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中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以及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国学经典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善书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中国的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行会等，这些血缘、地缘性的自然团体及扩大化的社会团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社会自治、地方自治。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当代公民道德重建，并以此美政美俗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