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四帖》录文为四首诗赋。前两首分别是南北朝庾信的《道士步虚词》之六和之八，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此贴从笔法、字法、章法和艺术风格四个方面分析介绍其艺术特点。

笔法特点

1. 侧笔中锋：这是张旭继承魏晋笔法最根本的内容。秦汉直至魏晋，人们写字与当代大不相同，不同的原因是当时没有高桌高椅，不管是简牍还是纸张，都是拿在手里书写的；也有时候站立书写，比如较大张的绢素、纸张要裱到墙上写。古人还多往墙上写字，称为“书壁”。“倚马立就”是指倚立在马的旁边也照常写字。对此，沙孟海先生在《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一文中称这种姿势为“斜势”执笔。现在的书写方式是将纸张平铺于桌面，毛笔垂直于纸面。一个是笔斜向纸面，一个是笔垂直于纸面，这是古今笔法最关键的区别。孙晓云老师在研究了大量古代绘画、雕塑中关于描写古人书写方式的资料后，得出结论：书写方式的不同是形成古人和今人笔法不同的根本原因。高桌高椅出现在唐末，而张旭生活在盛唐，因此，张旭的书写方式应该与魏晋相近。这就是唐人写字尚用“古法”的原因。

2. 涩中求畅：打开《古诗四帖》，第一眼看到的是奔放流畅。但细看每一个笔画，很多又都是迟涩而凝重的。张旭的狂草和王羲之的今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创作风格变了。王羲之是典雅的，而张旭是浪漫的。典雅多理性，浪漫多感性。然而，中国人的哲学和审美又是崇尚内敛、反对张扬的。这就要求即使是最放浪形骸的狂草，也要写得沉静、含蓄。狂草一定要奔放，不奔放怎么叫狂草？因此，奔放一定是狂草的基调。那么，如何保持奔放的狂草不飘、不躁、不野呢？在笔法上，张旭采取了涩中求畅的方法。具体到文字的线条上，就是要写得迟涩厚重，并保持流畅的节奏。线条不能一味地飘，一味地畅。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讲张旭通过以“利锋画沙”悟得“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张旭还谈到“损谓有余”，即笔意内敛、趣长笔短，说的也是这个内容。

3. 灵动多变：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还指出张旭有这样几个观点：“平谓横”、“直谓纵”、“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轻谓曲折”以及“决谓牵掣”。“平谓横”讲的是横画要写得纵横有势；“直谓纵”讲的是竖画要畅快淋漓；“锋谓末”讲的是要注意清晰地使用笔锋；“力谓骨体”指的是线条的弹力；“转轻谓曲折”指的是使转中的圆畅；“决谓牵掣”讲的是牵线要险峻而不怯滞。

4. 奔放连绵：这是张旭狂草不同于前人的最明显的特征。狂草要突出“狂”字，“狂”是什么？狂草之“狂”不是狂乱、狂怪、狂妄和疯狂，而是作者心理上的一种雅逸、潇洒、奔放和豪迈。然而，所有这些词汇终究都具有浓郁的感性色彩。感性表达是狂草产生的根本原因。感性表达有什么特点？就是书写上的情绪化。情绪化在草书书写上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节奏的不规律；二是速度普遍加快，而局部甚至趋于激烈；三是线条跟着情感走，情不断，线绵长，字连贯。这些特点在《古诗四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字法特点

字法可以简单地解释为结字的方法。自古以来，字法有规范也有变化。规范之处有两点：一是从文字产生开始，每个字因笔画多少，象形、写意而形成的原始字形，这是此后两千多年字法的基础。二是字体演变过程中，受书写习惯、审美追求的影响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字形变化。这些往往是需要死记硬背的。

变化是书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在规范的基础上产生变化，比如说有人以写扁字为主，有人以写长字为主；有人喜欢写得紧凑，有人喜欢写得开张；有人习惯于右上取势，有人偏重于右下宽博。对于字法的研究，作为狂草作品的《古诗四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1. 草法精熟：草法精熟是狂草书家的共同特点，然而张旭草法的精熟又在古今众多狂草书家之上。以《古诗四帖》为例，首先，作品中所有文字均为纯正的草书，没有一个行书。清一色的草书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作品创作的难度，这一点古今草书家很少有人能做到。第二，此帖草法和书写的熟练程度以及表现上的写意程度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沈鹏先生常说，写草书的人要进入狂草。什么是进入狂草？就是一定要写出纯正的草书的感觉。张旭的《古诗四帖》之所以感人，之所以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震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写出了纯正的与所有今草作品都截然不同的狂草气息。

2. 结字高古：对于结字方面，张旭的成绩是惊人的。尽管他在书写之中任情挥洒，但我们仔细分析《古诗四帖》中的每一个字，无不合于古人结字之法。

3. 字体宽博：宽博才会大气，宽博才能雄浑。古人把高境界的书法作品称为“逸品”，象征魏晋风度的词叫“晋世清韵”，晋世清韵的核心内容是“雅逸”。什么是逸？逸是自由、散淡，是潇洒、随意。没有宽博就无所谓“逸”。张旭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根本。

4. 因势成形：在《古诗四帖》中，严格按照古法造字是张旭结字的基础，因势成形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狂草书写上的随机性和章法上的丰富性，增加了书写环境的复杂性，为结字提出了难题。在构字上既有创造矛盾、任情恣肆的自由，又有解决矛盾、填补均衡的无奈。因此，因势成形成为《古诗四帖》重要的结字特点。

然而，谈到因势成形，有一点一定要明确，那就是因势成形所成的“形”必须是美的，必须是字法上合乎规范的。长要长得合理，短要短得合法；正要正得出新，歪要歪得规范。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书者都有误区，认为草书创作是看大效果，单个字没写好是因为环境使然。这是大错特错的。任何章法环境都不能成为我们写不好一个字的理由。整体上看既变化丰富又和谐完整，单剪下每一个字又都要经得住推敲，经典耐看，甚至都能放到《草书大字典》中供专家研究，供后人摹写。这一点我们从《古诗四帖》中得到了深刻的体验。

章法特点

1. 自然疏密，没有刻意雕琢。这是张旭书法的特点，也是几乎所有古代书家共同的特点。张旭不在章法上刻意地经营空间，而是讲究自然书写，自然疏密，浑然天成。我认为最好的狂草作品不应该是设计出来的，而应该是“碰”出来的。没有设计、没有经营，只想表现一种感觉、一种思想。沿着这种感觉任情恣肆，完全靠下意识去写（平时的规范都化作了下意识），而写出的结果却“嬉笑怒骂皆文章”。一切奇情迭出，又一切合理合法。对于这一点，《古诗四帖》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证。

2. 分区域、分段落有不同的风格韵律。《古诗四帖》虽然没有从空间上进行人为的设计，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它在章法上的丰富性。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作品内容和作者创作情绪的延伸变化，而表现出成片的、丰富的风格韵律变化。这些由于线条质感、书写速度等因素形成的变化，是自然递变、浑然天成的。

3. 拉近行距，实现“隔行通气”。大草作品更强调章法上的整体性，虽然仍以行为书写单位，但行与行之间没有联系的草书作品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如何使行与行之间相互关联，成为相互作用的整体，这是古今狂草书家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一幅狂草作品，如果说第一行可以随意写，第二行就不行了；第二行要观照着第一行来写，要努力做到两行之间既变化又和谐；而第三行不仅要看第二行，还要观照第一行；第四行要观照前三行。这就是为什么纵幅的书法作品大家多愿写三行、两行的，而不愿意写多行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古诗四帖》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方法，那就是拉近距离，有些段落几乎到了横无行、竖无列的程度。

4. 上下错落，活跃氛围。在书法学习上，自古就有“五年上齐，十年下齐”之说。说的是写一篇字，要做到上边线齐和下边线齐是很不容易的。而过去人们写字多为小字楷书、行书，一页纸要写很多行，上下不齐就不能做到端庄精美。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我们书写章法的基本准则。然而，在《古诗四帖》中，张旭打破了这一规范。在这样一幅不算太长的手卷中，出现了多处上下不齐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原因是狂草这种书体具有不同个性。在狂草作品中，字形灵活多变，字体时大时小，字势欹正相间，动荡多变的章法局势使上下不齐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必然。有了这几处错落，章法气势在规整之中便多了几分活跃。反之，没有这几处错落，整件作品会立即显得生硬刻板。

风格特点

“正大气象”是《古诗四帖》风格上的最大特点。

“正”是什么？“正”的重要含意是法度严谨。过去我们形容“正大气象”还有一个词语，叫做“庙堂气象”。“庙堂”代表皇家，代表国家。能够代表国家或者说具备国家级水平的东西，必须有严格的规范性，法度严谨才能传之四海。例如学习篆书，篆书碑帖就有皇家和民间之别，学习时必须有所区分。如果上手就写《散氏盘》等民间作品，写出的篆书就很难有规范性。

“大”的含意一是指气势雄壮，这一点很好理解；二是指占主流、走大路，风格上不偏不怪，符合审美的普遍性。艺术欣赏有一个概念，叫做“雅俗共赏”。什么是雅俗共赏？就是一个人的作品受众面很宽，大多数人都认为好，都能接受。这说明审美上存在共性，也就是有些东西大家都认为好。书法家必须找到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并写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壮阔的美、典雅的美、充实的美，都属于普遍性的美；枯槁的美、纤弱的美、残缺的美、荒诞的美、怪异的美，则都属于特殊性的美。

《古诗四帖》虽属狂草作品，但它严格遵守了传统成法，从笔法到字法都与魏晋正统的草书一脉相承。而且从风格上它狂而不野、狂而不怪，坚持正中求变，从而创造出了自身艺术上以正大气象为特征的崇高品质。

对于书法有着深入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坚持风格上的正大气象，同时还能写出作品的味道来是最难的，写歪一点、写怪一点，写出些趣味则要容易得多。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走正路、走大路，坚持正大气象的作品才更加被人们所看重。在历代草书碑帖中，《古诗四帖》是高难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技法的高超，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坚持的正大气象。

《古诗四贴》是否为张旭真迹尚未得知，值得一提的就是启功、谢稚柳、杨仁恺三家对张旭《古诗四帖》的鉴定，以及从而引发的一场真伪辨别的争论。

谢稚柳认为《古诗四帖》为唐张旭真迹，并为此著文《唐张旭草书》和《宋黄山谷与张旭》，论证了他的判断。他所凭借的论据是笔法、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谢稚柳以历来对张旭草书的叙说，如杜甫的《张旭草书歌》：“锵锵鸣玉动，落落长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 等对张旭笔法的形容与《古诗四帖》笔势相印证;并从对《古诗四帖》与怀素狂草《自序帖》和颜真卿《刘中使帖》笔势结体的具体比较

项氏（传），不著名者题跋

杨仁恺也认定《古诗四帖》是张旭的真迹，他对草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时代背景作了综合分析考察，从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苦笋帖》、《自叙帖》到五代杨凝式的《神仙起居帖》、北宋人黄庭坚《诸上座》等直接或间接受张旭影响的后代草书家作品真迹进行对照和分析，论证了张旭此卷的特点。他认为：“(颜真卿《祭侄稿》等)所有这些真迹，都与《古诗四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用笔。……盛唐以后书法之风为之一变，草书始于张旭，正楷定于颜真卿，不仅是风貌有别，而且运笔方法都具有划时代的标志。从盛唐上溯到东晋，运笔有一个普遍的法则，无论是真、行、草、隶的横笔竖画，基本上是方头侧入，自然形成横笔笔锋在上，竖画笔锋在左的状态，以此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字迹，不致有多大的差误。到了盛唐以后，运笔改用圆头逆入，笔锋居于横竖画的正中，近于篆书笔法。《古诗四帖》是这样，《苦笋帖》、《自叙帖》、《祭侄稿》也莫不是如此。如果硬是不承认这种运笔法则始于张旭，那么颜真卿、怀素新的运笔法又是从何而来?再说《古诗四帖》用圆笔运笔是那样的明显，如锥画沙，无往不收，内擫的笔势，又处处与右军相默契，是亚栖、彦修之辈无从想象的!” (杨仁恺著《杨仁恺书画鉴定集·唐张旭的书风和他的〈古诗四帖〉》，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4月)在此，杨仁恺也提到主要以用笔、风格的特征来判断此卷的真伪，根据经验对某个时代的笔法特征加以概括，多方比较之后得出结论。

董其昌题跋

启功的鉴定方法同样是旗帜鲜明的——文史考证法，只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和谢、杨两家截然不同。他对作品的跋文和关于此卷记载的疑点作了详细考证，包括项元汴、丰坊、董其昌等人的跋文，还有《宣和书谱》和王世贞《王弇州四部稿》中所记，启功还特别对董其昌的鉴定提出了质疑。最后他阐述了自己对此帖的一番见解：“这卷字迹本身究竟是什么时候人所写的?算不算张旭真迹?我的回答如下：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黄色。庾信原句‘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管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启功著《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79、80页)

虽然启功根据“玄水”改“丹水” 所得出的结论遭到了杨仁恺等人的质疑，但对于他的依据，却并没有来自正面的辩驳，它表明启功的立论是不轻率的，有分量的。这样的例子一多，启功的文史考证鉴定方法逐渐得到了许多鉴定家和学者的认可，从而成为当今鉴定学界的一个典型代表。

辽宁省博物馆所编《辽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介绍《古诗四帖》墨迹说：“目前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此帖出自张旭之笔，并有详细论叙。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非张旭所书，书写的时间不能早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这一不同看法，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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