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 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 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 “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 “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 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 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 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 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 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 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 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 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 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 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 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 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 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 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 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 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 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 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 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1918年11月15日     《新青年》第5卷第5号①       署名：李大钊       * 关于《庶民的胜利》，过去认为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或十六日在天安门的演说。从现在查阅到的材料看，这篇演说发表的时间不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 五日或十六日，而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地点不是在天安门前，而是在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十六两日，北京大学在天安 门前举行的讲演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有蔡元培等十一人，其中没有李大钊同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大日刊》头版头条刊载《本校特别启事》，谓“本月 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为庆祝协约国战胜日期，本校拟于每日下午开演说大会（地点在中央公园内外，俟择定后再行通告），各科教职员及学生有愿出席演说者，望即选 定演题，通知文牍处，以便先行刊印，散布听众。”以后，《北大日刊》自十二月三日至二十四日，共发表了七个人的演说词。其中，十二月五日刊载了陶孟和的 《欧战后之政治》，并标明“陶履恭教授在中央公园之演说”；十二月六日刊载了《庶民的胜利》，并标明“李大钊主任在中央公园之演说”。（参见朱乔森、黄真 《关于〈庶民的胜利＞的发表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作》，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历史研究》第四期）——编者       ① 这期 《新青年》标注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而实际的出版时间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一）这期《新青年》中刊载的“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都是作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这次大战的结束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二）这期《新青年》刊登的“《每周评论》出版广告”中，有《每周评论》“第一次 已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一语，可见它的出版当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三）上海《时报》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每隔四天或三天刊登一次《新 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出版的广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每隔三天刊登一次第五卷第五号出版的广告。据此判断，这期《新青年》的实际出版时间，不会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前。（参见《李大钊传》第四十六页注②）——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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