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繁荣法律文书学研究鼓与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作为国家判断是非、定分止争、平衡利益之重器，理应获得至高无上的公信和权威。而法律文书作为当事人看得见、听得到的主要载体，承载着重要职能，承载着艰巨使命。一改现下上网法律文书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提高办案法官写作能力的做法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优秀裁判文书背后是法官的优秀素质，代表了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要想写出一篇质量过硬的裁判文书，法官的法律功底、语言掌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社会经验阅历一个都不能少。优秀法官写出优秀文书，优秀文书炼就优秀法官，这正是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功能之一——倒逼裁判文书质量提升，提高文书说理充分的有力体现。那么，究竟要怎样提高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或者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怎样提高审判、检察、侦查、辩护的法律文书，甚至可以延展至公证、仲裁、行政执法、企业法务等领域的文书的写作能力？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用自己的努力给出了答案。2017年9月24日，司法责任制与法律文书改革论坛暨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这是2017年度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30余名法院、检察院、公证处、高校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在司法责任制背景下进行法律文书的改革。会上，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海龙在发言中强调，现阶段法律文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四不够”——说理不够、公开不够、评价不够、责任追究不够。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东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尹吉在点评中，就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及时性如何改进加强的问题，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提高的构想。文书公开是司法改革当中的重大问题，所以说，要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公开性问题，而不是仅从审判工作或者检察工作的角度来看待。2017年11月15日，为进一步推动监狱法律文书研究与写作，提升监狱执法水平和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监狱从底线安全向治本安全转变，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和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金盾学院)联办的“监狱法律文书与治本安全观研讨会”在四川省德阳市举行。监狱法律文书是实现法律目的的工具,是实现刑罚公正的载体,研究监狱法律文书,对于促进治本安全观在监狱的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此次研讨，加强了司法实践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互动，明晰了治本安全观视野下监狱法律文书的发展方向，概括出监狱法律文书制作、使用中的难题，推动了未来法治人才的培养。既实现了以会促教，提升了警院对行业的服务能力和话语权，又有利于四川省监狱系统“四型监狱”建设和“全面一流”目标的实现。2017年12月10日，“裁判文书公开与律师行业发展”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通过此次会议，带领大家进一步探索如何在裁判文书与律师行业发展间实现有效互动，如何通过裁判文书载明律师代理意见从而倒逼提升律师执业的专业水准，如何通过审判大数据提高律师工作效率并对案件有更准确的预判等问题。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刘桂明在闭幕总结时评价，裁判文书的公开使法律服务进入了实名化、透明化、数据化的时代，在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问题就是最好的导向，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律师应该通过反思加强自己的服务能力，以获得更好的发展。2017年12月24日，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主办的“刑事法律文书高端论坛”在安徽师范大学举办。60余名来自中国法学会、知名高校、各地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们齐聚芜湖，就刑事法律文书实证分析等相关议题展开研讨，并开展法律文书进校园活动。除了以上活动，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还于2017年11月25日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成功在海口召开文书交流论坛，邀请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克莱蒙教授发表题为“法律写作在德国法律教育中的作用”的演讲，介绍了德国的法律文书写作旨在培养学生“像法官那样去思考”和“像律师那样去思考”的做法，强调与法律实践相结合，即把法律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实践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地方法院法官吉布森通过办理的实际案件，与参会代表一起分享了澳大利亚法官的“判决形成过程”和“律师如何说服法官”等备受关注的司法实务。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探索建立的学术活动“1＋N”模式（1个学术年会，N个学术论坛）初具雏形，以上会议即是2017年年度学术活动内容。为提升整个社会法律文书的质量，研究会总结两届优秀法律文书评审的工作经验，鼓励立志于法律文书创新的法学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积极探索研究。据了解，2018年研究会将继续完善法律文书评选活动的形式，公开整个评选过程，加大奖励力度，让法律文书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勃勃生机。

如何炼就优秀的法律文书？

如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2017年学术年会上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海龙所说，现阶段法律文书说理不够、公开不够、评价不够、责任追究不够。

说理是法官的义务，必须遵循法律逻辑，说理对象应该以当事人为主，兼顾学者和社会公众。但是，也如刘桂明副会长会议总结时所说，许多法律职业人士多是不会说理、不愿说理、不敢说理、不屑说理。即使是说理，也存在说理不够、说理不全、说理不清、说理不通、说理不公、说理不明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许多人还不清楚说理的“理”究竟包括什么。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这个“理”就应该包括法理、学理、情理、事理、文理乃至天理。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马明利看来，一份合格的裁判文书要实现裁判文书公开价值不仅要追求实体内容的公正，程序上形式结构也必须公正，要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受到平等对待；在法律文书写作当中效率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比如在文书写作的繁简分流中，不是说文书写作的越长越好，文书也要具备适读性。该繁则繁，该简则简，合适的文书才是好文书。除了这些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声音，举办研讨会的最大好处之一还在于能听到出人意料让人眼一亮的新看法。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法律文书形成一些范本，让社会广而告之乃至口口相传？在裁判文书中能否表述不同的事实乃至不同的意见，有没有统一的公式？不同的案件形成为同类案件时，如何书写？如何看待“法官寄语”与“法官后语”？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保密与个人信息保护？不同载体如何体现法律文书的实用与美观？有没有统一的样式，比如封面、字号如何确定、字体能否变化？法律文书的本质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如何加强理论与实务的有效对接、教学与实践的有效连接？毋庸置疑的是，不论是法律文书学的研究，还是实务中法律文书制作者的能力提升，都需要时间的雕刻打磨，无法一蹴而就。正如一名一线法官所说：司法公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制度运行初期的“阵痛”甚至“反复”在所难免,需要我们以客观和理性的认知加以看待。

来源：《民主与法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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