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革命》是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简洁有力的著作，彼得·伯克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年鉴运动四代学人的发展脉络。略读的话一两天就可读完，但要深入了解年鉴学派，还需要顺着作者的线索搜一些背景资料或者论文。

年鉴学派是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史学流派，若将年鉴运动当作整体看待，可以抬头看到填满整个书架的著作，“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有相当数量都需归功于年鉴学派，“史学这门学科从此脱胎换骨” 。对年鉴学派本身的研究也日渐丰富。《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以下简称《法国史学革命》）是剑桥大学文化史教书彼得·伯克所著，描述了自20世纪20年代年鉴学派发端以来的八十余年的历史，以年鉴学人四代学者的承接更替为线索，解析不同时期年鉴学派的研究特点，绘制思维肖像，指明这场运动不可替代的精妙之处以及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彼得·伯克是当今身负盛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在欧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颇有建树，强调社会和文化史与现代问题的相关性，同时也注重对当代史学界动向的观察、研究、讨论。他的作品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近代早期欧洲的通俗文化》、《社会学与历史学》、《塑造路易十四》、《文化的变异》、《会议的艺术》等，著述颇丰，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伯克称自己是年鉴运动的同路人，“受这一运动启发的一个局外人”，近五十年来一直在紧追它的命运。他表示《法国史学革命》是一部“富有个人色彩”的作品，自己并不奢望它成为研究年鉴运动的权威学术论著。的确，《法国史学革命》是一部简洁明快著作，用凝练的语言勾勒出年鉴学派的发展，穿插作者的独到见解与评述。

导论中伯克指出，“年鉴学派”这个称呼并不完全准确，圈内人往往“矢口否认，以此强调这一群体内部的个人路数” ，因为这并不能被简单看作一体化、拥有统一史学实践的群体，这种刻板印象“不但无视了这一群体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忽视了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动。” 他更乐于将其视作一场“运动”，参与其中的四代人相互继承更替，显示出一定的周期性，“今日的造反者转变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 。年鉴学派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对史学不足之处的洞悉与挑战，它的诞生也于同样的原因，年鉴学派创立之前，史学界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军事史研究为主，但彼时与之相左的声音就已存在，大约18世纪中期，苏、法、德等各地的学者开始关注所谓“社会的历史”，如伏尔泰《风俗论》，19世纪米什来呼唤“自下而上的历史”，马克思提出不同的范式以及经济史学家的挑战，常常触动政治史的支配地位。至20世纪初，史学的本质成了热烈争论的话题，弗朗索瓦·西米昂指出要推翻三个偶像：政治偶像、个人偶像、编年偶像 。年鉴学派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创生的。

年鉴杂志初创时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它的创办觉有明确目的性：取代德国《社会经济史季刊》，占据经济社会史领域的学术领导权。它不仅提供刊发专业论文的平台，也为书评、对方法的讨论和对近期会议及史学界其他事件的报道提供版面。这部杂志自一开始就具有宣传阵地的作用，是“喉舌”、“喇叭”，“鼓吹主编对新史学方法的呼唤”。而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两位主办者是年鉴运动毫无疑问的领袖。费弗尔受到拉布拉什、列为-布流尔、梅尔、梅列特、库拉约德、饶勒斯等多位学者的影响，关注历史的地理要素、社会制度信息，认为新史学必须是“科学的、综合的、比较的、全面的”。布洛赫受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影响较大，对地理学涉猎较少而对社会学情有独钟，注重研究“集体态度”，所谓历史心理学。两人在二十年间，尽管有明争暗斗，但也展开了深刻有效的合作。布洛赫陆续发表了《国王的触摸》、《法国乡村史》，以及“雄心勃勃的综合性论著”《封建社会》，不局限于研究土地租佃制度、社会等级、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将封建制当作某种“封建文化”的整体来处理，是“总体史”的一次尝试。二次大战法国遭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布洛克因投身法国抵抗运动及其犹太人血统，遭到特务组织盖世太保逮捕及处决，流亡期间他写了《奇怪的溃败》和《历史学家的技艺》这部未完成的遗著。而费弗尔发表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对集体心态史进行了讨论，他从从语义出发分析拉伯雷，然后推而广之，讨论16世纪无神论之所谓的不可能性，是20世纪出版的最具原创性的史学著作之一。战后的费弗尔逐渐大权在握，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他”那种类型的史学能够得以发展的组织：1947年，他创办高等实践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第六部，主要职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战后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个时期，费尔南·布罗代尔是第二代年鉴派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与费弗尔的交集始于一篇文章的命名，在费弗尔的建议下，他将博士论文题目由“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改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文章本身也从一篇传统的外交史论文变为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从总体历史出发，将16世纪后半期，即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示范” ，最后才涉及到该地区的传统严谨的政治军事史。《地中海》改变了学界的时空观念，他让读者意识到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此前几乎没有著作做到这一点”。布罗代尔对时间的创造性处理则在于“将历史事件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 ，分别对应“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不同层面的历史时间。《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采用相似方法，分别从物质、经济与资本主义三个方面考察这个时期的经济活动。

自费弗尔辞世后，布罗代尔逐渐成为法国最顶尖、最有权力的历史学家。他具有领袖气质和独特人格魅力，而且慧眼识才，将年鉴运动推向了高潮。据皮埃尔·肖努描述，布罗代尔在战后回法国开设的讲座“给了他巨大的思想冲击”，仅仅十分钟就征服了他。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是布罗代尔遴选出的人才之一，与他一脉相承，但又在思想上保持适当距离。这一时期年鉴学派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大量使用了数学工具，因此诞生了计量史学方法，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就是计量经济社会史的典范之作。

1968年是年鉴运动的又一重要节点，杂志社经历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清洗”的人事调整，布罗代尔辞去主编职务，交予雅克·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年鉴运动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碎片化”特质明显，第三代年鉴学人里没有像当年的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那样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者，他们的思维肖像也更难勾勒。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反动”和转向，所谓“从地窖到顶楼” ，即从关注社会的经济基础或人口基础，转向文化的“上层建筑”。心态史与其他形式的文化史蓬勃发展，杰出作品包括阿里埃斯《面对死亡的人》开创了死亡史，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集中讨论了误解的心态，隆巴德《爪哇十字路口》被称作亚洲的《地中海》，芒德鲁的《17世纪法国的地方官与巫师》试图结合阶级关系分析和集体心态分析。勒高夫《炼狱的诞生》是研究来世表象变迁的著作。同时，人类学出现转向、政治回归、叙事复兴，也成了这一时期年鉴运动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向文化人类学或“象征”人类学转向，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为代表，这部作品被誉为“一部雄心勃勃的社会文化史研著” 他的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是日后“微观史学”的早期典范。勒华拉杜里“借助一粒沙子研究整个世界，或用他自身的隐喻说，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 。随着“政治文化”及观念与心态的重要性被关注到，政治史重获新生，这牵涉到对决定论的反动，促进叙事的复兴。

1989年是年鉴杂志创办六十周年，在此前后两年杂志先后发布了两篇匿名评论，都谈及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危机或“关键转向”，年鉴运动也随之走向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以创造力和碎片化为特征，包括几个重要主题：回归社会史、微观史转向、身体史转向、图像史转向、记忆史转向、“反思”转向 。和上一代学者相同，第四代年鉴学人也十分多元，如塞尔日·格律津斯基《墨西哥的征服》、《混血儿的心智》，阿兰·科班的《海的诱惑》、《大地的钟声》、《食人族村落》，以及乔治·维加埃罗，乔治·杜比，马克·费罗，让-克劳德·施密特，同时不乏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赛都、皮埃尔·布尔迪厄几位社会学家的参与，“三位理论家给年鉴学人的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们提供了探讨某一特定问题的方法，它有助于改变整个史学实践本身，使之更具反思性。” 。

伯克表示，在他看来，“年鉴群体全部四代学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的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年鉴运动极大地拓展史学领域，发展了杰出的新研究范式、新思想方法。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思想扩展了研究对象，也扩大了史料范围，但该理论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在实践中落实，“总体史是年鉴学派的一面旗帜，年鉴学派正是高举着这面旗帜走向成功的，也是随着对这面旗帜的怀疑、背离逐渐衰落的。” ；跨学科的思想促使年鉴学人致力于消除学科壁垒，开展交流，吸收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发展出颇为丰富的历史分支学科。这种思想虽受诟病，但仍是“年鉴学派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长时段思想是富有洞见的创举，也引发学界予以修正思考；问题导向思想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进步。年鉴派颇有市场的社会文化史风格，也有助于将其工作推向世界，逐渐被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接纳。“他们以总体史为宗旨、以问题史为核心、以跨学科为路径、以长时段为视野，踏上了追求科学认识历史的征途。” 在此思想指导下，年鉴学派发展出的计量史、心态史、文明史、新文化史等领域也成为史学界重要的拼图。年鉴学派在历久弥新的发展中，尽管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依然瑕不掩瑜，为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