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继承了黄老学说，也吸收了儒家观点，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论断。

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既有黄老思想的自然观，也宣扬儒家学派的仁义礼制，以及法家学派的刑名之治。

在这样的治国理念之下，国家的经济文化开始逐渐复苏，有欣欣向荣之势。

至汉武帝时期，大汉的国力空前增强。

军队的铁骑更是踏平匈奴，国家版图达到历史之最。

为了适应“大一统”格局，新的思想体系应运而生。

董仲舒在继承儒学的基础上，汲取百家观点，构建起了一套新儒学。

此举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提供了思想基础。

至此，儒学成为官学。

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上升为封建王朝正统思想。

王权尚儒引起了社会崇孝的风气。

而孝道的风靡离不开社会经济构造。

在汉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最根本的基础。

它决定了汉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

小农经济的模式充分满足单个家庭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

但这样的经济模式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各个家庭之间没有发生联系，这其实排斥了商品交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使得孝道观念在家庭中推广是必不可缺的。

只有小单位的家庭关系坚强稳固，国家才会更加牢固。

人们在家庭听从长辈的教导，依长辈的要求做事，放大到社会中，也会依据尊卑关系，服从尊贵高尚之人的要求。

在外明礼守节，作栋梁之才。

汉代的统治者利用孝道伦理教化出孝子。

孝子走上仕途后又转化为忠臣。

忠臣则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

因此，小农经济这一基础是汉代施行孝道的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不孝罪的判断标准和适用情形

在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各个朝代对于不孝罪都有一定的规定。

随着朝代的发展，规定越为具体详细。

在唐朝时期，首次对不孝罪的界定标准作出规定，且非常具体。

这样一来，本应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用法律强制力予以约束，从而达到维护孝道，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些举措，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有着重要作用。

在古代刑法中，每个朝代对不孝罪的具体规定是不同的。

并且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规定越来越精细和严密。

对于不孝罪的适用情形，以《唐律》最为代表性。

其中，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道德权利等方面均作出了细致的规定。

而且这些规定为历代各朝所沿用。

“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为不孝罪的罪恶之首。

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亲亲相隐”制度，被认为是对家长权、父权的侵犯，是对宗法秩序的侵犯。

历代刑律均加以严厉打击。

根据法律规定，亲属间的犯罪要隐匿，告发不会受到奖励。

如果是卑幼告发了尊长的犯罪，甚至要被处以死刑。

这种犯罪规定，说明中国传统法律在维护宗法伦理秩序方面极为细致周到。

家中尊长尚在之时，卑幼分家析产的行为，在古代有亏侍养之道，大伤亲心。

因而也被列为不孝罪之一。

中国古代要求的孝道是指卑幼不能独立拥有自己的财产。

其财产属于父母等尊长，自己对其没有支配权。

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卑幼才能自立门户，否则就要居住在大家族之中。

一旦违背就是不孝的行为。

《礼记》记载：“父母在，不敢私其财。”

别籍异财这种行为，是历朝历代刑律所禁止的。

在古代，家庭财产是家长权威的物质基础。

禁止别籍异财作为维护尊长家庭地位的重要措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被纳入法律之中。

经过了几代的发展，这一制度在唐朝之时已经是一项完备的制度了。

在古人看来，父母离世，对子女来说是人世间最悲痛的事情。

如果子女因为某些可以克服的理由没有为父母守孝，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消息，即“匿不举哀”。

那么这一行为是极其恶劣的，是法律中规定的“大不孝”行为。

对这一行为的惩罚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从汉代到唐代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这一制度的规定趋于成熟。

《唐律》中对这一行为进行了更为具体和精细的规定。

《唐律》认为，父母去世对于子女来说是一件必须重视的事情。

子女应该遵守孝道，按照规定为父母服丧。

这才是统治者所提倡的行为。

不仅仅“匿不举哀”是一种“大不孝”的行为。

如果在父母去世之后，作为卑幼的子孙实施了其他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也是不孝行为，受到古代刑法的规制。

在我国封建王朝时期，子女一般都要为父母守孝三年。

三年期间禁止脱去丧服、禁止在此期间进行娱乐性活动。

如果在父母去世的三年之内，子孙发生了嫁娶作乐等行为，则就是对父母的大不孝。

从上述不孝罪的范围及内容可以看出，古代法律对孝的维护不仅包括尊长的人身权利，还赋予了尊长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子女婚配的决定权，以及尊长去世后权力的维护。

我国古代通过法律手段来保证孝的有效实现。

这些维护父母尊严、人身权利等方面的内容在当今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不孝罪的历史评价

我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从事小农生产。

这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为促进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税收，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等级秩序得以确立。

在这一时期，父权作为家庭成员的核心，享有绝对的权威。

他们不仅对卑幼享有人身支配权、财产支配权，还决定着子女的婚嫁等行为。

为维护父权，保障孝道的推行和实施，统治者设立了不孝罪。

律法的制定使得家庭内部成员发生冲突时，有法可依。

同时，此举有利于维护家族秩序。

在古代社会，孝忠具有一体化。

孝道的实施不仅可以保障父权，还可以维护君权统治。

统治者认为，孝于亲的人，必然会忠于君。

我国古代不孝罪的设立，正是统治者基于统治社会的目的。

将“孝”这一社会道德与法律紧密结合，将维护家族秩序与封建统治秩序相结合，从而达到惩治不孝、维护父权的目的，进而维护皇权。

儒学为历代各朝统治者所重视。

统治者为推行孝道，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纳入到法律之中，设定了不孝罪，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保障孝道的实施。

因此，这种孝法融合观念，也是儒家“礼治”思想的体现。

我国古代不孝罪对于尊卑、长幼权利义务的规定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

子女的义务只在于付出和服从，对于父母的命令要无条件地执行和满足，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不能拒绝或者违反。

否则就构成法律规定的不孝罪。

这种社会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人的行事风格。

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们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天性的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桎梏。

汉朝时期，统治者为了推行孝道，提出了一些选官用官政策，将孝敬父母、长辈作为选官用官的标准，对于不孝的人不予录用。

这种规定会导致一些人为了做官而假装行孝。

这样不仅不利于孝的推行和家庭的稳定，还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现象，从而使行孝变得极端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