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在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关系确立生产关系的主要框架，并且通过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上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人类历史就是通过此种方式演进，社会主义亦是如此。

自莫尔撰写《乌托邦》之日起，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不是在回应着生产力的巨大变革。15世纪末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开始出现“圈地运动”。此时，“圈地运动”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还未建立，无产者还未以“阶级”的面貌出现，莫尔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尚无法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角色，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也只是道德上的价值追求。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在英国出现。

工业革命在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代替手工工场，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个体生产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从阶级关系来说，工业革命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社会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贵族之间的矛盾，继而转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

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只是当时存在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影响日益扩大并且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它自身的科学性之外，更是与当时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壮大有关。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产业工人大量出现，而此时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和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让无产阶级普遍倾向于暴力革命，工人运动逐渐由破坏工厂机器的经济斗争转向团结起来的武装斗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容易被工人阶级接受。

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征，人类历史从19世纪60年代起由蒸汽机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电力、内燃机等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电器制造、汽车、飞机、化工和钢铁业等行业的迅猛发展。重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对资本的需求日益庞大，生产的社会化趋势日益加强。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最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资本家愿意从其占有的剩余价值中拿出部分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工人阶级不仅能挣到养活自己和繁衍后代的工资，还可以积攒积蓄用于旅游休闲。资本主义看起来不再像之前那么野蛮，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旅游休闲支出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相关从业人员队伍的壮大。虽然此时第三产业还刚刚出现，但是却对此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与此前主要工作于手工业、小工厂不同，此时的工人工作在拥有成百上千雇员的大工厂中。工人更容易被组织起来，社会主义思想也更容易广泛传播。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挪威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等相继建立。全国性的、行业性的工会开始出现。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因能给资本家以巨大压力成为有效的斗争手段；工人阶级的选举权逐步扩大。合法罢工和议会斗争在维护和扩大工人阶级的权益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政党不仅逐渐有机会进入议会，而且获得的议席不断增加，有“和平夺权”之势。因此，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改变传统的斗争形式，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转向了和平合法的斗争。

1864年9月28日，英、法、德、意、波和瑞士等国的几百名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集会，宣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参加了大会，并被选入协会的领导机构。

此外，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验证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开始下降，德国、美国和日本崛起，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但是首先在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开创了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列宁在等待世界革命的过程中，经过曲折探索，确立了共产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在20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虽然抛弃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但是在工业化发展方面依然继续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苏联不是在经历长期的轻工业发展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后开始重工业化的，而是通过政治力量将全国资源尤其是农产品通过计划命令的方式转移到重工业领域，来加速重工业的发展，以此达到“弯道超车”、快速工业化。依靠这种方式，苏联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重工业发展的显著成效，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但此种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模式，因其“根基不稳”，在之后的发展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最终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宣告失败。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急剧调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不断减少，采矿、冶金、炼钢、造船、建筑等传统工业成为夕阳产业。随着相关产业链转向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制造业的空心化，其国内的蓝领工人大量减少。与之相应，工人组织的规模和作用也出现萎缩。同时，中间阶级迅速崛起。科技人员、IT和互联网从业人员、金融行业从业者等白领阶层大量出现，而且管理科学的应用造成了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经理人成为新的社会阶层。詹姆斯·伯纳姆等西方学者称之为“管理者革命”，甚至宣告在未来社会取代资本家的将不会是工人阶级，而是“知本家”、经理人。新阶层的大量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服务产业的发展。据统计，由于科技的广泛应用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关行业从业者已经占就业人口的60%以上。与传统的蓝领工人相比，中间阶级较少加入工会组织，甚至普遍存在“政治冷漠”，在选举投票中也不会按照其“阶级”身份投票。甚至可以说，中间阶级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而是一个收入相似的大杂烩，由于性别、职业、兴趣爱好等的不同，他们并没有一致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萎缩和中间阶级的兴起对西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前者在之前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和选票来源，现在社会主义政党不得不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具体政策以迎合中间阶级的选举口味，向着全民党的方向发展。然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诉求差异必然会导致作为全民党的社会主义政党“性格分裂”，难以左右逢源。这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民主党衰落的重要原因。

第三次科技革命带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更大。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科技创新和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简单靠堆积资本的粗犷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苏联尽管在航天、军工等领域可以与美国匹敌，但是科学技术的转化率极低，民用工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科技研发，而航天、军工领域的科技则被限制应用于民用工业。更严重的是，苏联的科研管理体制、企业的管理体制官僚化严重，行政指标的完成率在科研单位和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要远远重要于创新和效率。结果，苏联后期在科技研发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尤其是在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方面。由于科学研究与经济生产严重脱节，苏联的大部分工业在重复生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产品，产品在国际市场逐渐无人问津。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也重创苏东国家的外汇创收能力。为了维持社会制度的运行，它们不得不向发达国家举债。逐渐高筑的债台最终造成了国内价格体系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出现。这无疑是导致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第四次科技革命以基因、量子信息技术、清洁能源等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进步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作为科学技术的主力军，科技创新型企业迅速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生产和生活。同时，财富向少数创新型企业的高度集中，“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这些巨型科技公司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呈现指数级增长。截止2018年2月底，上述四家公司的市值已经接近3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法国的GDP，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前50名中占了24%的份额。同时，机器替代劳动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带来了严重的人口相对过剩和失业率高企。约瑟夫·熊彼特预言的“创造性破坏”不断实现。在熊彼特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从而引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导致金融危机和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结构性失业是“创造性破坏”的直接结果。新的生产体系必然要求新的劳动力与之相适应，然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往往受制于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教育体系、工会的阻力等，具有滞后性，由此导致“结构性失业”。    

对此，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有精辟论述：“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第四次科技革命让机器对人工劳动的替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

“结构性失业”造成了中产阶级的“无产者化”现象。庞大的中产阶层曾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舱石。如今，中产阶级的萎缩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有研究表明，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在下降，其收入和资产在缩水。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现象再次出现，只是现在陷入无产阶级阵营的并非是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而是中间阶级。

现代社会，“中产阶级”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其实，上述变化不仅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只要这些国家不想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落伍。第四次科技革命确实导致一些不发达国家再次落伍，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更加稳固。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自16世纪开始形成，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是基本固定的，少有边缘、半边缘国家晋升为中心国家的案例。第四次科技革命无疑让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再次处于更加被动的位置。中国成为一个例外。中国通过移植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现代化的牢固根基；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调整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释放了制度的优势，通过发挥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引进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方式，开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如今，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诸多领域正在由跟跑变为领跑。虽然其中存在诸多挑战和曲折，   

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确实摆脱了积贫积弱的边缘国家的状态。

然而，智能科技对于人工的替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客观存在，都将是对已有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挑战。科技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来了更加野蛮的“机器吃人”。在20世纪，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野蛮资本主义”，西欧之所以建立了福利国家，根本在于国家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起到了有效的平衡和调控作用。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盛行，目前的制度框架更易于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形成对于劳动者的优势。抑制智能科技，带来的是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任由智能科技野蛮成长，带来的是失业和社会公正性的退化。科学技术没有制度属性，不存在只属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也不存在只属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不加限制的科技必然带来“创造性破坏”。对此，马克思早就意识到，大工业“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市场经济正是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最佳场所。然而，创造极少数富可敌国的高科技寡头和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肯定不是人类的理想追求。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科技技术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社会公正，而不是“创造性破坏”，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1期，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