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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徐远举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提起《红岩》中徐鹏飞这个折磨“江姐”军统特务，相信很多人就会觉得有印象了，他就是徐鹏飞的原型。

1973年，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徐远举突然身亡，周总理要求进行彻查。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受到这样的关注呢？

徐远举

湖北大治县的徐家，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徐老爷是进士，家里几个儿子也都是秀才。

1914年，徐家生下了第三代，取名为徐远举。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徐远举，并不喜欢走父亲的老路——考取功名，而是从小便喜欢逗猫遛狗、四处招摇打架。

父亲见管束不住他，便把他送到了军校读书，那个军校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

1932年，从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徐远举，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委员会，从此，他走上了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南京军事委员会内有一个复兴社，这个社团经常会进行一些特殊的培训课程，徐远举对这些课程十分感兴趣，学习也十分勤奋刻苦，由于表现良好，还常常被奖励金笔。

这个“复兴社”其实就是军统的前身，而为徐远举授课的，便是戴笠。

戴笠也发现了徐远举这个好苗子，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徐远举对他十分敬重，每次他给徐远举奖励金笔，他都会自己刻上“某年某月戴先生所赠”，这让戴笠起了重用他的心思。

1934年，徐远举得到戴笠指示，负责他在上海成立的“蓝衣社”。

这个“蓝衣社”主要就是负责各类暗杀、监控的任务，不但和蒋介石的死敌汪精卫多有交手，还经常与青帮杜月笙、斧头帮王桥进行较量。

据他的回忆录所记载，凡事到了他手上，就算犯人已经配合交代，但他也要进行严刑拷打，最终也必须斩草除根。

哪怕犯人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他也要求直接杀死。

“不杀死他，难道等他长大找你来报仇吗？”徐远举对自己手下的特务说。

1937年9月，徐远举成为西南经济检查大队队长。

此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在全国统一抗日的形势下，他却干着明面上缉拿走私，暗地里大发战争财的勾当。

在戴笠的指示下，他通过倒卖军火，为军统赚取了大量金钱。

这些金钱被蒋介石用于维持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机构，进行着同党伐异、排除异己的阴险勾当。

不少爱国人士被他们陷害甚至屈打成招，本该在前线杀敌的将领沦为阶下囚。凭借着残暴的手段，徐远举不断受到重用。

1945年，他成为了军统北方区的区长。

戴笠死后，毛人凤又举荐他成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手下的特务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手下人民更是无数。

为了向毛人凤表忠心，他开始对《挺进报》下手。

徐远举先是放走一个被逮捕的《挺进报》成员，之后顺藤摸瓜逮捕了以《挺进报》为核心的地下组织成员，严重破坏了川东地下组织。

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态，其在重庆、上海逮捕的人数超过上百人。

逮捕他们后，徐远举开始严刑逼供，夹手指、坐老虎凳甚至是用针扎，为了撬开他们的嘴，徐远举无所不用其极。

在他的苦刑之下，很多犯人身上都没有完整的地方。

革命烈士江姐也在他的逮捕之列。

江姐被逮捕之后，因为不愿意透露党的秘密被严刑拷打，双手已经不能用力，每次都只能用手腕勾住扶手才能回到上铺。

但徐远举却并不愿意放过她。

他命人脱光江姐的衣服，在她身上扎针，甚至对她进行羞辱，不但要在身体上折磨她，还要在精神上折磨她。

坚强的江姐并没有屈服，直到被害，她都没有透露我党秘密哪怕一分一毫。

除了江姐，在他手上备受折磨的革命烈士数不胜数，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便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在他管理期间，白公馆和渣滓洞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哪怕是他手下的特务，有时也觉得看不过去，但迫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说什么。

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

反动政府被逼逃亡重庆，眼看大势已去，为了造成最后的破坏，徐远举也开始了他最后的疯狂。

除了对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大肆破坏，损坏工业设备外，他还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进步人士进行杀戮，甚至还杀害了不少无辜的百姓。

1949年9月，李宗仁下令释放被关押的杨虎城将军。

作为关押负责人的徐远举，却对一心促成国共合作的杨虎城心怀不满，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蒋介石的心腹，只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对李宗仁的话视作耳旁风。

要知道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因为担心被反动政府抓捕，一直待在国外。

但到了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杨虎城还是毅然选择回国，想要投身战场保家卫国。

没想到回国之后，还没等到达战场，就被反动政府抓住关押，而徐远举接到要释放他的命令，甚至还起了杀心。

为了避免刺杀行动败露，徐远举还吩咐手下人用刀或用绳子，尽量不要用枪。

并在9月6日，故意安排杨虎城一家进行转移，在转移至松林坡后，杨虎城和他只有8岁的女儿被事先埋伏好的特务用刀杀死，与杨虎城同行的秘书、家人等共6人都被他们当天残忍谋害。

10月28日，徐远举又安排手下的特务，在大坪剧场杀害了年仅26岁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挺进报》电台负责人成善谋（即《红岩》中成刚的原型）、王朴等10人。

11月14日，“中美合作所”歌乐山电台岚垭发生血案，江竹筠（即《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直接用枪扫射杀死。

11月27日，就在反动派仓皇逃离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对革命者的迫害，甚至直接进行了大规模地杀戮。

许晓轩、谭沈明、刘国志等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近200人被杀害，为了掩盖罪行，徐远举下令纵火焚烧渣滓洞男牢房，仅15人脱险。

这就是震惊国际的重庆“一.二七”大惨案。

三日之后，重庆解放，可这些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前。

1949年12月9日，毛人凤通知徐远举可以撤离，他马上坐上了准备好的飞机飞往云南。

在云南，他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沈醉，希望他能帮助自己逃离。

谁知，当时担任反动派保密局云南站长的沈醉，却没办法送他出去，不久之后，他们两人就在云南相继被抓。

1950年，徐远举从云南被押送到了重庆关押，而关押地点就是白公馆，这个他曾经犯下深重罪孽的地方。

被关押的最初，徐远举根本不愿意配合审讯，他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一旦交代，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

因为怕死，他还不断鼓动其他战俘拒不交代。

当他得知沈醉不但老实交代，还供出自己时，徐远举直接抡起凳子就要砸沈醉，一边砸还一边破口大骂沈醉是无耻小人。

除了不配合审讯外，他还常常挑战白公馆的管理。

白公馆的制度是，战犯可以申请到院子内活动，但需要向哨兵进行申请。

徐远举自认为自己曾经是官，向小兵报告有失身份，于是每次去院子时，都不进行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对哨兵的警告也不予理睬。

几次摩擦之后，他甚至直接提出设置哨兵干涉了他的自由，需要取消哨兵。

西南公安部第一处的处长段大明对他的要求十分不齿，亲自到白公馆。

看见徐远举之后，段大明先是上下打量他一番，接着质问道：“其实按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我同你们打了20年的仗，很多战友都牺牲了，你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在白公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心里清楚，老百姓和政府也都清楚，你有什么脸面要什么自由？你们的伙食都是政府按中灶标准开火的，你之前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爱国人士是怎么做的？”

徐远举听完之后也感到面红耳赤，久久不能言语。

而让徐远举发生转变的，除了管教干部照顾犯人的人格尊严和基本生存权、没有严刑拷打之外，还有两件事情。

其一是解放之后，人民群众至白公馆，纪念，曾经被关押的革命烈士和爱国人士，看见被关押在内的战俘后，情绪十分激动，对他们破口大骂。

这些群众有数千人之多，吓得徐远举在内的很多战犯，以为要被群众拳打脚踢，个个面如土色。

结果管理所专门抽调了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现场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这些群众离开后，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卫们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他们却没有被伤到一分一毫。

见此情景，很多战犯心生触动，纷纷开始主动坦白。

其二是徐远举被关进白公馆之后就患了蜂窝组织炎，这个病症如不能及时治疗，后期极有可能发展为败血症，病情不缓解则会危及生命。

白公馆在为他治疗时发现，他的病情一直反复没有得到缓解，立刻将他转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甚至担心愤怒的人民群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出现过激行为，还派出六名战士日夜站岗守护。

治愈之后，徐远举感激涕零，视共产党为再生父母，表示一定积极改造，老实交代罪行。

经历了这诸多事宜，徐远举意识到自己之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开始愿意配合审讯工作。

徐远举除了主动配合审讯，还参与了帮教活动，通过现身说法来劝说其他战犯坦白自己的罪行。

正是通过他的劝说，不少战犯从一开始的抗拒反抗，到后来也愿意坦白并积极进行思想改造。

徐远举还主动进行检举揭发，通过他的揭发，不少反动派的丑恶罪行被曝光，如果反动派不承认，他就主动与这些人对峙。

在他详细列举桩桩件件事例后，不少战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恶行，徐远举在白公馆还获得了一个“抓虎大王”的称号。

1956年初，中央决定对类似徐远举的战犯，采取不审不判不歧视的原则，徐远举及大批反动派高级将领，被转移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路进行关押。

听说国家准备特赦部分战犯，徐远举专门写了一本《我的罪行实录》来争取积极表现。

这本材料中，他交代了自己如何破坏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如何逮捕、残害杨虎城将军和大批爱国人士，翔实记录了重庆“一一.二七”大惨案的全过程。

但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虽然徐远举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但他身上还残留着一些不良习气，脾气也十分急躁。

他虽然一心想要早日改造成功，常常要求给他分配更多的劳动任务，但是如果与人发生摩擦，就会演变成口角之争。

截至1966年，国家共计特赦了6批战犯，他都不在列。

为了争取早日释放，徐远举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还积极要求进行思想汇报，提交改造心得。

1975年3月17日，曾经在功德林服刑的293名战犯全部被释放，功德林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符号，可徐远举却还是不在此列，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1973年1月22日，徐远举已经在功德林中因脑淤血抢救无效死亡。

得知他的死讯，周总理担心是否有什么隐情，立刻下令彻查。

调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1月20日左右，徐远举将自己劳动改造的缝纫品进行上交，结果发现一部分不合格，被打回去重做。

徐远举脾气暴躁，不但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还认为别人故意找茬，就连好心愿意帮忙的犯人，他也觉得是在奚落讽刺他。

气急败坏的他没有吃完饭，为了降火气还故意洗了冷水澡，结果到了晚上就突然血压升高、全身发烫，甚至还开始流鼻血。

警卫马上通知了医生过来，经过两天的抢救，他还是没能被救过来。

至此，58岁的徐远举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徐远举此生可谓是大起大落，少年放荡不羁，青年时为名为利出卖自己甚至出卖人民，人到中年被关押牢狱，晚年为了求生积极改造，但最终却葬送在自己的脾气手上。

或许这个结局，从他丢弃自己的良心、残害那些无辜群众和爱国志士开始，就已经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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