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测量生育意愿？——多学科视角的分析 原创 王军 定量群学

2021年5月，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中国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即无论地域、城乡、户籍、民族，每对夫妇都可以合法生育三个孩子。可以说，三孩政策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基础上对生育限制的进一步放宽，是有效应对极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冲击，并最终迈向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实现自主生育的关键一步。

当前生育水平为什么会如此之低？要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宏观层次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回到微观层次的育龄女性或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主要指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下同）。按照吴帆（2020）的梳理，国际上生育意愿研究共经历了两次研究热潮，第一次是在较高生育率（明显高于更替水平）的背景下，研究人们实际生育行为为什么高于生育意愿以及如何降低过高的实际生育水平，而第二次则是在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背景下，研究为什么实际生育行为会低于生育意愿以及如何提高过低的实际生育水平。

国内生育意愿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不过2010年以来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尤其是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三孩政策的相继实施，生育意愿研究呈现“井喷”状态，无论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质量都有很大提升，并对中国人口政策优化的实际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对生育意愿研究的批评之声一直存在，其中很多聚焦于生育意愿的测量问题。

风笑天（2017）认为，当前国内大多生育意愿的测量均采用理想子女数，即被访者所认为的一个家庭的理想子女规模，但这一指标实际测量的只是人们对生育的一般看法和观念，而不是被访者对于自己生育的具体想法和意愿。郑真真（2014）也持类似看法，认为理想子女数测量的只是被访者所认为的周围群体的生育观念。

如果理想子女数不是测量生育意愿的有效指标，那么如何找到更好的测量指标呢？郑真真（2014）在借鉴Miller (1995)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生育意愿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包括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计划、性别偏好、生育意愿强度等多个指标。其中，理想子女数主要用于反映群体生育观念，期望生育子女数用“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生育计划则纳入了时间维度，用于测量被访者的实际生育打算。风笑天（2017）也认为，虽然理想子女数和期望生育子女数都不是生育意愿测量的理想指标，但相对而言，期望生育子女数更为接近实际生育意愿。

鉴于生育意愿测量存在的问题和局限，目前国内许多大型全国调查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都采用至少包括理想子女数和期望生育子女数（或者生育计划）双重指标。比如，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其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包括了理想子女数、计划生育子女数（生育计划）、性别偏好三重指标。由国家卫健委组织实施的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其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包括理想子女数、计划（打算）生育子女数双重指标。

总之，当前国内外生育意愿研究，大多数研究仍在继续使用理想子女数这一预测效度较差的测量指标，不能不说是当前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生育意愿研究热闹有余，亮点不多，甚至有些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虽然少部分研究已经使用了期望生育子女数或计划生育子女数等更为接近实际生育行为的指标，但对于有效测量生育意愿来说，正如风笑天（2017）指出的，仍然存在较大距离。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如何界定生育意愿？具体来说，生育意愿具体包括哪些指标和维度？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Miller(1995)对各学科对生育意愿的研究进行了简要梳理。其中，人口学视角的生育意愿研究，一般将生育愿望（Fertility desires）、生育偏好（Fertility preferences）、生育期望（Fertility expectations）、生育计划（Fertility intentions）混用，并且采用的分析视角一般局限于生育的微观经济学视角或者“孩子需求”模型；心理学视角的生育意愿研究，则较为关注生育动机，并采用价值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效用分析和态度分析等视角；行为科学的生育意愿研究，则一般采用“理性行动理论”范式，并采用“孩子×期望”的分析模型。

Miller (1995)认为，无论是人口学、心理学还是行为科学视角，都没有对生育动机背后的生物学基础给予足够关注。在整合各学科视角基础上，Miller (1994,2011)提出了从意愿到行为的TDIB模型。

按照TDIB模型，从生育意愿到行为遵循“生育动机(motivations)——生育愿望（desires）——生育计划(intentions)——中介行为——生育结果”的发生序列。其中，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是动机性序列的三个阶段。生育动机处于潜意识层次，包括积极生育动机和消极生育动机两部分，其与生物因素（比如遗传）和个人成长经历有关；而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则属于意识层次，生育愿望是人们内心渴望的子女数量，其与家庭和个人经济条件、夫妇健康、工作等现实状况关联度不高，而生育计划则是个人和家庭权衡生育愿望、现实经济条件、个人工作和健康状况之后做出的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现实关联度。

测量方法方面，生育动机采用生育问卷(the Childbearing Questionnaire)进行测量，并分为积极生育动机和消极生育动机两部分；在Miller早期研究中，对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测量则相对较为单薄，主要用“想要的子女数”和“计划生育的子女数”进行测量，并且其概念界定也存在较大的模糊之处。为了应对以上不足，Miller(2011)改进了生育愿望的测量方法，仿照生育动机测量方法，对生育愿望（愿望子女数量和愿望强度）也采用了量表进行测量。

综上所述，生育意愿测量方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已经成为国内外生育意愿研究的掣肘。在理想子女数不能作为生育意愿有效测量指标的情况下，单凭期望子女数或计划子女数这一两个指标可能也很难担此大任。Miller提出的TDIB模型，将生育意愿拓展为“生育动机——生育愿望——生育计划”的动机性序列，开阔了传统生育意愿测量和研究的视野，值得认真借鉴。只不过，TDIB模型本身对于生育愿望、生育计划的定义和测量也存在诸多模糊不清之处，这造成了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也制约了这一模型的推广和影响力。

因此，如何有效测量生育意愿，已经成为国内外生育意愿研究的首要待解难题。在生育意愿研究方面，国内外人口学需要尽早走出“闭门造车”状态，在借鉴微观经济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等学科基础上，发展出更为有效和更具整合性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体系。所幸的是，Miller和郑真真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有开创性的尝试，预期在后来者的不断努力下，生育意愿研究会逐渐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

参考文献

Miller W B. Childbearing motivations, desires, and intentio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Genetic Social &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994.120(2).

Miller W B. Childbearing motivation and its measurement.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1995.27(4).

Miller W B. Differences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s and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11(9).

风笑天，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知道多少? 社会科学,2017(8)。

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社会学研究,2020,35(4)。

郑真真,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中国人口科学,2014(6)。

作者 |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军

原标题：《如何有效测量生育意愿？——多学科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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