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大批天津杨柳青人紧随左宗棠部队进入新疆艰苦创业，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后继者，为发展边疆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有名的杨柳青人“赶大营”。“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历史壮举，也是我国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　　　　清朝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成立所谓“哲德沙尔国”。光绪元年（1875），陕甘总督加授钦差大臣左宗棠积极备战平叛，至光绪三年（1877）规复全疆。当时天津一带连年饥荒，兵祸不断，杨柳青受灾严重，人们纷纷外出谋生。于是跑西北的杨柳青人挑挑担担，跟着左宗棠的大军做小生意糊口，因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故谓之“赶大营”。战事停止后，已无大营可“赶”，因此后来的杨柳青人进疆谋生就称“上大营”或“跑大营”，成为“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进疆“赶大营”的人，则被称作“大营客”。　　　　以杨柳青人为主体的“津帮”翘居“新疆八帮”之首　　　　“赶大营”发端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十年（1884）进入全盛期，到宣统二年（1910）“王高升纵火案”前发展到顶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迅速转向衰落，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虽陆续还有少量杨柳青人进疆谋生，但已成尾声。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全疆时，随军的杨柳青商贩已遍布新疆各大中城镇，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光绪十年（1884）前后，流动商贩陆续改营坐商，逐渐形成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即俗称的“天津帮”或“津帮”。老家杨柳青或京津一带，则称他们为“新疆帮”。以杨柳青人为主体的“津帮”当时翘居“新疆八帮”之首，其他或先或后进入新疆的燕、晋、鄂、湘、豫、秦、陇各帮，均未形成足以与天津商帮相抗衡的财势和社会影响。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其数量至今难于统计，成为新疆商业发展的奠基者。《新疆图志》记载称，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光绪十年（1884）新疆设省之后，新疆各城纷纷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今伊犁地区）、古城子（今奇台）三城，是津帮聚集的中心，因此商会中津帮占有绝对优势，会长一职几乎全为津帮包办，使商会成为实质上的津帮社团。　　　　相关的储运行业兴起，使“赶大营”进入全盛时期　　　　随着“天津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新疆与杨柳青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众多与之相辅相成的储运行业也逐渐出现和兴旺起来，使“赶大营”逐渐进入全盛时期。　　　　首先是货物仓储业，即货栈和接运站。从天津到新疆商路上的最早货栈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新泰栈，这是个客货两用栈，有客房20多间，还有庞大的存货场房。　　　　新泰栈是左宗棠用兵西北时，为运输军粮而兴建的。随着战争停止和津帮往来货物增多，这个货栈生意兴隆，在“赶大营”贸易的数十年间，其场房几乎没有空闲过。　　　　客货运输与货物仓储业几乎同时出现。归化的新泰栈等都放养骆驼为货主运货，但远远不敷需求，养驼大户遂应运而生。初期养驼最多的是万盛魁，有近千头骆驼，并雇用镖师，代客人押运现银和贵重物品。　　　　客运的兴起在光绪十年（1884）以后。最初客人多是进疆投亲的妇女儿童，因此被称为“家眷车”，其实就是木轮铁瓦的骡马车，车上装有苇席棚子，可遮风挡雨。　　　　与“家眷车”同时又出现往来护送妇女儿童的从业者。最有名的叫刘万荣，胆大心细，从业40余年从未出过差错，曾被主人待以“十字披红”的最高礼遇。　　　　杨柳青人以一套独到的管理经营手段，使生意蒸蒸日上　　　　杨柳青人进入新疆，晚于陇、秦、晋各商帮，然而十余年间津帮商户即迅速崛起并远迈各帮之上，除了杨柳青“大营客”的艰苦勤奋付出外，主要得益于一整套独特的管理经营之道。津帮商人虽在边城，但非常注意“买卖人”的形象，讲求衣着整洁，仪表大方。大店名店要求更严，如不得蓬头垢面、酒气熏人、袒胸露背、嬉笑失态等。　　　　光绪年间，店员必须穿长衫，洁白内衣反折袖口，不论少长皆蓄长辫。进入民国，长者剪掉半截辫子，前额剃光，后面保留长发至领，称为“马盖头”；青少年店员则追求新潮，盛行“推平头”。同时津帮崇尚和气生财，待客十分礼貌，捆扎包装货物也讲究技巧，处处从顾客方便角度着想。钱款坚持唱收唱付，一手钱一手货，防止意外差错。　　　　为了招徕顾客，津帮店铺还十分注意店堂与门脸的布置点缀。店堂除栏门柜、帐桌、架眼（即货架）等陈设外，柜外头摆放茶几和座位，或设春凳，以备顾客暂时休息。　　　　门脸点缀也很讲究。首先是字号名称，多带有义、利、和、泰、聚、兴等吉利字样。第二是旗幌，张挂门外吸引顾客目光，形状、色彩、质地多样，有强烈的广告色彩和行业特点。最后，讲究的店铺门外明柱上还要悬挂“抱柱联”，内容各适其业，使商业氛围中增添了文化气息。　　　　数十万杨柳青人后裔，如今继续为新疆发展做着贡献　　　　“赶大营”使约3000余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成功移民新疆，成为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对新疆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乃至天津市的经济繁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生活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后裔约有数十万人，从先祖进疆算起，他们现在多已是第四五代甚至第六七代人。这众多的杨柳青人后裔，如今已遍布新疆所有的市地州县，他们既有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作家、艺术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如今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继续为新疆的繁荣与发展做着新的贡献。如今在新疆，亲历“赶大营”的人已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去新疆的“大营客”还健在，但都已是耄耋老人了。　　　　《今晚报》“赶大营”寻踪采访组2002年曾在乌鲁木齐遇到一位叫樊斌的出租车司机，称其岳父李某是1946年“赶大营”进疆谋生的，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后“大营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