（1873），浑源知州职位空缺，贺公奉命前往署理，直至光绪二年。浑源地近长城，民风彪悍，尚武好斗，命盗之案较多，占了官缺四要素中的一个“难”字，属于“简”缺。浑源虽属边塞之地，但民众崇尚奢靡，贺公以勤俭来示范引领，鼓励民众革新流弊，振兴民俗，风气为之一新。

浑源邑内有北岳恒山，朝廷每至重大事件，便会委派官员前往祭祀，贺公作为浑源地方官也参加过祭祀恒山的活动。

光绪元年（1875），新皇帝继位，清廷照例派遣官员前往五岳封禅致祭，昭告天地，乞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月二十八，清廷派遣大同总兵马陞为致祭官，大同知府左雋、浑源知州贺树恩、浑源城守备恒顺为陪祀官，前往北岳恒山贞元殿进行祭祀。御祭文如下：“维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四月朔越二十八日，皇帝遣大同镇总兵马陞致祭北岳之神曰：惟神，名记兰台，著英灵于代郡；地依稷甸，壮形势于冀方。朕缵受丕基，新承洪祚，窃念穆宗毅皇帝御极以来，三阶胥正，六气均调，汇宙合而陶甄，统神祗而敬肃。兹当嗣位之始，宜修遣祀之议，用荐馨香，特申昭告：惟冀祥征毕昴，永符悠久之称；瑞纪圭璋，聿兆丰穰之庆。尚其歆格，鉴此精诚。”因此，数年后贺公回任浑源知州时，在《恒山续志序》中称：“澍恩前蒙摄篆兹土，光绪元年陪祀，幸与末光。”

贺公事必躬亲，对待士绅和平民都是一样地亲切，内外无隔阂，官民对他相信得像家人父子一样。据称贺公从浑源“去任之日，民依依相送至数万人。道路壅塞，自朝至暮，始各含泪而别，期公再来。”好官总是让人怀念，浑源邑民期盼贺公再来守土，而贺公果然在5年后重返浑源，如约而至，丝毫不爽。

浑源州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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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贺公归任永宁知州本职。

贺公这次回来，赶上了两桩蹊跷公案。一是前州牧杨笃（监生，广东嘉应州人，同治七年知州事）因案被褫夺职务，另一前州牧李英年（监生，汉军镶黄旗人，同治十二年署州事）在任所病故，他俩均因官库亏空被勒令追回亏款，而他们却因无款归还而成悬案。两位前州牧的随从幕众及家属毫无办法，只能滞留于永宁，李英年的棺木悬寄而不能回归故里。两位前州牧的家属迫不得已，一直向杨、李的后任永宁知州申诉，那些后任知州惟恐罪案累及自身，规避而不予置理。贺公回任后，两位前州牧的家属只好向他求助。贺公经核查其亏空，发现两位前州牧都是因为兵差赔累而欠下的债，于是竭力向上司分析陈说，并将兵差的明细帐目汇报清楚。经贺公积极运动，两位前州牧的原案得以了结，李英年的家属得以扶亲人棺椁回归家乡。贺公这种不避利害得失，廉明磊落、敢于担当的节操，深为时人称道。

光绪三年（1877）、四年（1878），山西连续两年发生特大旱情——丁戊奇荒，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这场干旱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赤地千里，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现象。

永宁州的受灾村庄达700多个，旱情虽很严重，但不是全州颗粒无收。光绪三年，永宁应赈灾民不过5万人。光绪四年，随着旱情的持续严重，本地灾民大量增加，加上外地灾民涌入，永宁州应赈灾民骤然达到14万余人。

严峻的受灾局面令贺公茶饭不思，整天想尽各种办法赈灾济困。由省里申请下的赈灾银不够用，由朝廷调拨的南漕折银也不够用。情急之下，贺公将自己的廉俸悉数捐出，泣求邑内绅富毁家纾难，帮助灾民度此年馑。绅富们激于大义，接续捐输，真至再无可捐之户。贺公的善行创造了奇迹，在这场大灾荒中，其他地方的灾民死亡率达到十之六七，永宁因灾死去的民众不足千人，十之八九的灾民得以活命。但是，贺公却累得心力交瘁，几乎到了不能起床的地步，仍不忘带领民众修筑坟冢收尸归葬。

光绪四年（1878）六月二十四日，贺公鉴于永宁灾情，上疏奏请“请缓征永宁钱粮疏”。贺公勘明邑内133个受灾村庄，请求免征或缓征赋税；东北路605个村庄虽未成灾，但因雪稀雨少，收成歉薄，民力异常拮据，希望将应征钱粮缓至光绪五年秋后征收。此疏经晋抚曾国荃上奏，获朝廷照准。同年，贺公调职他往，推测是调署朔州知州。

于清端公祠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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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六年（1880），贺公再次调署浑源知州，并于次年编纂了《浑源州续志》和《恒山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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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贺公第三次回任永宁州知州，永宁成为他任职最久的地方。当时，山西民众吸食大烟成为风气，无论市镇还是乡村，随处可见不务正业的烟民，种植鸦片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清末重臣张之洞（1837—1909，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于光绪七年十二月被朝廷授予山西巡抚，光绪八年初赴任。他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晋患不在灾（指丁丑奇荒）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鉴于此，张之洞上任伊始，便振作革弊，在全省严禁鸦片，铲除种植鸦片的原料罂粟。

山西很多地方种植罂粟，全省各州县平均种植面积达30%，有的地方几乎与粮田对举，永宁州就是种植罂粟最多的地区之一。贺公刚刚回任永宁，正赶上张之洞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种罂粟的公文发至各州县。贺公认为永宁土地瘠薄，最适宜种植罂粟，为民生利，种植之风一时难移。于是，他顶住压力，上书抗争“禁种令”在永宁缓行。

贺公顶住不办的做法惹恼了山西巡抚张之洞。不久，张之洞便将贺公与静乐知县李兆勷两人因“承办不力”奏请摘去顶戴。张之洞是年45岁，比贺公小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的时间晚于贺公11年，是贺公的上司也确属晚辈。张之洞经访查得知，贺公为谙练循吏，向来明晓事理，虽说一时糊涂但办事实心，便再次下发公文勒令必须禁种罂粟。此外，附札鼓励贺公“竭力一办，以为同僚、后生之望”，并且派员派弁前往永宁州帮助。贺公激奋之余，招集永宁士绅们说“此毒物也，利厚而害随”，劝说他们将罂粟拔去。贺公知道民众贪图利益而不愿动手，便不顾年老体衰，亲自领着幕属人员去地里拔掉罂粟，示范督率。永宁民众体谅到贺公的苦心，纷纷拔毁自家所种罂粟，永宁州这个“种烟之薮”改种为覆盖垅亩的庄稼。

贺公改弦易辙的做法不但恢复了顶戴，而且获得张之洞嘉奖，赞他“诚能动物”。贺公设身处地的考虑和全身心地付出，激励和感动了所有的永宁民众，就连妇女和儿童都称呼他为“贺青天”。

清末大吏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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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冬，75岁的贺公告老回籍，“行李萧然，了无长物，观者叹异，以为未有”（《龙塘贺氏族谱》载）。临行时，永宁州民众恋恋不舍，奔走呼号，有数万人自发地站在大道两边含泪相送，场面感天动地。

贺公离任时的官职级别为——在任候选知府、随带加一级、卓异加一级。

贺公墓碑，毁掉为两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