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哲学的贫困》发表 170周年。1847年7月《哲学的贫困》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第一次公开发表。《哲学的贫困》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重温《哲学的贫困》，揭示它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此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 170周年。

19世纪40至5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工人运动中泛滥成灾，影响欧洲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其中，影响最严重的是以普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即“普鲁东主义”。1840年，普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活动家雅克·布里索“财产就是盗窃”[1]的著名论断来反对私有制，从而在法国工人中名声大噪。1846年，普鲁东在他的经济学哲学著作《贫困的哲学》中，借助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哲学体系，为自己的社会治理方案提供一种哲学和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持，在德国的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贫困的哲学》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加上普鲁东本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必然会对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力图遏制和消除普鲁东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毅然停下手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工作，专注于对普鲁东的观点进行批判，这样才有《哲学的贫困——答普鲁东先生》一书的问世。

新世界观是相对于旧的世界观而言的。这里的“新”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观和经济学理论”[2]8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所以两人最初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随着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理论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原有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843年《德法年鉴》的完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转变和身份转变的标志，从此开始了新世界观的创立时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完成，形成了马克思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劳动异化理论，“初步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3]258。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作完成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已经初步阐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一些相关原理”[4]，如人民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形式等等，新的世界观已经是曙光初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了对以往旧的哲学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5]258。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是《德法年鉴》《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3]192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6]237-238。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都还不完善，如措辞的严谨、概念的划分和定义、唯物史观的成熟程度以及理论体系的完整等方面。遗憾的是，由于官方当局和出版社的阻挠，这部著作未能公开发表。正如马克思所说：“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7]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在批判普鲁东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科学的新的世界观。首先，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真实的历史形成过程。普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谈到历史问题时指出：“我所说的历史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次序相一致的历史。”[8]他将历史的起源归结于主观的意识，历史的发展是主观思维运动的结果，没有科学地解释历史的起源和发展的次序。马克思则相反，他指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6]221-222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起源的，它的发展也是随着人民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其次，马克思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世界的本原。在谈到世界本原的时候，普鲁东认为“事实绝不是物质的事物，而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2]91，把世界本原归结于主观的意识。马克思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而不是主观的观念，物质先于主观世界存在，人类的思维活动只是为了认识隐藏在物质背后的规律。再次，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生产关系的本质。在阐述生产关系的时候，普鲁东认为：“现实的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9]143将现实的关系也看作是主观观念的投射，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将生产关系看作是主观的经济范畴的现实反应，并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关系的理论表现，即抽象。”[6]141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在社会关系上的反应和抽象，这种抽象又不是纯粹的主观精神运动，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抽象，这样对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做了科学的说明。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阐述了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847年7月初，包含着新的世界观的《哲学的贫困——答普鲁东先生》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公开发表。《哲学的贫困》的公开发表，是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第一次问世，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新的世界观的第一次问世，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闪耀着科学的光辉，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石，成为《共产党宣言》的“前奏”。新的世界观的第一次问世，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遏制了“普鲁东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科学的革命理论。《哲学的贫困》虽然第一次只印制了“ 800册”[10]，但达到了遏制普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不利影响的目的。1847年，“正义者同盟”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接受两人的建议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标志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从此，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不断蓬勃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们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11]恩格斯也说：“那时，马克思己经彻底地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5]205由此可见，《哲学的贫困》的公开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

《哲学的贫困》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还是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哲学的贫困》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创立的标志，这一点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但是这部著作也有许多地方显示出了理论表述的不尽人意，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将所有制纳入生产关系的范畴，而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在对于生产力的定义上也显得比较模糊，甚至有些情况下与生产关系等同；在生产关系的表述上用“社会关系”或者“交往关系”来表述生产关系。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将所有制纳入生产关系的范畴，对生产力做出了科学的定义，用更加准确的“生产关系”代替了“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又如：在论述阶级斗争的时候，《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仅仅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没有说明如何实现。在《哲学的贫困》中则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物质力量，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哲学的贫困》进一步深化了唯物史观。

《哲学的贫困》公开问世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272“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284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是无阶级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294。《共产党宣言》通过“两个必然”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的原理，进一步升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认为，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辩证法”[12]。从此，唯物史观创立完成，马克思主义诞生。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6]257从新的世界观开始创立到公开问世，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完成的。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催生出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为进一步发现“剩余价值”规律、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经历了由彻底的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过程。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是“异化劳动价值”，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劳动和价值的内在联系，承认“生产某个物品所花费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钱，因此撇开竞争的影响不谈，就是它能卖多少钱”[13]，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开始转变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肯定的同时，指出生产商品包括金属货币的价格都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即是生产所消耗的劳动决定。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并通过对普鲁东的“构成价值”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普鲁东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及二反定律，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部分，并用“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公式创造出了一个“构成价值”[6]230。普鲁东用“构成价值”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得出了两个人的劳动时间相等，进而得出两个人的劳动相等、劳动价值相等，所以两个人的产品交换是完全平等的。普鲁东由此得出：“价值规律是使无产阶级免除剥削、实现平等、得到解放的革命理论。”[14]马克思认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9]97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竞争规定的最低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普鲁东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一切，把“劳动价值”与“劳动的价值产品”混为一谈，“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9]98，必然把生产费用和劳动者的工资等同起来，不懂得“劳动本身就是商品”[2]127。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9]94工人“劳动”的“市场价格”与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工人获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正是马克思对“劳动商品”的价值的考察，才发现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人获得的工资之间存在一个差额，从而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开始萌芽。“这种考察正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前提。”[2]127-128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当时已经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和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可以得到证明”[15]。马克思晚年在谈到《哲学的贫困》一书时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16]马克思这里所指的“萌芽状态的东西”，就是剩余价值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哲学的贫困》在批判了普鲁东主义的同时，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正原因，指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和社会力量，克服了以往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早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劳动异化的原因，为了消除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提出了旨在消除人的异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7]。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包威尔兄弟的英雄史观的批判，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批判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了描绘：“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异化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使得交换、生产及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到自己支配”[6]167；进而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相脱离与之对立的阶级”[6]195；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6]171，并据此论述了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6]166-167。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主义错误思想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通过批判普鲁东的唯心史观，唯物主义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紧密相连”，“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222。针对普鲁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将‘预言家’和‘社会天才’的预言和发现付诸实践的结果”[2]131，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6]194，工人阶级不仅是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力量。通过批判普鲁东经济革命优先于政治革命，建立“人民银行”完成经济革命、解决贫困问题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仍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紧张的地步，就会成为全面的革命”[6]194，提出只有暴力革命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勾画了未来社会的蓝图：“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6]194在此，马克思已经找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真正原因，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和社会力量，使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理论。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社会主义“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6]15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将这两部著作对照研读，可以发现其核心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哲学的贫困》是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的过程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而《共产党宣言》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纲领，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的贫困》侧重于唯物史观和新政治经济学内容的阐述，而《共产党宣言》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及其实践；《哲学的贫困》是论战性的，重在批判，而《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和行动纲领，重在系统阐释。“如果忽视《哲学的贫困》，就难以深刻把握《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实质。”[2]146

总之，《哲学的贫困》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哲学的贫困》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已有170年了，迄今为止，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驳倒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2008年发生并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事实，继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哲学的贫困》既属于马克思的时代，又同样属于当代，具有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100多年的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了其科学性。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远比不上当时对欧洲工人运动影响最大的“普鲁东主义”。《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一部重要的论战性著作，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得科学的唯物史观第一次公开问世，遏制了“普鲁东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工人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贫困》所阐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集中和完美的展现，马克思主义从此诞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继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令世界瞩目。

重温《哲学的贫困》，知晓从来，在于坚持本来，面向未来。如前面所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坚持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对“普鲁东主义”进行全面批判，而且在批判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的当代价值，就是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作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去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对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包含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所说：要“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9]。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批判了“普鲁东主义”，还批判了“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和“人道学派”，破立并举，在批判的同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的这种破立并举，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对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自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0]。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各种有害思潮，坚定“四个自信”。

坚定“四个自信”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成就斐然，举世瞩目。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不断增强。因此，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9]。

首先，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9]的信念。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解决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历史课题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使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快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中国发生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化。坚定道路自信，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次，坚定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坚定理论自信必须要真信，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再次，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劲活力，优势明显，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坚定制度自信，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的体系建设，促进制度的深化发展，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最后，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革命文化所迸发的持续文化动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指向的科学文化方向”[21]。坚定文化自信，要坚定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综上所述，《哲学的贫困》在批判鲁东主义的同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哲学的贫困》的当代价值，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四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