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29年第一卷第一期封面

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是由该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一八七八——一九五六年）和马克·布洛赫 （MarcBloch，一八八六——一九四四年）奠定的。费弗尔和布洛赫受过严格的历史、语言训练，熟悉本国史学传统与德国史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九年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在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在那里结识了一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朝夕相处，共同切磋，斯特拉斯堡大学因而有“年鉴学派摇篮”之称 [4]。一九二九年、他们在著名的阿尔芒·葛兰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力图用具体研究成果作为示范来说明、推广他们的史学主张。

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是在批判二十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史学体系的，其批判对象主要是德国朗克学派 （即兰克学派）及其在法国的传播者莫诺、朗格罗瓦与瑟诺博斯的史学观点与方法。这种传统史学比更早的以垂训说教为目的的旧史学进了一步，它标榜历史的“科学性”、“客观性”，其特点是依据经过缜密考证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描述个别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寻找这些现象的前后因果关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历史真相。他们所重视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官方的政治、军事、外交档案，因此，他们的研究范围往往局限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及头面人物的生平。

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年鉴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他们反对简单地复述史料，描绘个别特殊事件、人物、制度；主张综合分析，运用历史比较法，向史料 （包括文献与实物资料）提出问题 （有人称年鉴派史学为“问题史学”），把个别事物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考察、理解，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反对剖裂自然和社会现象，特别反对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离，批评各种历史专家“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而不顾其他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成果与见解 [5]。 他们提倡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使史学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史学化。《年鉴》杂志上设有“辩论与斗争”专栏，对史学理论、方法问题进行探讨和争论。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八年，费弗尔在《年鉴》上发表的论文、书评、文摘、评论等达九百余篇 [6]。

▴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

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年鉴学派第一代人物的业绩获得承认：一九三三年费弗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一九三六年布洛赫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教授；《年鉴》杂志也于是年迁到巴黎出版。到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年鉴学派的学术地位与声誉已基本确立，而马克·布洛赫却不幸于一九四四年被纳粹枪杀。《年鉴》杂志的读者与撰稿人不断扩大，吕西安·费弗尔在他们中间培养和提拔接班人。从一九四六年起，他独自担任杂志主编，并委任几个年轻的史学家协助，其中最受重视的就是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布罗代尔于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法国东部默兹省的一个小村镇。祖父是农民，后来改行为鞋匠。父亲从一个小学教师被提升为巴黎郊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布罗代尔因此得以在巴黎上中学、大学，二十岁时就获得中学历史、地理教师资格。此后十年间，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的一所中学教书。在阿尔及利亚任教期间，他对西班牙、特别是地中海的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从南岸眺望地中海区域，给予这位未来的地中海历史学家以崭新的角度与启示。从那时起，布罗代尔经常利用假期到地中海沿岸各国档案馆阅读、抄录大量资料，为撰写国家博士论文作准备。一九三二年回到法国，在几所著名的中学教书；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被选派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学院任教，使他有机会从南美观察欧洲，从而扩大历史视野。一九三七年从巴西返回法国度假途中，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巧遇，一见如故，从此与年鉴学派结下不解之缘。

▴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罗代尔应征入伍，在马奇诺防线上作战，被德军俘虏，监禁达五年之久。《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的初稿，就是在集中营里用练习簿写成的。这篇长达一千余页的国家博士论文于一九四七年答辩通过，两年后正式出版。此后布罗代尔的学术地位急剧上升：他成为《年鉴》杂志的助理编辑，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八年任主编；一九四九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一九四七年他与费弗尔、莫拉泽等在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下，创办与巴黎大学抗衡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二年任该部主任，并兼任第六部附设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一九六三年，在法国政府支持与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他建立了人类科学院，作为协调社会科学国内与国际学术合作的研究机构，并自任该院行政负责人 （直到逝世）[7]。在他生前，有二十几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十几个国家的科学院选他为通讯院士。他的主要著作均被译成英文及其他数种文本。一九七七年美国纽约大学宾爱姆顿分校成立研究经济、历史体系与文化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一九八四年他当选为法国学士院院士。

如果说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奠定了方法论与组织基础，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历史学家在布罗代尔领导下，就 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并利用五十、六十年代法国经济繁荣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经济社会史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出版大量历史著作，从而扩大了年鉴学派的队伍与影响。 这种影响的泉源，从学术上说，主要来自布罗代尔的史学实践，包括教学、著述和编辑方面。因受篇幅限制，这里只扼要介绍他的三部名著，然后加以综合评论。

二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一五五一——一五八九年）的地中海世界》是在吕西安·费弗尔启发下写成的。布罗代尔原想写一篇传统式的博士论文，题为《菲力浦二世的地中海政策》。费弗尔建议把重点从菲力浦二世转移到地中海，写一部“全面的历史” [8]。这部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著作，与传统史学著作形成鲜明的对照。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描述了地中海地区 （包括十个国家）的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主题是 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 研究十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贵金属流通、物价、商业、财政、运输、海盗、宗教等，以及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帝国的社会、文化、战争方式等。第三部分与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相似，叙述这 两大帝国在地中海争霸的过程。

▴

《身穿盔甲的菲利普二世肖像》

（Portrait of Philip II in Armour，1550—1551）

[意大利] 提香（Titian）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为什么用这样的框架来安排这个时期历史的内容？布罗代尔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作了解释：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自成一篇总体说明的论文。第一部分论述人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一部近乎静止不变的历史，流逝与变化滞缓的历史……一部几乎超越时间的、与无生命事物接触的历史”。

“在这部静止不变的历史之上显示出另一部慢节奏的历史，……一部社会史，即群体与团体的历史”。

“在相继研究经济、国家、社会、文化之后，我试图最后说明这一切深层的力量如何对战争这个复杂领域发生作用”。

“最后还有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部分，或可称之为个体、事件史……：一种表层上的激荡，即潮汐在其强烈运动中掀起的波浪，一部起伏短暂、迅速、激动的历史”。

“这样我们便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一个地理时间，一个社会时间，一个个体时间” [9]。

后来，布罗代尔更明确地把这三种历史时间，称为 “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 “结构”、“局势”、“事件”[10]。所谓 “结构”，是指 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所谓 “局势”，是指 在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等；所谓 “事件”，是指一些 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布罗代尔认为，这些“事件”只是“闪光的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

总之，通过对地中海与十六世纪下半叶地中海地区的研究，布罗代尔在扩大时空范围与历史领域的同时，对历史进程提出某种定论的解释。对他来说， 历史无非是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在这三种时段中， 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其次， “局势”的变化（周期性的经济消长）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但这是人力无法控制的，人们无从改变这些客观趋势，他们的“自由”是永远受限制的。而 “事件”只不过是深层振荡中翻起的浪花、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

▴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唐家龙 曾培歌 吴模信/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

布罗代尔的这部著作和它所表述的历史观，在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支持者高度赞扬《地中海》是一部“世界史学中划时代的”杰作 [11]。在他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社会结构、研究“局势”，撇开政治事件、人物。高等实践研究院出版各种丛书：《人口与社会》、《人与土地》、《货币、价格、局势》、《港口、道路、运输》、《批发与批发商》、《考古与文化》、《价格、工资、商业、周期》、《海外贸易》等多达千种。地方史、气候史、历史人口学、生态史都成为热门，《年鉴》杂志中充斥了这类题目的研究论文。

布罗代尔的反对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传统史学家不满于他贬低政治事件与人物，放弃系统的历史叙述，热衷于统计图表与奇异术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批评他忽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抹煞阶级斗争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历史学家指责他把“群众历史” （histoife massive）变成“被动历史” （histoife passive）[12]。这些批评不能不引起重视，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在年鉴派内部也产生了某种“反叛”，特别是在第三代人物中间。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把矛头指向一切“权势集团”，导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由第三代人物接替。 他们除继续重视经济、社会史外，开始恢复政治史、叙述史的地位，把历史研究引向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并提出了“新史学”的口号[13]。

布罗代尔自一九七二年退休后，除保留人类科学院的行政负责人职务外，专心从事《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撰写。早在五十年代初，吕西安·费弗尔就建议与布罗代尔合写一部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史，要布罗代尔负责物质文明部分，他自己撰写精神文明部分。费弗尔去世前未能写成这部著作，而布罗代尔则忠实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此书第一卷初版于一九六七年，后经修改与第二、三卷于一九七九年同时出版，引起广泛的注意与评论。

▴

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1878—1956）

众所周知，十五至十八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或称前工业革命时期，但对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西欧萌芽、发展，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如何，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对资本主义起什么作用，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等问题，各派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解释大相径庭。布罗代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把这四百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即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在世界广大地区里，这个时期的大量经济活动是 自给自足，以货易货，互相服务，范围狭窄的日常生产与消耗，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文明” （他承认这是一个含糊不清、容易误解的名词）。

第二层是市场经济（书名上简称为“经济”）， 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没有这种按供求关系建立的市场，就没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因此 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是与另一个世界接近的媒介。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有时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经济。

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 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一些微型资本家利用信贷与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他们 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14]。

▴

《货币兑换者和他的妻子》

（The Money Changer and his Wife，1539）

[荷兰] 马里纳斯·凡·雷梅尔思（Marinus van Reymerswale）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基本上是按这三个层次组织的。第一卷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分别描述十五至十八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粮食、食品与饮料、居住与衣着、能源与冶金、技术革命、货币、城市。第二卷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分析交易的工具、市场、生产、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各统治集团 （包括国家、文化）。第三卷题为《世界的时代》，按地区和年代顺序，分别叙述先后控制世界经济的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并涉及法、英等国的国内外市场，以及美洲、黑非洲、俄罗斯、土耳其及远东的经济特点，最后以英国工业革命结束。

这里应着重说明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的概念。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 每一“经济世界”包括三个要素：（一）一定的地理范围；（二）一个中心（城邦或国都）；（三）心脏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区。布罗代尔把十五至十八世纪划分为四个“经济世界”，即欧洲、俄罗斯 （到彼得大帝开放政策为止）、土耳其、远东，它们同时并存，相互进行有限的交往。以上三个要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经济世界”的地理范围可以扩大或缩小，中心可以转移，中间和边缘地区也可以改变。布罗代尔强调指出： 心脏与中间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心脏地区 （资本主义）享受一切繁荣与奢华，边缘地区 （奴隶制、农奴制继续存在）则处在被支配的贫困落后的地位 [15]。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布罗代尔的时段三分法在这部著作中仍隐约可见。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人们千百年来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 从市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时段的“局势”、“经济周期”的演变，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的相继出现和嬗递 （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无非是一些短时段的表面变化而已。

以上对《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扼要介绍并不能概括布罗代尔的全部观点，更不能反映这部巨著的丰富内容。他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的纪录，政府档案，外交家的报告，旅行者的记述等具体材料出发，通过欧洲与非欧洲国家的经济体系的比较，揭示、归纳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运转机制和“策略”。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说明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大米生产、城市生活、商业活动……。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诸国家的干预和阻碍，并以中国资本主义在国外 （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发展作为反证 [16]。

▴

《东印度公司船员》

（The Departure of the East Indiamen，1630）

[荷兰] 亨德里克·康内希尔兹·弗鲁姆

（Hendrick Cornelisz Vroom）

有些评论家认为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是属于 “印象派”的观点，因为他 既没有一套理论框架，也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或法则，只是“把历史材料组织到明白易懂的模式中去”[17]。布罗代尔的方法是先根据一些基本历史现象制定一些模式，然后用大量事实去检验、修正这些模式。有些经济史家批评布罗代尔 不重视生产与生产关系，只重视交换与流通；不重视农村与农业，只重视城市与商业；不重视技术与分工，只重视贵重金属与信贷的作用。这些批评大多是正确的。布罗代尔的入手方法是抓住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欧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特点，着重分析“利润”或“最大利润”这个杠杆，剖析商人集团 （主要是批发商）如何控制工业生产，操纵甚至破坏市场经济，以积累和扩大商业资本 [18]。

布罗代尔在本书最后一章对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顺利”进行的解释中，既重视内部条件，即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不忽视外部条件，即英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剥削。他强调说明： 工业革命是一个包罗万象、进行缓慢的现象，如果没有整个深层经济（即所谓“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小型工业的创新，如果没有生产和交换的全面的有效运转，那么工业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坚实的支柱，这些条件都是经过长时期逐步积累才形成的。加上在英国几乎不存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阻力，所以工业革命在英国最早实现并不是偶然的。但他认为英国的模式丝毫不带有普遍性，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出版 （一九六七年）后，开始考虑撰写一部《法国史》。从一九七〇年起，他在法兰西学院、高等社会科学院先后讲授法国史，边讲边写，到他逝世为止，已完成计划中三卷本的一卷。这是一部与一般法国通史著作迥然不同的历史著作，具有鲜明的布罗代尔的个人特色。此书把法国的过去与现在熔于一炉。在几次答记者问时，作者勾画了此书的轮廓与主题思想 [19]。第一卷题为《法国的特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空间与历史》；第二部分《人与物》 （两分册）。第二卷拟题为《法国的诞生》，追述十至十八世纪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历史。第三卷拟题为《法国的命运》，分析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艰难和戏剧性”的遭遇。后两卷无遗稿 [20]。

布罗代尔认为法国的特性只能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诸如地理、人口、经济生活、国家、文化、社会等变化缓慢的结构，对这个特性的逐步形成起根本性的作用。他给新石器时期以相当多的篇幅，因为农业、村落、人口、种族、语言、习俗、迷信等在当时已存在，并指出新石器时期甚至比亨利二世对意大利的政策、路易十四的征伐更为重要。在《人与物》这部分中，布罗代尔试图解答：法国人对历史上的成败祸福应否负责？他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在他看来， 人的活动受到各种客观条件、传统、规律的限制，与其说是“人创造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创造人”，因此他说：“历届郑重的政府对过去十分之九的失误都无责任。”

▴

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

他认为法国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它屡遭失败，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再败北。许多历史学家把法国丧失国威的责任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布罗代尔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 它的优势早在一七六三年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就已丧失。法国大革命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人民的法兰西”，产生了“祖国”的概念。从那时起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人们从尊敬国王转向尊敬祖国。十九世纪的发明创造 （义务初等教育、铁路）都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法国的地理位置对它很有利，离世界商业中心不远，但它的“命运”并不能充分激发法国人的才能。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年间，法国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辉煌年代”，布罗代尔认为这不能归功于法国，而是由于建立了共同市场，由于恰好遇到了世界性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经济上升阶段，但此后又进入经济下降阶段 （平均二十五年一升一降），这些都非人力所能左右。但布罗代尔责备法国在战后未能建立一个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共同体，他认为只有把欧洲广大地域和力量联合成一体，欧洲方有希望生存下去，活跃起来，以抵制苏联和美国的经济摧残。布罗代尔慨叹：

“法国在本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自由丧失很多，因而特性也丧失不少。不幸的是它没有丧失自己的'傲气’，如果没有这股'傲气’，欧洲建设也许会获得成功。”[21]

三

在评价布罗代尔的史学遗产时，我们既要把他同年鉴派联系起来，看出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又不能把他与年鉴派完全等同起来，抹煞他个人的创造性，或者把年鉴派发展为“新史学”以后的功过都加在他的身上。

有人为了突出布罗代尔的地位和贡献，曾把年鉴派史学模式的形成时期，划在一九四六——一九七二年，即布罗代尔当权时期。布罗代尔本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 年鉴派史学模式的形成时期应为一九二九—一九四〇年，而他这一代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新概念”，只是提供了一些“实例”、“公式”，证实并实现了第一代人物的纲领而已[22]。这种估计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年鉴》杂志创办之初，西方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以研究和描述历史上的个别、特殊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为目的，不承认人类社会有什么普遍规律，也不在人类行为之外和背后去寻找客观事物变化的深刻原因；另一种是企图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往往把客观现实——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割裂开来，分别地、孤立地、静止地、非历史地对这些现象进行考察，以为这样就能发现“普遍规律”。很明显，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达到“恢复历史真相”，使史学成为科学的目的。

▴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

年鉴学派-新史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特别是前一种倾向。他们提出两大主张： 一是提倡“全面的历史”，即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一是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即利用社会科学的成就，给予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在这两大总目标下，有的年鉴派史学家重视分析，有的重视综合；有的强调纵向研究，有的强调横向研究；有的偏爱“问题历史”，有的偏爱“全面历史”。布罗代尔显然倾向于后者。

通过《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两部著作，布罗代尔首先体现了“全面历史”的思想。他不仅 从内容上扩大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政治史、人物史，代之以包括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历史；而且 从地域上延伸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摆脱了以“六角形 （法国）为中心”的国别史，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以至全世界，从国别史发展到世界史。其次，他的著作体现了 沟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思想。他综合利用各种社会科学 （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城市与乡村、商业与农业、中心与外围、陆地与海洋……它们的地位与重要性在历史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既不能用单线的因果关系，也不能用某种单一因素来解释，需要借助各种学科从多方面来加以说明。布罗代尔在处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分析各类游牧者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他们与城乡居民的矛盾和相互依赖，以及严重的农业危机和各个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来说明“蛮族入侵”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 [23]。

应该说，年鉴学派创始人在当时提出的改造传统史学的纲领是合理的、有远见的，也获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支持。布罗代尔为实现这个纲领所作的努力——他的两部巨著——是出色的，颇有说服力的。这样的世界史是德国斯宾格勒、英国汤因比的唯心主义文化形态史体系所望尘莫及的。

除此之外，布罗代尔也有自己的创造。在他看来， 历史无非是人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的活动，空、时、人三者构成一个有机体。就人与空间的关系来说，布罗代尔的史学模式被称为 “地理历史结构主义”[24]，以区别于地理决定论。他一方面强调地理、气候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同时也承认人们 （集体）塑造和利用环境的可能性，例如地中海周围城市的经济扩张雄心以及商人、水手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性，往往能克服风向、雨量的阻碍，使大海和港口服从自己的需要。

就人与时间的关系来说，布罗代尔的 “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他用长时段—地理时间—结构，中时段—社会时间—局势，短时段—个体时间—事件，作为“解释工具”来确定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过去，人们在解释历史时，或者只重视单一的因素：个人、思想、地理、政治、经济……；或者不分主次地把各种因素掺在一起；或者提出文化冲突、挑战与应战这类概念。布罗代尔用的 是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 （各种结构）放在首位，其次是中层因素 （经济局势），最后是昙花一现的“尘埃” （政治事件）。

从重视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布罗代尔强调“结构”的长期影响无疑是正确的。我国历史学家近年来在讨论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时，逐渐发现：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结构……对社会所起的长期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在分析社会动乱的原因时，人们也注意人口、生产、税收、物价……的变化趋势对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的直接影响。

▴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

[英] 彼得·伯克/著 刘永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对布罗代尔在上述三部著作中发挥的个别论点加以评论，只想对他的历史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提出几点总的看法。

第一，不论他的“三分法”如何机智，布罗代尔并未真正阐明他的三种时段所代表的结构、局势、事件三者的辩证关系。《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的三个部分似乎是互不相干，割裂开来的。人们看不出总体和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第三部分——政治史与第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同传统史学有什么区别。 第二，不论他的历史如何“全面”，政治、文化事件在布罗代尔的体系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涉及的十五至十八世纪四百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有的只字未提，有的一笔带过，仿佛它们对历史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这只能说是严重的偏见，如果不是故意歪曲的话。 第三，布罗代尔和许多年鉴派史学家一样，在处理人与环境、条件、传统的关系时，往往过分看重后者的“决定”一面，而忽视人的“创造”一面。在他的人、地、时三位一体的网络中，人好象永远是被动地、机械地、本能地在进行活动，而且常常受到挫折，所得的效果也十分有限 [25]。在这三个方面，我们不能不感到失望。

布罗代尔去世之前在一次答记者问时 [26]，曾公开宣布：“我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虽然他口头上也承认人类、智慧、道德是进步的，但他接着说：

“人们每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甚至两步。”

他认为：

“今日世界的百分之九十是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摆动，还自以为是自由的、负责的。”[2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和他的方法论之间的某种联系。

一九八七年二月

注释：

[1] 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á I′époque de PhiliPPe Ⅱ，巴黎一九八五年第六版（以下简称《地中海》）。到一九八五年止，该书已译成英、意、西、波、葡、德文，中译本不久亦将出版。

[2]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économie et capitalisme，ⅩⅤe—ⅩⅤⅢe siécle，巴黎一九七九年版（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此书已有英译本，俄、中译本不久亦将出版。

[3] L′Identité de la France，由巴黎阿尔多—弗拉马里昂（Arthaud-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布罗代尔还与拉布鲁斯（E．Labrousse）合编一部《法国经济社会史》（Hisstoire i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共四卷八分册，巴黎一九七〇——一九八二版。

[4] 参看卡蓬内尔（Ch．—O．CarboneⅡ）与里维（G．livet）合编：《年鉴杂志的摇篮》（Au berccau das Annales），土鲁兹一九八三年版。

[5] 引自《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et sociale）创刊号（一九二九年）发刊词。

[6] 参看费弗尔（L，Febvre）：《为历史而斗争》（Combat pour I′histoire），巴黎一九五三年版。

[7] 参看斯多雅诺维奇（T．Stoianovich）：《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型》（French Historical Method：The Annalesparadigm），漪色加一九七六年版，第43—44页。

[8] 参看吕·费弗尔：《评〈地中海〉》，法国《历史评论》（La Revue bistorique）一九五○年四月号。

[9] 引自《地中海》第一卷，第13—14页。

[10] 参看费·布罗代尔：《史学与社会科学》（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经济、社会、文明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一九五八年十——十二月号。

[11] 这是厄·拉布鲁斯在评审布罗代尔博士论文时的评语。

[12] 以上评语，参看《法国史学方法》，第232—234页。最后一条评语参看J．谢诺（Cbesneaux）：《把过去连锅端？》（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巴黎一九七六年版，第129页。

[13] 参看拙文：《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史学家》，见《法国史通讯》一九八○年第三期，《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转载。

[14] 参看《物质文明》第一卷，第8—9页。布罗代尔于一九七七年应美国钟斯·霍普金斯大学邀请，作过三次学术讲演，概括介绍他的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观点。此书英译本（一九七七年巴尔的摩出版）题为《再论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 ationand Capitalism），法文本（一九八五年巴黎出版）题为《资本主义的活力》（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15] 参看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活力》，第84一108页；伊·华伦斯坦（Wallenstein）：《近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纽约一九七四、一九八二年版。

[16] 参阅《物质文明》第二卷，第522—525页。

[17] 引自J．戴（Day）：《费尔南·布罗代尔与资本主义的兴起》（Fernand Braudel and the Riseof Capitalism），见《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一九八○年秋季号，第508页。

[18] 参看伊·华伦期坦：《作为现实的历史》（L′Histoire comme actualité à partir de Braudel），见《今日政治》（Politique aujourd′hui）一九八二年一——二期。

[19]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国《解放报》（LibéraLion）刊载了布罗代尔答记者问；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法国《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二一二期刊载了布罗代尔谈话汇编，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法国《解放报》刊载了访问布罗代尔谈话记录。本文作者一九八二年三——四月间曾两次访问过布罗代尔。听他详细介绍撰写这部书的计划。

[20] 布罗代尔逝世前一个多月，在法国沙多伐隆（ChaLeauvallon）举行三天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二十日）每天集中讨论布罗代尔一部著作，即《地中海》，《物质文明》，《法国史》，布罗代尔亲自参加讨论，答复问题，会议纪录由阿尔多—弗拉马里昂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题名为《布罗代尔的一堂历史课》（Une Le?ond′—histoire de Fernand Braudel。他在讨论中率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21] 引自法国《文学杂志》二一二期，第24页。

[22] 参看布罗代尔为《法国史学方法》一书写的“前言”。

[23] 参看《地中海》第一卷，第161—165页。

[24] 参看金瑟（S．Kinser），《年鉴模型？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Annaliste Paradigm？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ism of Fernand Braudel），《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一九八一年二月号。

[25] 参看《物质文明》第二卷．第440—448页。

[26] 参看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法国《解放报》。

[27] 参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国《解放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