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内府刻本运用了西方透视法——清代耕织图反映了农业技术的概貌

清代耕织图源于我国创制最早的南宋楼璹《耕织图》,清代根据楼璹《耕织图》绘制、摹刻或按其艺术手法创作了多种耕织图,这些耕织图中,就出处说,既有宫廷御制的,也有地方自制的;就内容说,既有综合描绘耕织的,也有专门宣传蚕桑和棉业的;就形式说,既有绘画也有石刻、木刻等作品。根据王潮生在《清代耕织图探考》一文分析,下面分述几种清代耕织图: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康熙《御制耕织图》内府刻本

堪称优秀作品

此图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圣祖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制,也是清代首创的第一部《耕织图》,由于康熙帝亲撰序文并题诗,故名《御制耕织图》。据清·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抵候内庭,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旋镂板印赐臣工。”

清朝的耕织图多以焦秉贞所绘版画本的耕织图为蓝本,而焦秉贞又是依据宋朝楼璹的《耕织图》的原意所绘。宋朝楼璹的《耕织图》在清初时已成为历世久远的残本,清圣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时经江南人士呈览,携回京城,命宫廷画师焦秉贞依图重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刊行。

焦秉贞所绘《耕织图》,因沿袭楼璹图摹绘,故究其题材基本上可以反映南宋以来江南农桑生产和农业技术的概貌。

《清殿版研究》一文中显示,焦秉贞在《御制耕织图》中对西方透视法的使用是其最鲜明的特点,也是诸多评述中都重点论述的方面,无疑“取西法而变通之”是其在创作手法上最为成功的方面。向达先生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中对比了楼璹和焦秉贞的《耕织图》的差异,认为“焦氏之图大致模仿楼作而加以变通、点缀……而其最为不同者,则焦图应用西洋透视法以作画是也。”

王潮生在《清代耕织图探考》写道:“康熙《御制耕织图》的内府刻本,在艺术上堪称是清代殿板画中的一部优秀作品。现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均有珍藏。除此还有焦秉贞弟子冷枚及陈枚绘制的《耕织图》册,今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雍正《耕织图》

每图均有御题五言诗一首

雍正年间所制《耕织图》的原图,至今尚未查到,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故宫周刊》曾刊登此图,该刊注说:“中国古代常于守令之门,绘耕织图以劝民,使为吏者知其本。宋高宗即位下劝农之诏,其时有于潜令楼璹绘《耕织图》始末四十余条,各题以诗,被召入都,赏赐有加。农图自浸种起至登察止;织图自浴种起至剪帛止,分条题诗始于此……明清因之,康熙帝曾印行二图,作为画册,并附以序,颁于群臣。雍正帝袭旧章命院工绘拟五十二图,其中重复六张,图上亦无题诗,设色绢地,尚未成画册模样。自第一至二十三幅为耕图;第二十四至四十六幅为织图,每幅上方有御笔分题句,并绘印‘雍亲王宝’、‘破尘居士’,但不知究为何人所绘,或出当时院技名手。厥后每帝仍之拟绘,朝夕披览,借无忘古帝王重农桑之本意也。”雍正《耕织图》究系何人所绘,尚待查考。现存图分耕、织各23幅,合计46幅。画面内容及画目与康熙时焦秉贞图基本相同,但排列顺序则稍有改动,并删去了每幅楼璹所题五言诗。每图均有雍正御题五言诗一首。

乾隆石刻《御题棉花图》

曾被译成日文出版

此图是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绘制的一套从植棉、纺绩直到织染成布整个过程的图谱,共16幅。每图除附有文字说明及方观承的七言诗外,还有乾隆帝亲题七言诗一首,故名《御题棉花图》。在全图及诗文前尚有方观承的两个奏折,一篇“跋”和圣祖康熙所题《木棉赋》。

《棉花图》以图为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当时倡导和推广植棉和棉纺技术的优秀科普作品。流传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农业科技史,特别是植棉史、棉纺织史,以及清代前期冀中地区农业经济的可贵资料。在20世纪30年代,还曾被译成日文出版,在海外得到广泛的流传,产生一定的影响。

嘉庆《棉花图》

只能是《御题棉花图》的别版

此图系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帝命大学士董浩等据乾隆《御题棉花图》编定并在内廷刻版的十六幅《棉花图》,又名《授衣广训》。其画目及画面内容与《御题棉花图》基本相同。书中除辑录有清帝康熙、乾隆及方观承题诗外,还增加了嘉庆帝题《棉花图》七言诗16首。《授衣广训》如作为农书来说,只能是《御题棉花图》的别版,并非新作。原书除嘉庆刻本外,还有喜咏轩丛书本,及建国后出版的影印本。

光绪《桑蚕图》

旨在楚地宣传植桑养蚕的益处

此图采自《蚕桑图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宗承烈据宗景藩(同治年间曾任湖北蒲忻县知县)所撰《蚕桑说略》,请当时名画家吴嘉酞(字友如)配图,名曰(蚕桑图说》。关于编书的目的,宗承烈在序言中说:“蚕桑者,衣之源,民之命也。”“植桑养蚕之法,浙民为善”,但“楚地却耕而不桑”,他认为这是“未谙其法”之故。还有人说“蚕桑利东南,不利西北”,他认为从历史上说并非如此。于是讲了不少种桑养蚕的好处。序文最后说:“唯种植饲缥之法,恐不能家喻户晓,爱检朝议公(指宗景藩)《蚕桑说略》,倩名手分绘图说,付诸石印,分给诸屯读书之士,转相传阅,俘习者了然心目,诚能如法,讲求勤劳树富,则多一桑即多一桑之利,多一蚕妇即多一养蚕之利……衣食由此而足也。”可见,他旨在楚地宣传植桑养蚕的益处,推广浙江一带蚕桑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发展蚕桑业,以利于富民。

(本文部分内容据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解丹《清殿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