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明割裂与寂静之声 如何透视文化审查的藏身之处

Big Data as a Lens on Human Culture

书中蕴含的百万声音，诉说着有关人类文化和历史中那些悠久而迷人的故事。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图书记录下来。有时候，遗失的声音带来的沉默能够淹没一切。

海伦·凯勒的声音就差点儿在人类文化中遗失。出生于1880年的海伦·凯勒在她19个月大的时候染上了一种疾病，从此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在凯勒生活的时代，失去视力和听力的人几乎不可能接受教育。不过，凯勒没有放弃，她成了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聋盲人。最终，她成长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作家、政治活动家、残疾人权利的强力捍卫者。在这一过程中，凯勒成了数百万人心目中的英雄以及人类战胜逆境的标志。然而，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凯勒再次面临不得不让自己沉默的现实。

1933年，纳粹开始掌管德国，打算控制德国政府和人民，甚至文化。这场运动的一个表现是：焚烧德国当局认为具有“非德国精神”（un-Germanspirit）的书。受纳粹领导人敦促，学生暴徒强行将这类书从图书馆和书店带走并付之一炬。此种焚书行为遍布整个德国，而这其中被列进黑名单的作家就有海伦·凯勒。

凯勒通过一封公开信对此进行了回应，这封信被发表在《纽约时报》等众多报纸的头版头条，彰显着一种永恒的强烈抗议。信的内容如下：

凯勒这句激情澎湃的宣言——“如果你们认为思想可以被扼杀，那么你们的历史就白学了”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这句话引发了对纳粹的国际公愤，最终迫使纳粹的宣传机器将焚书说成是非官方的“德国学生联合会（German Students Association）的自发行为”。

尽管凯勒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取得了胜利，但她的观点真的正确吗？思想真的不可能被扼杀吗？我们迫切地期望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而这就促使我们去触及人性的阴暗面：充满言论审查、言论压制和丑恶行径的世界。若想一睹这样的黑暗现实，没有比研究世界名人的生活更好的观察窗口了，譬如艺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

彩色玻璃窗

这是莫依希·夏加尔（Móyshe Shagal）从同学那里得到的关于如何绘画的建议。这条建议开启了他非凡的艺术生涯，将他从维捷布斯克（Vitebsk）一位鱼商的儿子莫依希·夏加尔变成了“20世纪犹太艺术家的典范”马克·夏加尔。

作为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夏加尔是20世纪中期的领军艺术家之一。他设计的彩色玻璃窗更使其闻名遐迩，那是颜色、玻璃和光线的完美融合，尤其是他的《耶路撒冷》——这些窗户甚至出现在了以色列的邮票上。夏加尔设计的彩色玻璃窗还被联合国和欧洲的大教堂采用过，以彰显其气势。“马蒂斯（Matisse）[17]去世后，”巴勃罗·毕加索曾经说过，“夏加尔就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懂得颜色真谛的人。”

和我们上一章讨论的许多著名人物一样，夏加尔年轻时就已经名声在外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年仅30岁的夏加尔就出任维捷布斯克地区艺术人民委员。然而，战争和饥饿随之席卷了整个俄国。不久后，虽然夏加尔已经是俄国当时最著名的年轻艺术家之一，但他还是向西去了巴黎。

1923年，夏加尔抵达巴黎。那时候，他在巴黎还不是很出名，仍需要拼命努力来重建自己的名望。他非常清楚他的移民选择给自己的名望和声誉所造成的影响。夏加尔在写给回到俄国的艺术评论家和收藏家帕维尔·埃廷格（Pavel Ettinger）的信中吐露过这一心声：

简短起见，夏加尔将他当时那段时间的经历总结为“法国人开始注意到我了”。与此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自己的形象在故乡可能会慢慢消失的担心。夏加尔和埃廷格这两个人曾长期进行书信来往，而这封私人信件的核心则体现了夏加尔的忧虑。他的这份忧虑是可以量化的：人们思考、谈论、写到夏加尔的频繁程度如何？

当然，夏加尔缺少测量自己到底有多出名的精确方式，更不清楚自己名望的变化趋势。但是，至少从他的名字在书中的出现频次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轻易地了解夏加尔的名望变化（见图4-1）。

夏加尔的估计完全正确。我们可以从他写给埃廷格的信中清晰地发现，他的移民选择对其名望的影响在当时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然而，夏加尔的名气很快将被不受他控制的事情所左右。在莱茵河的另一边，一支军队正在集结。像夏加尔这样的众多前卫艺术家很快就被打上了“非德国”的标签。夏加尔的处境甚至更为岌岌可危，因为他是犹太人。

图4-1马克·夏加尔的名望变化

“堕落的艺术”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艺术家的天堂。达达主义（Dada）、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和立体派（Cubism）等都起源于那里。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强烈反对这些艺术风格。它们表现出的无拘无束的本性和希特勒准备控制社会文化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

希特勒希望对德国文化施加严格的控制，为了寻找借口，德国当局开始广泛宣传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评论家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的理论。诺尔道声称，现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譬如前卫艺术，就是迄今为止尚未被揭示的某种精神疾病（例如，视觉皮层功能紊乱）的一个副产品。基于此，纳粹宣称，有必要让德国文化摆脱这种影响。而纳粹为其贴上了“犹太主义”的标签，尽管诺尔道本人就是犹太人，而且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33年9月，希特勒让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建立了帝国文化厅（Reich Culture Chamber）。而该厅的使命是：执行希特勒净化德国文化的计划。

在戈培尔的领导下，帝国文化厅成了迄今为止德国艺术生活中最重要的机构。戈培尔宣称：“未来，只有帝国文化厅的会员才被允许在德国进行文艺创作。会员资格则只提供给那些符合条件的人。”除此之外，会员还被要求出示其祖先是雅利安人的证明，并且要乐于拥护帝国文化厅的意识形态。因此，戈培尔放心地总结道：“这种方式可以将所有不想要的、有害的元素都排除在外。”尽管如此，纳粹仍不满足于仅通过这种“卡夫卡式”的严格会员要求来削弱艺术家们的创造力。1937年6月，戈培尔任命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位画家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领导帝国文化厅的一个新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从德国各地查抄纳粹眼中的“堕落艺术品”，无论这些艺术品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

作为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者，并且还是一名犹太人，夏加尔首当其冲。他的作品很快就在德国消失了。同时，数千件其他“堕落艺术品”被查抄，其中很多作品都出自举世闻名的现代艺术家之手。这些艺术家包括：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和巴勃罗·毕加索，等等。这些被查抄的艺术品中，有些被破坏了，有些被纳粹的头目收藏了，还有些则被埋在了诸如奥尔陶斯（Altaussee）盐矿之类的遥远地区。这场运动对艺术界的影响难以估量。2012年，当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绘画作品《呐喊》（The Scream）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of Modern Art）展出时，一位德国犹太裔银行家（这位银行家曾经是这幅作品的所有者）的继承人坚决要求博物馆在这幅作品旁边加上注释，以说明他们的父亲是在纳粹掌权之后被迫出售这幅画的。

史上最火爆的艺术展

在纳粹看来，没收前卫艺术品并禁止其创作者继续创作的压制仍远远不够。戈培尔和齐格勒不只是想在德国抹掉现代艺术的痕迹，还打算让现代艺术名誉扫地。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在慕尼黑同时举办了两个艺术展：一个艺术展展出德国当局认可的艺术家的作品；另一个艺术展展出的则是齐格勒和他的亲信查抄上来的作品。1937年，齐格勒在展览开幕式的演讲中发出邀请：“德国人民，请来这里给出你们自己的判断吧！”

第一个艺术展被称为“伟大的德国艺术展”（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是现代史上最奢华的艺术展之一。实际上，这个艺术展不只是展出艺术品，同时也是“艺术之家”（Houseof Art）的揭幕仪式。“艺术之家”是一座新建的博物馆，是纳粹建筑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艺术展上陈列着大量纳粹认可的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希特勒最喜爱的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Arno Breker）的以新古典风格雕刻的天衣无缝的人物裸体塑像。

第二个艺术展被命名为“堕落艺术展”（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其上陈列着齐格勒查抄上来的著名艺术作品，包括夏加尔、康定斯基、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奥托·迪克斯（Otto Dix）、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保罗·克利（Paul Klee）和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Moholy-Nagy）等人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和“伟大的德国艺术展”上的作品所受到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个艺术展并没有在这座新建的博物馆中展出，而是在一栋旧建筑的二楼展出，这栋建筑曾经是德国考古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for Archaeology），只有一个狭窄的楼梯可以通往二楼。所展出的艺术作品被胡乱放在一起，悬挂混乱且大多没有画框。每件作品旁边通常都标记着德国当局收购它们时给出的价格。由于很多作品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通货膨胀时期被收购的，因此，有些作品的价码看上去特别古怪。

整个展览没有经过认真的编排，只是按照被纳粹认为污蔑宗教、有损德国军事形象和破坏家庭生活等方面分成了几个区域。墙上遍布涂鸦式的标语，例如，“蓄意破坏国防”、“理想——白痴和妓女”、“扭曲的灵魂本性”、“对德国妇女的污辱”和“犹太人渴望土地——德国黑人成了堕落艺术的种族理想”。在110位有作品展出的艺术家中，只有6位是犹太人，他们的作品被单独放在一个房间里，被命名为“犹太人的，全部是犹太人的”。然而，在这个艺术展背后，纳粹想暗示的是：所有现代艺术都是反对德国价值观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阴谋。

简而言之，从展览的角度来讲，“堕落艺术展”并不是为展览而准备的，而是由纳粹政府资助的一场艺术颠覆活动，其目的是削弱现代艺术的形象，让德国人认为这样的艺术是道德败坏的、粗俗的、浪费纳税人钱财的。

这次展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展览的前4个月就吸引了超过200万人，每天来参观的人数接近1.7万，是到“艺术之家”参观的人数的5倍。这个数字在艺术展史上至今未被超越。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次展览到底有多轰动，我们对比一下2011年世界上参与度最高的艺术展：由巴西银行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Bancodo Brasil）举办的“埃舍尔的魔法世界艺术展”（Magical Worldof Escher）。此次艺术展每天前来参观的人数是9677人，比“堕落艺术展”每日参观人数的一半多一点。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纽约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展”（Abstract Expressionist New York）。这场展览的主题和“堕落艺术展”的主题多少有些重叠，都是某个地区现代艺术家的艺术展。此场展览也是2010年度最大的艺术展，7个月间吸引了110万人，每天参观人数为5600人，但也仍然只占“堕落艺术展”参观人数的一部分。

事实上，“堕落艺术展”引起的轰动不只简单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上。大批前来参观的人影响了展览的参观体验，他们也构成了这场展览的一部分。其中一位参观者如此描述道：

“堕落艺术展”是一次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的混合，它以一种粗俗的、误导的方式展示艺术品，试图诱导公众对之产生愤怒和嘲笑，这一切给每位参观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这场轰动的展览开始在城市间传播，而对这类艺术品进行嘲笑的信息也在德国扩散开来。总体来说，大约5%～10%的德国人参观了这场艺术展。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堕落艺术展”居然是有史以来最火爆的艺术展。

“堕落艺术展”举办之后，在当时的德国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出现现代艺术家了。贝克曼、恩斯特、克利和其他一些艺术家都开始离开德国，而留下来的现代艺术家则被禁止进行艺术创作。面对这样的禁令，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秘密地继续使用水彩作画，以防绘画的颜料将其出卖。而恩斯特·路德维格·基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则选择了自杀。

那么，夏加尔呢？尽管他的名字已经被迅速从德国文化中抹掉了，但生活在法国的夏加尔最初并没有遭遇到现实暴力的摧残。然而，1940年法国陷落，夏加尔意识到处境危急。于是，便使用伪造的护照携全家去了美国。

从德文书中计算出来的n元词组的出现频次清晰地显示了纳粹的压制对夏加尔和其同时代的艺术家们造成的影响（见图4-2）。1936—1943年，马克·夏加尔的全名在德文书中仅出现了一次。由此可见，纳粹虽然没有设法杀掉夏加尔，但是他们找到了一种将其从德国文化中抹掉的方法。

图4-2纳粹的压制对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造成的影响

焚书

纳粹政权对德国文化的掌控远远超出了现代艺术的范畴，影响了德国人思维的方方面面。被纳粹政权认为与德国精神不相符的任何概念都成为了被打压的对象。在这场文化审查运动中，书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早期的压制对象。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不到10个星期时，一场让世人发指的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纳粹的影响在德国社会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这场运动的帷幕并不需要由希特勒政府直接拉开。1933年4月，德国学生联合会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旨在将他们不喜欢的思想从德国文化中清理出去。几天内，仿照马丁·路德的做法，学生们在各地张贴海报，列出了“与德国精神相违背的12个主题”。以下是第7个主题：

在这一运动的驱使下，德国学生联合会开始相信，德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出自图书馆，体现在那些“非德国精神”的作品中。然而，这些学生犯了一个错误：据我们所知，读完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是很困难的。那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哪些书中包含了“非德国精神”呢？

为此，他们开始信任沃尔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这是一名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的图书管理员。之前，赫尔曼不仅毫无名气，而且还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他花费了几年时间来梳理书架上的图书，列出了一系列他认为具有不良道德影响的书。赫尔曼非常痴迷于这份工作，并“一丝不苟”地为各个类型的作者单独创建了列表，包括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等。

起初，赫尔曼的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随着希特勒不断获得更高的权力，他的地位也逐渐上升了。后来，他被任命到“净化委员会”（purification committee）工作，主要是对柏林的图书馆进行彻底审查。由于赫尔曼的地位出现了突然间的提升，他随之发起了一场针对所谓的德国“文学妓院”（literary bordellos）的运动。于是，德国学生联合会开始投靠赫尔曼，希望能够分享他精心编纂的书单。而赫尔曼非常乐意提供。数月间，这个曾籍籍无名的图书管理员就掌握了一支“军队”，并将德国的图书馆作为了目标。

1933年5月10日，这场文化审查运动到达了高潮：焚书。学生们带上了火把和赫尔曼提供的列表涌向德国大学城的街道，洗劫书店、图书馆和学校，将数万本书付诸一炬。在柏林，这场运动由戈培尔发起，他宣称：“犹太人极端知性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的德国人将不再只是一些满腹经纶之人，而是有性格的人。”到5月底，整个德国都在焚书。盖世太保没收了500吨书。被焚烧的书出自卡尔·马克思、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海因里希·海涅等人之手，当然其中还包括海伦·凯勒。

这场焚书运动仅仅只是纳粹对德国书籍长期攻击的开始。赫尔曼不断地修改他的列表，从起初1933年的大约500位作者，到1938年增加到了数千位作者，他的列表成为了德国当局支持下的一个不断扩张的黑名单的核心。持续的攻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历史学家玛格丽特·斯蒂格·道尔顿（Margaret Stieg Dalton）估计，在纳粹的工业中心城市埃森市（Essen），到1938年，在纳粹取得政权之前，69%的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消失了，其中包括很多流通非常广泛的书。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公共知识领域一下子删掉如此多的信息，其影响令人难以想象。

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被纳粹从国家层面抹掉了，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但是，通过统计n元词组的出现频次，我们仍然可以对这场审查运动的效力有一个统计上的认识。图4-3展示了出现在赫尔曼黑名单中的作者的名望变化。作为对比，我们也统计了一些投向纳粹的作者的名望变化。

图4-3赫尔曼黑名单对不同类作者的影响情况

通过将被纳粹列入黑名单的作者和投向纳粹的作者的名望变化进行对比，结果再清楚不过了。纳粹在文化思想方面实施的压制所造成的影响触目惊心。

文化中的大数据

环球巡回，他们不希望你看到什么

毫无疑问，纳粹政权是历史上记载最多的实施大规模政治和文化镇压的政权。大数据就像一盏强大的探照灯，将世界上的审查制度引发的事件一一放在光亮之下。有时候，它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真实。

列宁领导了俄国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几年后，一场权力斗争爆发。一开始，和列宁一起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被认为是列宁的接班人。然而，俄国革命中涌现出的三位重要人物结成了政治联盟来削弱托洛茨基，他们是约瑟夫·斯大林、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这三人构成了当时苏联的“三驾马车”，而他们也最终成功取代了托洛茨基的领导地位。1925年，“三驾马车”联盟瓦解，斯大林当选为苏联领导人。

一开始，斯大林希望将这些政治对手对俄国革命作出的贡献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从苏联人民的记忆中抹去。总的来说，他成功地做到了。

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无数革命烈士的贡献被最小化和忽略了。而且这三位领袖和其他革命烈士的名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部分恢复。

不过，并不是只有斯大林才担心那些具有危险思想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和担心也与日俱增。美国有共产主义者吗？如果有，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为了确保对此进行充分的调查，美国众议院在1945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

由于担心影视业会成为国外媒体进行秘密宣传的源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重点管控共产主义对好莱坞的影响。1947年，该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听取了“友好证人”的证言。所谓的“友好证人”是一些来自好莱坞的名人，他们的爱国精神受到了国会议员的认可。包括华特·迪士尼和罗纳德·里根等在内的一些友好证人就共产主义对美国影视业的严重影响进行了阐述。那时候，里根还只是美国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的主席。很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转向了“非友好证人”——被怀疑和共产主义有联系的人，并希望这些人能够揭露共产主义对美国影视业的不良影响。迫于压力，大部分人同意作证。然而，其中有10个人拒绝了，他们分别是：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赫伯特·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莱斯特·科尔（Lester Cole）、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小林·拉德纳（Ring Lardner, Jr.）、约翰·霍华德·劳森（John Howard Lawson）、阿尔伯特·马尔茨（Albert Maltz）、塞缪尔·奥尼茨（Samuel Ornitz）、阿德里安·斯科特（Adrian Scott）和达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他们中很多人早已功成名就，甚至还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今天，他们一起被称为“好莱坞十人”（Hollywood Ten）。

由于拒绝在听证会作证，“好莱坞十人”被冠以藐视国会罪。更糟糕的是，48位出色的好莱坞制片人也加入了进来，包括著名人物塞缪尔·高德温（Samuel Goldwyn）和路易斯·迈耶（Louis Mayer），他们强烈支持国会的反共产主义举措。这些制片人发出了一项联合声明：不再允许“好莱坞十人”在他们的工作室工作，“直到他们被宣布无罪，或者他们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又或者宣誓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通过这项声明，好莱坞的制片人们列出了一份黑名单，以阻止“好莱坞十人”以及许多其他人在美国找到工作。而在这十多年间，好莱坞主要工作室出品的影片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好莱坞十人”中任何人的身影。可见，好莱坞黑名单给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带来了直接的、毁灭性的打击（见图4-4）。

图4-4“好莱坞十人”遭受到的影响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倒台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权力开始衰弱。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虽然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具有一致的目标，却从未在其中任职过。当该委员会于1959年被撤销时，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评价道：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是“当今美国最非美国化的东西”。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好莱坞制片人的黑名单也随之失去了效力。最终，1960年，在电影《出埃及记》（Exodus）中达尔顿·特朗博以编剧身份出现在了荧幕上，这标志着那份黑名单的彻底瓦解。自此，被好莱坞流放的人们终于重新回到了他们的乐土。

我们能够自动检测出哪里有审查吗

无论审查和压制发生在哪里，都会留下很多特殊标记：某些词和短语的突然消失。诸如此类的词语空白通常具有非常明显的统计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发现有哪些人和事物受到了压制。

文化中的大数据

我们将这一“自动检测工具”应用于数千位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人物，并将结果绘制成了两条线（见图4-5）。第一条线说明了我们根据英文书计算得到的压制分数。大部分分数接近1——名望既没有下降，也没有上升。只有不到1%的人的压制分数超过了5。这条线没有什么特别，通过计算英文书中这些人名的出现频次得到的这个结果很常见，与我们在任何时期查看任何语言的书得出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

第二条线则说明了我们根据纳粹统治时期的德文书计算得到的压制分数。这条线看上去和第一条线完全不同。它的中心不是1，而是稍微向左偏移，这表明大部分人遭到了纳粹的压制，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压制；绝大部分人遭遇了明显的名望下降。然而，不仅仅是这条线的中心偏移了，整个分布也变宽了很多，包括了更多的极端数值。少数几个人出现在了右边，他们是政府宣传的受益者。但是，大部分人处于左边：在我们考察的名人中，超过10%的人的名望衰减了一半以上。

图4-5数千位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人物的名望变化

位于1的左边的名字中不仅有毕加索，还有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他是包豪斯运动的奠基人，而这一运动涉及艺术、建筑和设计等诸多领域。在这条线的最左边是赫尔曼·马斯（Hermann Maas），他是一位牧师，曾公开反对纳粹，并帮助犹太人获取签证以逃离德国。他的这些努力引起了纳粹的报复行为，而且专门针对他开展过一场运动。我们绝不是第一个注意到马斯英雄事迹的人。1964年，在以色列建立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中，马斯被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the Nations）[18]的称号。

在绘制完图4-5后，我们请一位来自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学者作出她的判断，我们要求她只运用历史知识来判断哪些名字会出现在该曲线的某一端，并没有让她看我们的数据和结果，也没有告诉她为什么让她这么做。她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只有一张名单而已。然而，她给出的答案却和我们的绝大部分结果都一致。

也就是说，使用我们的审查检测工具得到的结果和传统历史学家使用传统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然而，和传统方法不同，我们的分析方法可以借助计算机在瞬间完成。

类似的自动化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有趣的是，维基百科最近开始利用大数据进行偏见检测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维基百科中存在的反女性偏见，或许是因为维基百科大部分编辑都是男性的缘故吧。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是一些轶闻。不过，人们正在将统计方法和n元词组数据应用到此类讨论中，以清晰地识别出有偏见的文章，从而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

未来，此类方法将不再局限于维基百科这类主要依靠志愿者建立起来的网站，还将用来使政府坚守诚信，使人民和思想保持自由。

思想有数百万个出口

短短几年内，纳粹抹杀了许多伟大的思想。他们不喜欢现代艺术，于是就让现代艺术作品消失——那些为打击现代艺术而在“堕落艺术展”上展出的作品只是一个例外。像夏加尔这样的现代艺术家，往往要么选择离开欧洲，要么被迫退休，要么就是被害。现代艺术运动完全从德国消失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凯勒所说的“如果你们认为思想可以被扼杀，那么你们的历史就白学了”呢？

一方面，这些思想最终存活了下来——我们今天仍在谈论这些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装认为这就是它们的原貌，那就显得有些肤浅了。

倘若不触及专制统治政策带来的意外后果，任何关于审查制度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生活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的年轻艺术家。你虽然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仍然对现代艺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假如是这样，你将会被吸引到“堕落艺术展”中。在那里，你会看到很多出自你偶像之手的作品。你可以将那里想象成一个琳琅满目的教室——非常大、非常嘈杂，将那场艺术展想象成一个现代艺术的高级讲习班。

或许，现代艺术的思想没能像凯勒所说的那样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并最终打败纳粹。然而，凯勒的想法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尽管纳粹残暴地压制现代艺术——禁止创作现代艺术作品、查抄现代艺术作品、嘲讽现代艺术并迫害现代艺术的实践者，但现代艺术的思想仍没有被杀死，并最终“从数百万个渠道中渗出”。这些渠道很多是意想不到的。譬如，所罗门对“堕落艺术展”的参观。虽然所罗门本人被杀害了，但她的作品最终“催生了其他思想”。她的见证，一位现代艺术家的见证，浸润在现代艺术大师作品中并以现代艺术的语言表达出的见证，最终度过了纳粹的黑暗统治时期，在使纳粹成为“全人类最憎恨和鄙视的政权”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夏加尔和所罗门——从未谋面的“老师”和“学生”。然而，所罗门去世很多年后，夏加尔在一次艺术展上终于见到了所罗门的作品，他被这一作品深深打动了。夏加尔如此评论这部作品：“它们如此柔和，如此动人，很好，非常好。”

附言

1944年，纳粹侵入匈牙利之后，开始对匈牙利的犹太人进行屠杀。每天有上万的犹太人被火车拉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了逃脱抓捕，埃雷兹的祖父、祖母、父亲和姑母藏了起来。他的祖父随身携带藏有希伯来圣经的经文护符匣。每天早晨，他都从藏匿地走出来进行祷告。虽然一旦被发现阅读犹太祷告文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依然坚持那样做。

在我们写这一章时，埃雷兹的父亲去世了。他留给埃雷兹的一个珍贵包裹中装着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天都随身携带的经文护符匣，里面的经书被精心地保存了下来：一个世纪之久的羊皮纸上，每个字都完好无缺。

是的，思想的确可以从数百万个渠道渗出。

量化人文两个权利催生一个新权利

和物种一样，思想可以被复制并流传开来，也可以变异，例如，权利这一概念。

有关权利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在约翰·洛克等哲学家的理论推动下，伴随着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美国1789年《权利法案》和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颁布，基本权利的概念逐渐成为17世纪和18世纪众多法律体系的基石。在美国，公民权利主要指黑人的权利，它可以作为检验新生国家是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一个样例。

受民权运动成就的鼓舞，妇女组织、儿童组织和动物保护组织等一些组织纷纷加入了这波争取权利的浪潮。19世纪60年代，女权组织首先发出了声音，并在民权运动一个世纪后加速促进国家对妇女权益的保护。最近几十年，儿童权利和动物权利开始普及（见图4-6）。在今天，两次错误不一定能够换来一次正确。但是幸运的是，多次错误却可以催生一场权利运动。

图4-6争取权利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