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今天，桂林的街头阳光明媚，我们《地火燎原》报道组坐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文丰义先生的办公室，他的桌面有一本《南线/司马文森抗战纪实文学选》的书，主编是司马小萌。这时，于我，对充满传奇色彩的司马文森是陌生的，但对司马小萌大姐却是熟悉的。我不由自主地发了一个微信给司马大姐问好，司马大姐退休前供职于北京晚报，是中国新闻界赫赫有名的摄影记者。她于2016年4月到柳州，我有幸当面聆听司马大姐的指点和欣赏过她的摄影作品。以前听说过，司马大姐的母亲是融水人，父亲司马文森是我国文化名家。但具体详情我却知之甚少。不久之后, 仍担任中国晚报摄影学会会长的司马小萌率队到柳州采访。活动期间，她到柳州日报社进行交流，并讲述了父亲司马文森在柳州的烽火岁月，以及父亲和母亲雷维音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因为，要写地方党史的缘故，让我真正地认识了司马大姐的父亲和母亲，其实，两位老人也是我们新闻界的前辈，和《柳州日报》的关系源远流长。隔着时空，走进历史深处，重新寻访一个英雄的经历,读懂他的红色故事，去思考一个关于生命的价值是否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沉重话题。

1.“融县女婿”

通过翻阅大量的史料，加上听到的生动讲述，一个时代的英雄款款而来，他的名字叫司马文森，一名响当当的人物。

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英雄的另一个符号是中国著名作家，他著作等身，令人景仰。履历上记载，他1916年出生，老家在福建泉州。司马文森从小就饱经磨炼：小学只读到高小，年仅12岁下南洋做工；1931年回国，在黎明中学学习时参加革命“互济会”；1932年，他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共青团泉州特支委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由组织安排到厦门禾山接受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革命理论及地下工作技能培训，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1934年冬，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司马文森暗中转往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组织干事。他经常在《申报》《作家》等报刊发表揭露现实的短篇小说，他的文学人生和革命道路越走越宽阔。他后来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1937年在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从事抗战宣传、募捐，为坚守在四行仓库的爱国军士送医药和给养等。后随救亡日报社转至广州，1938年奉派到四战区政治部三组，从事抗战动员、宣传。

1939年，司马文森来到桂林，在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指导员，协助杨东莼的工作。1940年起连任历届桂林文协理事、常务理事。正是在此时，司马文森喜结连理，成了“融县女婿”。

他的爱情故事更是充满红色传奇，让人津津乐道。

故事的女主角叫雷维音（原名雷懿翘），柳州融县（今融安和融水）人，她比司马文森小好几岁，出身书香门第。曾在融县中学读书时深受老师陶保恒的影响，投身于抗战宣传洪流，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演唱救亡歌曲等。1938年10月的一天，雷维音在外演出途中迎来命运的转折，当时，她和同学们在船上练习演唱《救亡进行曲》，碰巧歌词作者周钢鸣（《救亡日报》采访部主任）回罗城探亲途中也乘坐该船。周钢鸣指出她们演唱中的错误，然后与雷维音相识，并发展她为《救亡日报》通讯员，鼓励她到桂林考入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艺术馆”艺术师资训练班，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抗敌救亡协会桂林分会举办的青年讲习班及读书会，由此结识了周钢鸣的好朋友司马文森。受司马文森对革命理想、信仰的热忱感召，雷维音也毅然投身革命事业。

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大家闺秀，且有共同的人生信仰，使这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退，司马文森奉命坚守桂林文化城，负责地下党文化系统的工作。194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一天，他们在柳州结婚，写下了革命的誓言。后返回桂林，共同创办《文艺生活》月刊，成为国统区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直到1944年9月，桂林文化城被日寇炸成废墟。司马文森带领中共桂林文化支部的郑思、杨繁、何谷、吉联抗等紧急撤往适合打游击的融县。

如此，“融县女婿”带着特殊使命回到桂北山区开展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如今，这段抗战传奇仍在桂北山区上空回旋，在《粤北散记》篇章中散发迷人的芬芳。

 2.柳州日报特派员

司马小萌的妹妹司马小莘曾写了一篇《怀念母亲雷维音》文章，叙述雷维音名字的由来，抗日战争时期，母亲雷懿翘经党组织安排到柳州日报担任记者，以雷维音为笔名在《柳州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后来就用作姓名。

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知道，雷维音是我的新闻界前辈、红色媒体柳州日报的老报人了。再把镜头转回到司马文森，看看他和《柳州日报》又是什么渊源呢？

当我从前人的文章中得知司马文森曾担任过柳州日报特派员时，对这个职务充满好奇心，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反复查证，才弄明白特派员就是现在的特约通讯员，名称不同，但职责相同。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柳州日报社社长的罗培元后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回忆司马文森同志》。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司马文森在抗战初期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进步记者。

1942年下半年，罗培元到柳州任柳州日报编辑主任时，报社总编辑林继茂（中共党员）告诉他说，柳州日报社有个驻桂林的特派员，笔名耶戈，是桂林《文艺生活》月刊的主编司马文森，当时的社长黄炎燊对进步思想极为反感，要辞掉这个特派员。大家商量之后，决定不执行黄炎燊的反动指令，继续刊登耶戈的稿子。这样做的后果，更加激怒了黄炎燊，司马文森在柳州日报任特派员的职务被正式免掉。但在没有通知司马文森之前，如有来稿，就改用别的笔名发表。1943年，形势所迫，司马文森同报社的关系，心照不宣地中断了。

1944年，罗培元被任命为柳州日报社社长，便继续聘任司马文森为报社的特派员，并直接用司马文森的名字发表文章。同年秋，报社再授命司马文森到柳州北部的融县活动，一面写通讯稿，一面筹办《柳州日报》的分销处，司马文森便成了柳州日报社的一名正式成员。

一天晚上，罗培元找到第四战区中共特支总负责人左洪涛，当面问计，说报社想去桂北山区继续出版并开展抗日斗争，左洪涛同意他的想法后并指点说要他到融县找桂林文化支部的司马文森，并说，派司马文森到那里，也是搞抗日武装斗争的。

报社员工迁到融县和司马文森等人汇合后，他马上和司马文森联系上党的关系，开了首次党的碰头会，分析了形势，交换了双方今后的计划。认为双方是外来人，不容易同群众迅速建立联系，便决定找融县地方党组织联系。不久，司马文森介绍融县地方党组织陶保恒和他见面。原来司马从前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工作时，和陶有过一定联系。当时，在战时的敌后，交通被封锁，三方都无法在短时期内取得与上级联系，而斗争形势又非常需要加强联系，统一行动，迅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于是在一个夜晚，大家决定建立一个包括融县地方党组织、桂林文化支部和柳州日报党员代表的领导机构，后来叫做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统一领导桂北一带的党的活动及武装斗争。三方代表参加桂北工委作为领导成员的，桂林文化支部是司马文森、郑思，融县特支是路璠、陶保恒，柳州日报社是罗培元、张琛，推选罗培元为工委负责人。

为了弄到枪械，建立融县抗日挺进队，罗培元和张琛、司马文森（当时还让司马文森以中央日报记者身份出现，并印上卡片），找融县县长梁镜堂做统战工作，并获得成功。到了第二天，县民团副司令从中阻挠，又通过司马文森的爱人雷维音找到县政府秘书雷树清（雷维音的叔父），经过艰难努力，终于把枪拿到手。桂北联合工委任命桂林文化支部所属的党员杨繁、何谷分别任融县抗日挺进队正、副队长。后来，队伍不断壮大，人员近千，是我党在桂北一带最大的抗日队伍。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代表桂北联合工委领导融县抗日挺进队的主要是司马文森。尽管司马文森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但由于当时党的领导威信高，加上司马文森在文化艺术界的声望，自己又能吃苦耐劳，和同志们一起奋斗，顺利地完成党的任务。

司马文森利用柳州日报社特派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在同融县县长要枪的过程中，表现很突出；在建立“镇国”政工队的过程中也同样精彩。司马文森通过关系和当年流落在罗城的国民党部队一个团长韦善祥结识，司马文森看出来对方好大喜功的性格，表示支持对方扩大部队番号，改团的建制为纵队，团长可以称纵队司令。桂北联合工委便建议韦善祥建立政治部，并推荐司马文森为主任，以便将来好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兵运，掌握武装。韦善祥答应建立政治部，并成立“镇国”政工队。虽然政工队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经过锻炼，队伍的许多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

司马文森在桂北活动期间，其爱人刚生下小孩，司马自背行李走山路，走夜路，没有表现出半点文化人的软弱气质，倒像一个久经艰难困苦的老战士。

日寇撤出广西后，司马文森和柳州日报社一起回到柳州，并立即拿起笔，写文章在《柳州日报》发表。后来继续执行分散隐蔽的决定，1945年秋司马和张琛率队离开柳州到广州继续斗争。

著名音乐家吉联抗也写了一篇《回忆我们在龙岸的工作》的文章，呼应罗培元的讲述，虽然表述方法不太一样，但事情经过大致相同。

司马小萌

3.文化大家

初心致远，使命敦行。

从司马文森的经历来梳理，他在1933年就从事文化宣传的工作，主编《赤色群众报》，以笔名发表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传播革命思想。后任《救亡日报》记者并大力推动战时文艺。1941年创办《文艺生活》月刊，后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为抗战文学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9月，成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出席了开国大典。后从事党的香港文艺、电影、新闻出版、对外宣传十年，曾在香港担任《文汇报》的主笔兼社长。1955年开始，先后担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应该说，在桂林时期是司马文森创作的高峰期，以在广东、广西、四战区的经历、见闻，写下大量抗战纪实文学作品。茅盾评价他的作品具有战斗力、有现实感。

《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在桂文学创作成就》一文评论：“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散文、战地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在战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仍成为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名篇之一，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文森在桂林创作了长篇小说《雨季》《人的希望》，以及中篇小说《尚仲衣教授》《转形》《希望》《菲菲岛梦游记》，短篇小说集《一个英雄的经历》《人间》《奇遇》《小城生活》《孤独》《大时代的小人物》《蠢货》，散文集《粤北散记》《过客》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电影剧本等。9年时间发表400万字抗战文学作品，是中国作家中数量最多、题材最广的一个。

1948年，柳亚子为司马文森题诗：“文化扶余/伟矣文生社，扶余霸业同；文章推司马，意气属元龙；民众翻身起 ，幼小革命雄；青年能韧造，影响到无穷。”

1948年，郭沫若题诗是：“薰风解愠海之涯，任辇南来文毁家。后乐先忧吾岂敢 ，平生志趣在兴华。”

1968年5月，司马文森含冤离世，年仅52岁。生命的乐章戛然而止。

时间的价值弥足珍贵；奋斗的历程波澜激荡。

短篇小说集《一个英雄的经历》有这样的描述：“多少人抱着颤栗的心情去接近这个时代，投进祖国保卫战争的漩涡。他们原本是悲剧的角色，可以无声无息地死去，好像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他似的。但是当他们一旦投进这个漩涡，马上就被吸引住，而且慢慢地成长着，是一个英雄了！像这样一类的英雄，我看到很多。”

我不知道，司马文森在写《一个英雄的经历》时，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将来会和文章的描述有相同命运。所以，我在写札记时，想了很多个标题，以为用《一个英雄的经历》比较贴切。

但我知道，司马文森和《柳州日报》的红色故事将一直续写下去，他的英雄事迹和斗争经历让后来者徘徊凭吊、高歌低咏。柳江河畔，仍然会高翔他千秋不灭的革命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