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关系学界几十年来一直力图把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来研究。作为科学，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是认知世界，是发现国际关系的一般性规律和有序的行为模式。研究者重视学理思辨和学术分析，希望通过国际关系知识的系统化，放弃完全凭籍智慧的一时闪光和简单的个人经验来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做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事件和行为。虽然社会科学界在方法论方面长期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辩，但既然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科学的范畴，就应该具备科学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科学不仅认为客观事物的内部关系是有序的，而且认为通过观察事实、创立理论、验证假说可以认知这些关系并获得比较可靠的知识。科学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有效的方法创立并发展表述、解释和预测客观事物的理论。正因如此，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就成为任何一门科学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而研究者的重要工作就是找出涉及国际关系中的两个或多个变量，并发现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此而言，层次分析法(levels of analysis)是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

一、层次的划分

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较早地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在他探讨战争原因的著作《人、国家、战争》中，华尔兹认为战争的爆发与三个层次上的因素有关，即他提出的3个著名“意象”(image)——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系统因素，这正是3个明确的国际关系分析层次。华尔兹还认为，虽然国际战争的发生与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有关，但国际系统的特征对于战争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华尔兹明确使用了分析层次，使他的研究有了科学性和系统性，最后终于得以把研究重点定位于国际系统层面，建立了以国际系统结构为国家行为主要原因的结构现实主义。

把层次分析法专门作为国际关系学方法论加以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辛格。辛格于1961年发表了《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并详细讨论了层次分析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辛格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国际系统和国家。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可以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细节。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就像树林与树木，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分析层次。

辛格之后，国际关系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层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使用，分析层次越来越系统，层次间隔越来越小。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了5个分析层次变量：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后来，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6个层次，依次是：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如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世界科学发展水平等；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社会成员的素质等；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安排等；决策者角色指决策者的职务；决策者个人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这6个层次涵盖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使研究分工更加具体、分析更加细致、研究体系也更加完整。下表总结了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3种主要层次划分方法：

二、层次分析的应用

层次分析法的目的是帮助研究人员辨明变量，并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起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在这种假设关系中，层次因素是自变量，是原因；所要解释的某一行为或国际事件是应变量，是结果。也就是说，层次分析法假定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以华尔兹的三层次为例，层次分析法表示的因果关系链如下图所示：

在具体应用中，层次分析法可以有两种使用方法。我们现在以华尔兹三层次分析法为例，分别加以说明。

第一种方法是假设某一国际行为或事件与多个层次的因素有关。如果我们假设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与国际系统、国家、决策者个人3个分析层次上的因素有关，那么我们可列出以下回归方程：

这个方程假设事件Y是x1、x2、x3的函数，即系统层次、国家层次和决策者个人因素是原因，事件Y是结果。现在将这一方法具体化，假定事件Y为第一次世界大战，x1为国际系统特征，x2为主要参与国家特征，x3为主要参与国家决策者的个人特征，3个层次上的分析综合如下：

做出这一假定之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观察，利用定量或定性分析的方法，确定并比较回归系数b1、b2、b3的大小，从而发现这3个层次上的因素分别对于事件Y所产生影响的大小。

研究人员的主要兴趣也许只是一个层次上的因素，也就是将其他层次的因素假定为常数，而只确定一个层次上的因素与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的关系，这样仍然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比如，研究人员试图发现国际系统层次因素对于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则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这是层次分析法的第二种用法。它选定一个层次为科学研究的切入点，主要目的是发现这个层次上的变量对于事件和行为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种方法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较常用的方法。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重大的突破，关键的一点是他把研究重点置于国际系统结构方面，认为国家行为主要是由国际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在不同层次上也做出了研究成果。如O.F.K.奥根斯基和杰西克·库格勒的权力转移说认为当挑战国实力接近霸权国实力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最容易发动战争。这种把战争发生的一般原因归于系统结构变化的解释，是强调系统结构的系统层次研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进程方面的研究，讨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行为体国际行为的影响，是强调系统进程的系统层次研究。民主和平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这个国家对外的战争与和平行为，这是国家层次上的研究，重点是国家政府的性质。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国内社会中大型分配集团的行为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社会总收益，所以这类集团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的衰弱。这也是国家层次上的研究，重点是国内社会因素。另外，奥利·霍尔斯蒂和哈维·斯塔尔分别对美国两任国务卿杜勒斯和基辛格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两个外交决策重要人物的个人信仰系统和性格等个人因素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两个研究成果均是通过分析个人层次变量得到的。

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即研究不够全面，重一个层次变量而忽略其他层次变量。实际上，理论必须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和大胆简化，是削尽冗繁留清瘦的结果。根据数理统计的原理，包容所有变量的函数方程是不存在的，变量过多的函数方程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可以完完全全解释一个事件或行为的研究是不存在的。

从统计学观点看，如果解释原因的自变量过多，这种解释就失去了意义。其次，研究某一层次上的变量并不意味着其他层次的变量对于事件和行为不产生影响，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把其他层次上的变量暂时假定为常数，以便集中研究一个层次上的变量对国际事件和行为的影响，从验证具体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逐步发展到进行中级理论和宏大理论的建设。

当然，在一个层次上的研究不一定仅仅限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一个层次可能有多个变量，这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也可能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系统层次上，系统结构和系统进程都可能影响到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都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国际行为；在个人层次上，决策者的信仰体系、个人经历、社会背景等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所以，对于一个层次上多个自变量的研究也可以用下列多元回归方程来表示：

三、层次分析法的意义和局限

自层次分析法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方法。在50— 90年代之间，层次分析法不断完善和发展，其科学性程度也得以进一步提高。90年代重要的西方国际关系学教材都把层次分析法作为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加以解释，在教科书的谋篇布局方面，也遵循层次分析法提供的分析框架。

层次分析法像其他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一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辛格以理论的功能为尺度，衡量了宏观和微观层次分析的利弊。充分的理论分析模式要具备3个功能，即表述功能、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一个好的理论模式要能够高度准确地表述所研究的现象，解释所研究诸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所研究现象的发展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根据这3个标准，辛格认为宏观的系统层次分析最能够从整体观察和发现国际关系的一般性规律，但往往强调国际行为体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微观层次恰恰相反，注重个体而忽略整体，因而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不同，但忽视了它们的共性。

由于宏观和微观层次各自的特点，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在选择分析层次的时候，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确定是使用宏观还是微观层次。一般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范畴：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国际关系指跨国界的所有政府和非政府互动行为；国际政治指跨国界的政府互动行为；对外政策指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国际关系外延最大，国际政治次之，对外政策最小。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国际关系包含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而国际政治又包含对外政策。根据层次分析法各个层次的利弊，如果研究目的是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整体，如国际系统的发展与变化、国际格局和国际进程的特征等，多用宏观层次的分析方法；如果研究目的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如国家A对于国家B的x政策采取的对策或国家A在y形势下的决策等，则多用微观层次上的分析方法。

国际关系学研究是一个科学活动的过程，目的是发现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一般性行为规律，以可验证的知识替代主观意识，以可核实的证据检验经验、印象和直觉。有效的方法是在诸变量之间发现有序的内在关系，层次分析法正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建立变量之间关系的工具，其重要意义是使国际关系研究更趋科学化。

虽然每个层次上的研究都可以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但是在近20年内发表的国际关系重要理论著作大都是系统层次的研究结果。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虽然会比较精确地发现具体的行为，但是很难发现系统变化的一般性规律，因为微观层次的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有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较难建立宏大的理论框架，较难实现理论上的突破。辛格在1961年发表关于层次分析法的论文时，系统层次的分析尚属刚刚开拓的领域，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熟悉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微观层次上的研究，研究重点自然多是在国家层次上面。所以，当时辛格虽然提出了宏观层次，即国际系统层次，并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层次的重要意义，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宏观层次研究的巨大潜力，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宏观层次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意义。70年代以来，系统层次分析发展迅速，重要理论突破大都是系统层次分析的研究成果，如现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体系——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和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分析层次的混乱。摩根索的巨著《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虽然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并没有超越个人经验和常识的局限，把国际系统、国家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结果是其理论框架缺乏严谨和科学性，使研究人员很难明确地界定理论概念，很难建立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设。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把国际系统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把民族国家作为系统中可以类比的单位，把系统结构作为国际行为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这样就使现实主义理论高度抽象、高度简化，研究人员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比较容易确定可供验证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就其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至今无出其右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从观点上说是结构现实主义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但是从科学性方面来说，则力图达到结构现实主义的抽象程度。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系统层次的理论，认为国际系统是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民族国家是系统中的主要单位。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系统的另一个侧面，即国际进程，认为属于国际进程范畴的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等)对国家的国际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迄今为止，以系统结构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以系统进程为核心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两本经典著作。所以，从整体角度的观察和对共性的强调使研究人员能够建立比较严谨的宏大理论体系。

第二，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较难明辨国际格局的宏观变化，较难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中长期趋势。微观层次研究的重点是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如果是理论性研究，它的基本推理方法是还原法(reduction-ism)，即以部分的属性和行为来分析和解释整体的属性或行为，例如以国家的特征或决策者个人的性格来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功能。个体行为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家内部特征的详细分析，比较容易表述和解释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但很难对国际格局或进程的变化做出比较完整的描述和可靠的预测。如果是策论性研究，则重点在于一个国家在某一环境中的政策或针对另一国家政策的对策，研究内容侧重近期的形势和动态，其研究目的本身主要是近期或中近期的政策或对策，所以不可能宏观把握国际系统发展的大趋势。二战以来，一些优秀的微观层次研究在对外政策的决策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格伦·佩奇的《朝鲜战争决策》、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等，但是这些著作并不能形成宏观理论体系。再以策论性文章为例，这类文章多涉及国家A针对国家B的行为或某一国际环境做出的对策，所以研究范畴基本上属于对外政策研究，研究人员下意识采用的分析层次一般也是微观层次，即国家或次国家层次。策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好的策论可以直接应用于对外决策，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策论毕竟只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部分，它不能够替代科学和独立的学术研究，更谈不上建立和发展理论体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自二战后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以后，更感到需要从宏观上把握国际系统的发展与变化，致使一批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员专门从事国际系统层次上的研究，从这些研究得到的成果不仅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对美国制定全球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宏观理论研究成果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宏观理论研究人员甚至成为美国外交和战略的核心决策人物，如亨利·基辛格和约瑟夫·奈等。冷战以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也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强调健全全球和区域性国际制度，加强国际制度的法理性，加大国际制度对国家的制约力度等等，都表现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经验对于世界级大国是极具意义的。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的一种，由于它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确定国际关系中的变量，所以问世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方法论的重视程度比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界要低，层次分析法也没有得到充分介绍和合理利用。根据我国微观层次分析大大多于宏观层次分析的现状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尤其需要注重系统层次的分析，以便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并帮助我国把握中长期国际系统的发展和变化。即使是在微观层次上，也要既重视具体的政策和形势分析、又重视以发现一般性规律为目标的学术性研究。从方法论的总体角度看，仍需加强对国际关系方法本身的研究和使用，因为方法论不但可以帮助实现理论突破，而且可以提高策论的层次和质量。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凭借智慧和经验固然也可以得出结论，但是，凭常识得到的、貌似合理的结论在未经科学论证和实践证明之前，可靠程度总是令人怀疑的。

本文作者秦亚青，北京外交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欧洲》1998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侵删。

编辑：常帅 黄逍

责任编辑：徐欣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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