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它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皇权的绝对统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县制，意义同样重大。公元前221年，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在秦廷之上爆发过一场不同观点的争论。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而据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太尉不见于秦国与秦朝的历史记载，或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职官，或是虚而不设。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一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

此外，秦所设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统治政策，都对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清末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才会有“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三)由汉初的“过秦”思潮形成的“秦亡于暴政”之说，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结论。（17南京师范大学：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意义）

秦亡汉兴，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努力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汉高祖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于前，贾谊著《过秦论》于后，又有贾山、刘安、董仲舒、严安、主父偃等人继轨而起，这些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国思路的论政名篇，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汉人论秦之过恶，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但其中的两个命题是极有价值的：首先，他们批评秦朝统治者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之理，在“守天下"之时，仍沿用“打天下”的方式，一味地偏信武力和刑罚的威慑力量，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其次‘，他们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价值，“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苟子对君民之间的关系有著名的‘!载舟覆舟”之喻，汉人引秦为例凸显了它的鉴戒作用。

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于青史，分外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它的历史内涵所决定，不可否认的是与汉代的批判性政论也有相当关系。比起这种定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为“暴君”、“暴政”的历史实例和反面教材，不断地被人援引，劝告不同时期的当政眷，如果自恃掌握国家权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残民以逞，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在民众的反抗中土崩瓦解；政权易手。这种劝告，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效。后世在专制体制之下出现的“开明”政局，往往与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所提供的历史鉴戒相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