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还需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农村职业教育属于高中阶段教育的范畴，当前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并未实现免费教育，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会给贫困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很多贫困家庭会让子女放弃普通高中教育，从而出现农村贫困子女“因贫失学”的现象。2006年开始，我国就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国家资助制度，对贫困家庭子女实行“免学费、补生活费”政策。这就使得贫困家庭子女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来获得脱贫致富的技术技能，获得上进心与积极的生活态度，从而提升了贫困家庭的主体性，促进他们从被动脱贫向主动脱贫转变。

（二）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产业就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增长的动力之源

不同产业之间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且有利于产业间的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同时，就业结构的变动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经济收入，进而促进社会的消费升级。因此，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会出现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的就业难题，必须加快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二、三产业人员的比例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三类产业的增值比例结构逐步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这也导致了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据统计，197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比为27.7∶47.7∶24.6，到2017年为7.9∶40.5∶51.6；197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为70.5∶17.3∶12.2，到2017年为27.3∶28.3∶44.4。[5]我们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出现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向。随着我国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将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会不断进行调整，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会得到提升。但是，由于第二、三产业岗位对从业者知识与技能的要求较高，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意味着他们技术技能层次的上移，这就凸显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要素与资源要素所形成的国际比较优势。不过，这种比较优势并不能持久，只能是比较性的与阶段性的。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逐步丧失，并且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性也在加大，在这种背景下，走自主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唯一出路。这就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将大量的非技术劳动力转化为技术劳动力，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先进的技能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这必然会给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带来机遇。

（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推力

城镇化建设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与重要途径。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实现城乡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我国主要国土面积与人口都集中在乡村，正如经济学家预测，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升1%，就需要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1500万名左右。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58.52%[6]，离70%的现代化指标还有较大空间。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左右，即每年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1800人左右。那么，如何推动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转化为城镇化发展的人力资源呢？从国际经验与我国现实国情来考虑，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是解决这一难题最现实的措施。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亿人，比2017年增加184万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7]可以看出，我国还有70%以上的农民工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这个群体亟需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如果能抓住这一重要契机有效地针对这部分农村人口进行职业教育，使他们能够顺应城镇化的大趋势，投入到城市生产生活中去，对于农村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实现自身突破的机遇。

二、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过70年的发展，在规模与质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拓展与提升。但是，现有发展水平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出现了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

（一）农村职业教育生源的萎缩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的扫盲教育工作，经过70年的发展，目前的农村职业教育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其中最为基本的形式是农民职业中专与涉农的职业院校或专业。上世纪50年代，由于农村文盲人口众多，农民参与扫盲教育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十分充足。据教育部1965年下半年统计，全国农业中学达到54332所，毕业生人数超过800万人，另有半工（半农）半读学校4000多所，学生达80多万。[8]从1978年到上世纪末，我国通过“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等方式推动了农村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形成了农民中小学、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与农民高职院校教育体系，特别是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成为直接服务“三农”的新型农村职业教育形式。由于当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很小，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依然相当充足。本世纪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重心转向新型农民培养与精准扶贫，特别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文件颁发以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文化动力。

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大，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计划生育效果的显现，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生源危机。首先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新生婴儿持续减少，导致生源的绝对数在减少；其次是“2011年城镇人口占比达到52.3%，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向农”生源减少；第三是我国普通高等院校规模持续扩大分流了生源，导致报考“涉农”专业的人数减少。生源减少从招生人数与在校人数中得到了体现。以湖南省为例，2001年农村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与在校生人数分别为59.2万与143.9万，到2015年降到41.8万与128.1万。[9]目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基本持平，2018年普通高中在校生2375.4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55.3万人，后者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近40%。[10]在我国这样一个“文凭社会”，在普通高等院校持续扩大招生规模的情况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试图与普通高中争夺生源的胜算概率不大。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面临学历教育生源的萎缩，其功能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农民技能培训。那么，如何适应传统生源萎缩，实现转型发展成为当前改革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典型问题与矛盾。

（二）“普教化”趋向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消退

“职业教育是就业导向教育，其目标是培养一线从事操作、服务或管理的高技能人才。”[11]农村职业教育的特色在于以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面向农村且服务农业，这是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但是，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与服务面向上逐渐淡化了“三农”色彩，在价值取向与办学定位方面存在明显的“普教化”现象，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消退，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师资严重不足。从生师比来看，2018年，我国普通高中专任教师为181.5万人，在校生2375.4万人，生师比约为13∶1；而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约83.4万人，在校生1555.3万人，生师比接近19∶1，而世界发达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平均生师比通常在15∶1左右[13]。农村职业教育还要承担大量的农民技能培训课程，学生的基数应该更大，因此，农村职业学校的情况更为糟糕。专任教师数量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从师资结构来看，农村职业教育的“涉农性”决定了师资必需要有一定的农科背景。但由于农村职业学校的物质条件较差，很难吸引优秀的专业教师。因此，我国大部分农村职业学校的师资是从普通高中的文化课教师转岗而来，在知识结构、技能储备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延续了普教风格，忽视了农村职业要求。据笔者对湘西南某市24所农村职业学校的调查，发现2015年以来，24所农村职业学校补充的“涉农”类的师资不到120人，平均每所学校每年不足1人，“双师型”专任教师占比不到10%，大多数“专业教师”是从农技站或其他单位外聘。在24所职业学校中，正高级教师4人，占比约为0.02%；副高级教师122人，约占6%；中级教师1012人，约占52%。由此可见，教师职称结构严重失衡。从教师职后培训来看，我国比较重视对农村职业教育学生的经济补贴，而在教师职后培训方面投入较少，前些年针对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的“国培计划”，在培训内容上更多地偏向于职业教育理论，在专业技术技能方面的培训很少，导致培训效果难以转化到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际教学中去。

另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基本能力建设薄弱。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管理体制上受教育系统与农业系统的双重管理，但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主体还是在教育系统，而教育系统更看重的是教育产出。普通高中有高考升学率来衡量产出，而农村职业教育的产出由农业系统或经济部门来衡量，结果造成了教育系统对农村职业教育投入不积极的现象。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职业教育的教育成本是普通教育的近2.5倍。[13]2018年我国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分别为3646.99元5205.53元，[14]职业教育仅为普通高中的1.43倍，明显与国际通行标准相去甚远。这反映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投入存在严重的“普教化”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的丧失，还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基础建设能力落后，如学校固定资产值低、实验设备配置低、实践教学条件差等。

（三）农村职业教育功能的衰退

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个体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工具，并且教育与社会分层具有相互作用，教育可以帮助个体获得职业从而实现阶层流动，同样，个体所处的阶层也决定了所受教育的层次。法国学者图海纳认为，现代社会就如马拉松赛跑，只有坚持跑完的人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半途而废者就可能会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并且很难再有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15]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在初中毕业分流中面临着被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两种可能，因此，为化解“分流”中的风险，我国试图建立不同教育类型相通的“立交桥”。由于个体都有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如果个体选择向上发展机会很小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就是“路越走越窄”，最后“自我封顶”。但是，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之间并没有“双向互通”的途径。横向来看，普通高中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不能选择转入职业学校，同样，在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也不能转为普通高中生；纵向来看，普通高中毕业生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主流生源，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只能靠对口招生计划才有可能就读高等职业院校，但是，这种概率非常小。

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所有的个体都希望实现阶层跃升。对于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都不占优势的农村人口来说，教育是他们实现代际跃迁的首选方式。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凡是接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并可以获得“国家干部”身份，这是大多数农村学生实现阶层跃升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针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制度以后，出现了“人才高消费”的倾向。加之行业也没有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导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求职竞争中处于劣势，不但很难获得“国家干部”身份，而且多数只能选择蓝领职业。农村职业教育文凭更不能改变个体的社会层级，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出现断崖式下滑，成为纯粹的“生存教育”。

三、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路径

社会是由不同子系统构成的整体，不同的子系统都对整体功能发挥着作用。全面小康社会一定包含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这就必须破除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化解农业退坡、农村“空心化”、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难题。而农村职业教育担负着乡村振兴的重任，面对当前农民、农村与农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诸多困境，我国需要着眼于实践，探索一条既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又符合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新路径。

（一）按照乡村振兴的要求重新定位农村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教育教学活动的风向标，也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归宿。我们通常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特别是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成为农村青年“跳农门”的重要手段，农业劳动力开始不断向工业转移，导致了农村出现“农民荒”现象，影响了农业生产，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基于此，我们必须重新定位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将人才目标从“离农”型转为“向农”型，准确说就是专注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在培养对象上要坚持立足农村人口。中国人的“根意识”很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更能扎根于农村生活，也更能安心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要坚持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人才培养目标。吕莉敏、石伟平将我国的农民划分为留守农民、新生代农民、有资格证的新型职业农民等三大群体。农村职业教育应该首选留守农民中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农业生产能手或农民企业家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并让他们带动其他农民接受“职业化”过程；需要将新生代农民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重点对象，这批农民在文化知识方面优于留守农民，但是“三农情怀”明显不足，因此，要通过职业教育使新生代农民成为“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使农村人口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另外，还需要对有资格证的新型职业农民实施再培训，保证他们的职业技能与时俱进，并能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二）充分结合“三农”实际，改革和创新农村职业教育模式

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等都不同于普通职业教育，更不同于高等教育，它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并不是培养国际科技领军人才，而是应该根据“三农”的实际情况，走“亲民”路线，才可以“有为”和“有位”。基于此，农村职业教育一定要有针对性与特色，走符合“三农”实际的、实用性与实效性强的道路。

首先，将生源重点放在留守农民与新生代农民上。“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紧密关系，应该从源头上为乡村振兴发展招揽和培养人才。”[16]我国正在成为制造大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在不断缩小，但是并不意味着农业不重要，也不代表农民和农村会消失。即使是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农民作为生活基本必需品的生产者也始终存在。同时，工业化必然会带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更需要有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农民。传统的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针对农村初中毕业生进行学历教育，亟需劳动技能培训的成年农民被排除在农村职业教育之外。事实上，我国成年农村劳动者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而且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也有巨大的技能培训需求。面对巨大的潜在生源，农村职业教育需要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来增强生源吸纳力。

其次，要以农业新科技作为主要的教育培训内容。农村职业学校需要改革“城市取向”的专业设置方式，要立足农村、面向农村、服务农村，在教学内容上要贴近农村生产实践与农民生活，“要开发‘产业+’融合式课程……积极应对产业链多维延伸、前沿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现状”；[17]在教学方法上要侧重实践性与针对性，这样不但可以化解生源难题，还可以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效性。如传统低效农业难以实现农村兴旺与农民致富，只有集中精力发展农业新科技，让农民掌握“名、特、优、新”的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农业才能更好地满足全社会物质生活需要，农业才更有竞争力。

再次，要采用灵活机动的教育培训方式。农村职业教育面对的群体普遍存在经济条件与时间条件不充裕的情况，传统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学制长且与农忙时间冲突的现象。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宜采用“低学费、短学制”的办学模式，利用农民的闲暇时间实施分层教学。对于那些热爱乡土、志在农村的学生与新生代农民，最好采取到田间地头、农业企业、农业实训与示范基地等处所开展现场教学的方式，让他们切身体验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对于那些留守农民要重点关注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培训与推广；还可以根据新生代农民对信息技术接受快的特点，通过相应的培训网站、网络课程与其他即时通信手段进行知识技能培训，实现个性化与终身化的学习。另外，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面向文化基础较差的农民群体，适宜采取低门槛的灵活办学方式，既可以切合农村生活实际，又能满足农村劳动力人口对教育与培训的强烈需求。

（三）强化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体责任

农村职业教育是实现教育与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它关系到劳动者的素质培养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教育管理体制，政府肩负着社会管理者与教育投入的责任，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政府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方面的义务。在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多种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政府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主体。

首先，政府要建立稳定的农村职业教育投资机制。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强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学生免费政策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基本覆盖到了所有的农村学生、涉农专业的学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但是，这些扶持政策还是不能满足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学生报考意愿依然不强。再如师资不足与办学条件落后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持续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这些问题只能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权与财政权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基本是县级财政统筹，考虑到我国县级财政的不均衡性问题，建议将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统筹的责任主体上移到地市级政府，甚至到省级政府，以确保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从现阶段来看，应该重点加强对师资培养与办学条件优化等方面的资金投入。

其次，政府需要构建农村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交流的渠道或机制。前文述及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出路不畅，缺少与普通高中或高等教育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因而造成农村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孤岛”或“断头教育”。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呈现出层级性或层次性，当某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且需求层次越高，需求强度也就越高。因此，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需求一旦在农村职业教育中得到满足，就一定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但是，由于缺乏与其他教育类型之间的互通，导致了农村职教学生丧失了进入其他高等院校进行学习的机会，他们选择农村职业教育的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农村职业教育的美誉度和贡献度十分微弱。

另外，政府要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构建有序的农村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凸显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需要构建多元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监管制度，使应聘者与雇佣者之间能够在相对透明的环境下实现平等、双向选择，以确保农村职教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政府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农业从业资格准入制度，让那些在农村职业教育中学有所长的学生能够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定位准确、有的放矢，最终实现个人的自我发展，进而带动乡村振兴。最后，还要根据法律法规建立合适的政府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政府履责不到位的行为要有监督机制，甚至要纳入到行政诉讼法的范畴之中，使民间有权利和途径来追究政府的失职行为。

来源：职教发展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