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曾谈到人文科学何以自救时提到专业化和国民人文精神的塑造。而这也正好对应着史学的两种趋势，一是文学化，如美国学界对叙述的重视。一是社会科学化。四代年鉴学派，从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拉布鲁斯；勒高夫、勒华、杜比再到更为分散和多元的第四代年鉴网络，基本上都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交互借鉴的趋势，诚然第三、四代重新回归叙事和事件史以及对之前史学叙述的反思，但这种反动仍在其这一大趋势之下（如人类学方... 葛兆光先生曾谈到人文科学何以自救时提到专业化和国民人文精神的塑造。而这也正好对应着史学的两种趋势，一是文学化，如美国学界对叙述的重视。一是社会科学化。四代年鉴学派，从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拉布鲁斯；勒高夫、勒华、杜比再到更为分散和多元的第四代年鉴网络，基本上都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交互借鉴的趋势，诚然第三、四代重新回归叙事和事件史以及对之前史学叙述的反思，但这种反动仍在其这一大趋势之下（如人类学方法、心态史与心理学）。两类努力的界限并非是分明的，实际上正如第四代年鉴学派不那么传统一般，文学化与社会科学化都受惠于后现代的哺育，两者都具有反思性的理论自觉。即便年鉴学派中每位学者个人风格和网络总体的差距并不总是一致甚至互有批驳，但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来源于这一群体。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