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主体内容，《诗》、《书》、《礼》、《易》、《春秋》组成的《五经》是士人学习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教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305篇，收入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间五百多年的诗歌。但是《诗经》的地位却远远超出了一本诗集。自先秦至清末，从天子到士民，一直都将《诗经》看作教化修身的典籍，不断地讽诵涵泳了两千多年，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诗教”传统，塑造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文化性格。

在各个历史时期，被选作《诗经》教本的书籍是不同的。周代“采诗观风”制度形成了《诗》，其自成书开始即为大师教瞽矇的诗乐教本，继而被选作大司乐教国子的成才教本。春秋时期孔子对《诗》进行整理，将其作为“六艺”之一传授弟子，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其教《诗》的记录。①自汉代始，《诗》被尊称为《诗经》，选用鲁、齐、韩、毛四家经师的《诗经》学著作为教本。唐朝时，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编订《毛诗正义》，颁为明经考试的标准，成为全国统一的《诗经》教本。宋代熙宁兴学中，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编撰《诗经新义》作为评判士子《诗经》经义的标准。从元代开始，朱熹的《诗集传》被官方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明清两代均沿用此制。明成祖时，在《诗集传》的基础上，朝廷组织编撰《诗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清时期又出现了大量指向科举考试的《诗经》学习参考书。

从先秦到清末，《诗经》教本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从原典教本到注释教本，从多家教本到统一教本，从学术著作到应举专书。

1.从原典到注释本

《诗经》从产生之时起就作为教本使用，周代大师以此教瞽矇诗乐，大司乐用以教国子礼仪用诗，孔子将其作为弟子修身的教科书。

先秦时期的《诗》教本，是一种原典形态的教本。这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时间距《诗》成文的时代不远，人们在阅读诗文时没有语言障碍，无须注释。无论是瞽矇学习“风、赋、比、兴、雅、颂”，还是国子学习“兴、道、讽、颂、言、语”，都可以直接学习《诗》原文。孔子整理《诗》作为教本传授弟子时，一般不对文字、诗句进行解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只是对《诗》的特点进行分析，而没有作注解。

到汉代的时候，由于语言文字的变化，《诗经》的文字变得难以读懂了，汉代人需要注释的帮助才能理解诗义，就有了疏通《诗经》文字的需要，同时也为在《诗经》中注入教化思想提供了机会。“经过秦焚书的灾难之后，汉初儒生觉得有必要对这部诗歌总集做一番注释，藉整理与注释诗歌来反映他们的意识形态。”②从此开始了注释形态的《诗经》教本时期。

“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它能适应社会，规范指导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对经典的思想内容有所变通和调整，因此有对经典重新诠释的需要。”③对同一经典文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诠释。各种诠释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或者说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特征，代表着特定时代的精神。汉代的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思想被注入了鲁、齐、韩、毛四家经师的著作，唐代的礼义教化思想被注入了孔颖达主编的《诗经正义》，王安石新学改革思想被注入了《诗经新义》，宋元的理学思想被注入了《诗集传》。

2. 《诗经》教本的历史适应性——经典阐释

自汉以降，《诗经》作为教本使用了两千多年，适应了自汉至清多个朝代的历史要求。《诗经》何以有如此长久的适应性？先秦时期孟子和荀子创立的解诗思想为《诗经》的历史适应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1)《诗经》历史适应性的理论基础

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思想。孟子在回答弟子咸丘蒙关于《小雅·北山》的问题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解《诗》的关键在以解《诗》人之意推度诗人之志，文本内容是一个阐释的依托，重要的是阐释者所持之“意”。

荀子提出“故而不切”说。荀子认为“《诗》、《书》故而不切”(《荀子·劝学》)，《诗》、《书》的内容只论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今。所以学习《诗》的时候，需要结合当前的情况进行理解。

另外，从《诗》本身的特点来说，诗的特点是诗句简练，诗义含蓄，为诗义的阐释提供了开放的空间。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刘向谓“诗无通估，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说苑·奉使》)，均表达此意。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荀子的“故而不切”思想为通过注释将各时期的思想意识注入《诗经》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诗无达诂”的特点为《诗经》的历史适应性提供了文本基础。

(2)《诗经》教本的注释体例

对《诗经》的阐释，主要是我国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注”。所谓“注”，就是对经文的解释，唐代贾公彦《仪礼·士冠礼》疏云：“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注释《诗经》的方式主要包括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

《诗经》教本的注释体例主要有以下七种。

“故”，是通释经文字句。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说：“故者，通其指义也。”鲁、齐、韩三家《诗》都有此注释体例，如申培的《鲁故》、后苍的《齐后氏故》、佚名的《齐孙氏故》、韩婴的《韩故》。

“传”，有传述之意，就是对简奥的经义进行解释。如《鲁诗传》、《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郑众著《毛诗传》、贾逵著《毛诗传》、《马融毛诗传》、《荀爽诗传》等。“传”在汉代分为内传和外传，辕固著有《齐诗辕氏内传》、《齐诗辕氏外传》，韩婴著有《韩诗内传》、《韩诗外传》。内传多比附经义，为对经义的解说，而外传多杂引古事古语，并证以《诗》句。

还有合诂与传于一体的毛亨《毛诗故训传》，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诗》，其中诂训是诠释经文所言之内容，“传”是就经文所未言者进行引申。汉初多采取以上两种训诂通大义的方式来教授《诗经》。

“说”，是说明、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不但解释经，也解释传。汉初授《诗》，多为口授耳听，内容繁杂，但是比较通俗易懂。大师的经说被记录简牍，就成为“说”这种解经体例，如《鲁说》、《齐诗解说》、《韩诗说》。

“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句读，是经师讲经所常用的体例。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后来儒生离章辨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对内容的理解。此类《诗经》教本如：韦贤撰《鲁诗韦君章句》、许晏撰《鲁诗许氏章句》、伏理撰《齐诗伏氏章句》、伏黯撰《伏黯改定齐诗章句》、伏恭撰《删定齐诗章句》、《薛夫子齐诗章句》、薛汉撰《薛氏齐诗章句》、杜抚撰《删定韩诗章句》、张匡撰《韩诗章句》。章句在西汉中期以后，是经学传授的主要形式。

“笺”，是“表识书”(《说文》)的意思。此体例始自郑玄，郑玄治《诗》尊崇《毛传》，或是补充、或是发挥，《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记下自己的见解，表识其旁，成为“笺”，名为《毛诗笺》。

“疏”，是疏通之意。汉代的《诗经》著述传至唐代，唐人读汉人的经解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释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诗经正义》。

“集传”，主要是汇集诸家之说进行注释。在《诗集传》中，朱熹主要是阐发自己对《诗经》的理解，并汇集众家之说，引用群经，诸书之说均为朱子释诗的重要资料。

《诗经》教本的注释，形成了诂、训、序、传、笺、疏、正义等层层累加的形式。就是这些形式，使得原来的305首诗具有了超出诗本义的特性，成为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承载各代教化思想的教科书，《诗经》因此得以成为一本历两千年而不衰的教材。吕思勉先生说：“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经》竟为无谓之书矣。”④

从先秦到汉代，从《诗三百》到《诗经》，其教本也从原典形态发展到注释形态，完成了《诗经》教本的第一次转变。从此，《诗经》教本开始了注释版本的形式。

1.从多家传《诗》到统一教本

汉代的《诗经》传授，分《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诗》，各家均以自己的研究著作作为教本，传授过程中谨遵师法、家法。朝廷允许并鼓励这样的多家《诗》说并存，而各家《诗》说为了争取在政治上的地位，会互相竞争。同时在经学的考试标准中，只是规定要守家法，没有要求必用某家诗说。

自隋朝开始设立科举考试以选拔官员，此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人才的评价以考试成绩为准。对经学考试成绩的评判，需要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这样才能保证科举考试的有效施行。唐初的经学情况是：“文字多讹谬”、“儒学多门，章句繁杂”(《旧唐书·儒学传序》)，这就非常不利于科举考试的成绩评定。唐太宗时期，对《诗经》的经文和注疏都进行了统一。贞观七年(633年)颁新定《毛诗定本》后，“令学者习焉”；孔颖达主持修撰《毛诗正义》，书成后最先在国子监作为教材使用；经过刊定，永徽四年(653年)“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六)。

《毛诗正义》是为“明经”考试专修的本子，其经说专释郑玄一家笺注，参考了刘焯、刘炫两家的注释，并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形成《序》、《传》、《笺》、《疏》的诗教系统。自此，《诗经》的教本走向统一。

刘师培说：“西汉儒林虽守家法，然众家师说不同，纷纭各执，学官所立，未尝偏用一家言也。……至冲远作疏，始立正义之名。夫所谓正义者，即以所用之注为正，而舍之注为邪！故定名之始，已具委弃旧疏之心。……况正义之书，颁之天下，凡试明经，悉衷正义，是正义之所折衷者，仅一家之注；而士民之所折衷者，又仅一家之疏。故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锢天下之聪。”⑤

从此以后，科举考试都要规定某一《诗经》著述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⑥，此书即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毛诗正义》从唐直至宋初，都是明经考试的标准用书。在宋熙宁科举改革中，为了约束士子对经文的阐发，王安石专门编写《诗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元代的科举考试明确规定“《诗》以朱氏为主”(《元史·选举志一》)，即以朱熹所著《诗集传》为标准。明清时期沿袭元代的要求，仍以《诗集传》为标准。明代还编写以《诗集传》为中心的《诗经大全》作为学校《诗经》教育的教材。

2.选士制度对《诗经》教育的影响

“选士在性质上属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但它的任务正好与古代普通教育的基本目标相吻合，也就是说，选士实际上是‘学而优则仕’在制度上的保证，教育的直接动机和结果就是要学生顺利通过选士而入仕为官。这样一来，选士制度就成为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亦既‘指挥棒’的功能。”⑦选士制度对经学教育的“指挥棒”作用，表现在考查标准决定着学习内容，也决定着学习方式。科举考试制度对《诗经》教育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规定《诗经》的教本和引导《诗经》的学习方式。

(1) 指定教本

在科举考试中所规定的考试标准用书，均为应试举子必读的书目。成为官方选定的《诗经》教本，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官方主持编撰的《诗经》教材。如唐太宗下诏编撰的《毛诗正义》和明成祖时期编撰的《诗经大全》，它们都是国家组织学者编写，体现国家统一思想和考试标准的要求，并以科举考试标准的形式被选定为官方教本。

二是私家研究成果被朝廷选中，从而成为官方教本。汉代四家《诗》都是个人研究、传授的成果，在私家传授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影响，而被国家选定并承认，成为官学中的教本。还有《诗集传》完全是朱熹的私人作品，因为元代以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理学著作《诗集传》就被选定为官方教本。

三是半官半私的形式，即在官方要求下，私人撰述作品成为教本。《诗经新义》即为此种类型。为统一经说，宋朝廷成立经义局，虽然任命文臣数十人，专司修撰经义之事，但《诗经新义》由安石之子王雱训词，安石释义，仍属于王安石的个人著述，修成之后，成为官学的重要教本。

(2) 影响学习《诗经》的方式

科举考试中对《诗经》的考查方式，引导着士子学习《诗经》的方式。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对《诗经》的考试主要是帖经、墨义两种方式，重点考查对经文内容和注疏的记诵，因此唐代多“帖括”之学，即发掘考官常考的帖文之处，编成口诀记诵，不重视对《诗》文义理的理解。

在宋代的科举考试改革中，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从考试帖经墨义，改为考《诗经》经义，主要考查的是士子对《诗经》义理的理解，从重记诵转变为重义理。

随着科举考试形式的程式化，明清时期对《诗经》的考查方式逐步演变为八股文，而学习《诗经》的方式也逐步趋向按八股的套路来理解《诗经》，从而出现了大量以八股文形式解诗的《诗经》教本。

1. 《诗经》研究著作与教本统一时期

(1) 孔子《诗》学研究成果之教本

先秦时期，《诗经》研究与《诗经》教育相统一。《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它或总论“诗”、“乐”、“文”的特征，或概述讼、大雅、小雅、邦风特点，或解说诗篇，其内容都是孔子有关《诗》的研究成果，也是其教《诗》的教本。

(2)《诗经》汉学研究成果之教本

汉代，鲁、齐、韩、毛四家传《诗》所用教本，均为本派经师的研究成果。《诗经》的学术著述与教本统一，研究与教育统一。各家《诗经》学大师以自己的《诗经》研究成果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材，教本即是大师的学术著述。如申公的《鲁故》、韩婴的《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毛公的《毛诗诂训传》等。而弟子在学习传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研究发展，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展师说，著成新的教本，形成汉代的《诗经》章句之学。如韦贤的《鲁诗韦氏章句》、郑玄的《毛诗笺》等，都是《诗经》的研究成果，也是当时的教材。

唐代的教本《毛诗正义》，全面继承了《诗经》“汉学”的研究成果，吸取魏晋六朝训诂义疏的精粹。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毛诗《传》、《笺》的基础上，对《诗经》的说解、文字、音训等作进一步的研究，成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

(3)《诗经》宋学研究成果之教本

宋代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经义代替帖经，并且规定“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丁巳)。这项改革使读书人不必再拘泥于记诵儒家经典文本和汉唐章句注疏，从而可以专注于进一步理解、发挥经典中蕴含的义理。

王安石的《诗经新义》，开《诗经》宋学以义理解诗的先河。朱熹评价说“用己意有所发明”(《朱文公文集·吕氏家塾读诗记序》)，书中有很多新的《诗经》解说，无论是诗篇的通义还是章句的诠释，都不乏精彩之处。王安石是尊《序》派，对《序》的解说全部一一回护，并且提出“诗礼足以相解”(《临川先生文集·答吴孝宗书》)的主张，以礼释诗。

《诗集传》是朱熹研究《诗经》的学术著述，是《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在《诗集传》中，朱子弃《序》言诗，重新概括诗篇内容，根据诗文本义所定的《诗》旨，很多都比较可取。在对词义的解释上，大多准确简明，而且重视从文学观点来释诗，“就诗论诗”，开文学释诗的先例。《诗集传》在诗经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元代以《诗集传》作为科举考试的书目之后，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利禄诱惑，使得元代的《诗经》学研究，多羽翼朱传之书，或是解释，或是补充，或是释疑，主要目的是使《诗集传》更便于士人学习。“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经大全》)皮锡瑞将元、明两朝定义为“经学积衰”⑧的时代，正是作为教本的书籍对《诗经》学术研究的影响。

2.应举、穷经相分离的时期

自《诗经大全》开始，教本与经学研究著作走向分离。顾炎武评价胡广所主持编撰的《五经大全》说：“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日知录》卷十八)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盖自胡广等《五经大全》一出，应举穷经，久分两事”。有关《诗经》的著述，开始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诗经》经学研究成果和专为应举之作。

清代的《诗经》学术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被皮锡瑞称为“经学昌明时代”。考据学派和思辨学派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王夫之的《诗绎》等都是代表作。但此类《诗经》研究著述，只是作为经学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没能进入官学教育领域成为《诗经》教本。

同时，在《诗经》教育领域，仍旧是朱熹的《诗集传》一统天下。明清时期都出现了大量以朱子《诗集传》为本，揣摩场屋、敷衍语气、串讲诗义，以应举为目的的《诗经》著述，就如现在流行的课程辅导书。这些著述在《诗经》学术研究上没有什么成就和贡献，只是科场上的揣摩弋取之书。但是由于科举利禄的驱动，此类书在书肆中广泛流行，成为《诗经》著述中的一大类别。例如江環撰《诗经阐蒙衍义集注》、宋景云撰《毛诗发微》、何大抡撰《诗经主意默雷》等。

从先秦到清末，《诗经》教本经历了从原典教本到注释教本、从多家教本到统一教本、从学术著作到应举专书的几次转变。《诗经》教本的发展特点基本上可以反映古代经学教本的发展演变过程，可视作经学教本发展“具体而微”的表现，从中能大体了解经学教育发展的特征。

当前经典诵读已经成为一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途径，但是长久以来，关于经典的书籍浩如烟海，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籍作为我们诵读的教材呢？我们提倡回归原典教本的形式，因为原典是历经古代各个朝代的文本，积奠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意识，《诗经》原典具有“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