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心理学在德国的兴起，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步确立，这使得以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等为代表的“边际革命”者，有机会借鉴这一新兴学科的实证证据，构建新的基于主观主义方法的经济理论。一方面，杰文斯等人根据边沁的思想，将“效用”明确定义为对个体苦乐感觉的量化测度，并把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财富、消费、资本、劳动等）都视为可引起苦乐感觉的量化概念。另一方面，依据当时心理学韦伯—费希纳定律 (Weber-Fechner law)提出的，关于连续施加等量物理刺激只会带来递减心理知觉的实验发现，杰文斯等强调边际效用递减律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并依此提出应以效用最大化作为一切经济问题的分析起点。于是，这些早期的新古典学者就构建了一个完全基于主观心理学经验法则之上的理论体系。

在这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下，效用的可量化测度一再受到强调，因为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实证基础是否可靠的保证。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未发展出一套测度效用的经验方法。埃奇沃思曾寄希望于当时的心理学方法，但限于技术手段，此时的心理学主要采取内省分析法，要求个体对各种物理刺激引起的主观感觉进行估计并做自我报告。这一方法的缺陷是，内省式的结果难以实现可重复性，这不符合科学观测的客观性要求，也无法满足经济学家对个体效用的科学测度。而如果效用得不到精确测度，那么就无法从经验上考察边际效用递减律，这意味着该定律“充其量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说。”这样一来，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将变成建立在不可检验假说之上的空中楼阁，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学命题将难以具备可靠的实证依据。为了应对这一理论困境，新古典经济学不得不对其实证基础做出进一步调整。

（二）后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主义方法转变与问题

早期新古典经济学面对的难以确保实证基础可靠性的问题，导致阿尔弗雷多·帕累托等经济学家转而主张，应将经济理论构建于可观测的个体行为特征之上，而不应构建在难以观测的主观感觉之上，但直至心理学自身完成了重大转变之后，这一主张方为切实可行。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成为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崛起，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为了应对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并提高工业生产率，需要对工人的活动效果进行科学研究，以便指导培训与管理。在此背景下，美国本土兴起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并不关注心理变量的测度和分析，而是以探索人的行为规律为研究目的。行为主义者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只是外界刺激下产生的可观测反应，因此心理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而不是个体的内省过程。由于对“刺激—反应”的考察可在实验室内实现重复观测，因此在经验上确保了其理论的科学性。但使用“刺激—反应”的简单公式，难以说明人类高级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同一刺激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反应，因此部分行为主义者提出应在“刺激—反应”之间加入“中介变量”，用以解释两者间的作用机制。“中介变量”并非是恢复讨论个体的内省过程，而是强调个体行为的目的性，亦即如果行为目的是确定的，那么同一刺激会由于环境变化而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

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前半期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放弃了对效用的测度与考察，转而试图将理论建立在可实际观测的经济行为之上。约翰·希克斯等提出，由于效用是不可测的，所以应当舍弃对边际效用的依赖，转向以边际替代率作为分析起点，这与边际效用分析是等价的，并且具有可观测性。而保罗·萨缪尔森则强调，应将可观测的个体行为作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并认为个体的均衡选择可恰好显示其偏好，所以内在的心理过程是无需观察的，对个体实际经济行为的观测可作为主观心理分析的替代方式。与行为主义者引入“中介变量”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还利用“效用最大化”来表述经济个体从刺激（约束条件）到反应（经济行为）的过程机制，以体现经济行为的目的性，此即所谓的“理性行为”。然而，此处的“效用”已经不再是杰文斯的内省式效用，而是不带有任何苦乐意义的、满足完备性与传递性的偏好排序。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从内省式心理学转向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体现了其主观主义研究方法的转变，并具备了新的实证基础来源，即现实中可观测的基于个体主义框架的经济行为，而这也是计量检验方法得到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一过程却不乏强有力的质疑之声。其中，早期的批评者主要来自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影响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如韦斯利·米切尔等强调，尽管以苦乐知觉作为效用的实证基础过于简单，但将其全部忽视也是错误的，因为经济行为乃至制度变化可看作社会公众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在反映。与老制度主义关系密切的弗兰克·奈特也指出，仅依靠可观测的行为来总结行为规律并不可取，因为人类心理过程往往涉及不确定性、失误或是直觉推断，这导致在行为的先行条件与行为之间很难维持固定的机械关系，因此内省过程对于理解行为是不可或缺的。

与奈特类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早期著作《概率论》中就指出个体主观直觉判断对形成决策的重要性，而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也多处强调个体内在心理过程对决策行为乃至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作用，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之于消费行为、动物精神之于投资行为等。在关于就业问题的另一篇重要论文中，凯恩斯还进一步从认知局限的角度探讨了个体的预期形成机制，指出个体易于粘滞于旧的信息，对难以确知的信息不予理会或反应迟钝，当发现自身预期失灵时，还可能转而服从其他多数人的判断，等等。这些对个体内在心理活动的推测与描述，明显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由此导致的对经济波动的不同解释，甚至引发了其后数十年间凯恩斯主义者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理论争论与政策观点分歧。

然而，这些不一致的声音并未给出一个切实的研究心理过程的可操作方法，因此无力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在实证基础上的行为主义趋向。及至20世纪中叶，新古典经济学仍固执地完成了行为主义式的理论构建。其后，它便开始致力于数学上的形式化表述，以图确立和巩固其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然而，此时的心理学自身却正在酝酿一次对行为主义的内部“革命”，研究旨趣复归于人类决策过程的心理意识层次；与此同时，现实中一些新的经济实践问题，也导致新古典经济学在客观上无法回避对个体内在心理过程的考察。行为经济学即是这两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

二、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

（一）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工业崛起过程中对科学管理生产的要求，但工业生产越来越依赖更大难度的电气化人机操作，且各类社会管理问题日益复杂，因此心理学面临着愈发迫切的实践应用需求。尤其是二战中大规模的人员动员、组织和训练，战后退伍军人的安顿、心理治疗及就业培训，一系列问题催生了大量政策性的心理学研究项目。美国各类研究基金、大学教职、学生培养等社会资源开始向心理学倾斜，迎来了战后一段快速的学科膨胀期。在此过程中，由于原有的基于“刺激—反应”式的简单行为分析逐渐不能适应需要，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开始发生转变，通过借鉴新兴学科如计算机技术等建模方法，逐步将研究伸展到涉及人类感知和决策过程的心理意识层次。这触发了心理学在20世纪中期的再次变革，认知心理学随之兴起。

认知心理学可视为更广范畴下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旨在揭开大脑“黑箱”，并考察感知、信息加工、记忆等心理过程如何通过交互作用，形成外在行为。可见，认知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截然不同。它试图回归早期心理学对内省过程的考察；而行为主义者认为，只有可观察的行为才能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认知心理学大量借鉴新兴的研究工具，尤其是对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使用，研究者可通过构建复杂、动态的自适应模型，探索以前无法触及的心理过程。这场由认知心理学发起的“革命”，深刻动摇了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的统治地位。一些新的经济实践问题，也要求经济学家必须通过考察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自然促使部分学者重新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趋向，并尝试基于认知心理学来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基础，从而催生了行为经济学。

早期的行为经济学家以乔治·卡托纳与赫伯特·西蒙为重要代表人物。尽管他们试图解决的经济问题各不相同，但均需对个体决策的内在心理过程进行考察，这一使命无法在行为主义的新古典范式下完成。其中，卡托纳的研究最初与探寻通胀背后的心理动因有关。卡托纳于192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亲身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超级通胀，他开始对经济行为的心理原因产生兴趣。二战后期，已移居美国的卡托纳受美联储委托，研究如何基于消费者心理预测战后通胀。战后卡托纳进入当时的心理学重镇密歇根大学，参与创立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并延续了这一研究。得益于早期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功底，卡托纳设计了一套可量化消费者预期的社会调查方法，最终发展出著名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并在战后的经济预测中取得巨大成功。在此期间，卡托纳首次使用“行为经济学”的术语命名其研究，即“对经济行为的心理原因进行测量和分析，包括动机、态度和预期等”。

尽管卡托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认知心理学色彩，但直至西蒙才正式提出要为经济学打造一个基于计算机模拟的认知心理学基础。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西蒙还兼具经济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背景，因其舅父曾是约翰·康芒斯的学生，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老制度主义思想。西蒙于1949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作为该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School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的创办人之一，西蒙开创了组织行为和管理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研究，探索现代公司的组织基础和决策依据，并试图为公司管理者提供“决策辅助系统”。显然，这些研究目标的实现，需要涉及对组织成员心理过程的了解与刻画，无法在新古典的行为主义范式下完成。西蒙及其同事转而尝试通过在计算机算法中嵌入认知机制，模拟个体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以图提出一个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更有效的个体决策建模架构，即西蒙意义下的行为经济学。

在早期行为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最迟于20世纪60年代，行为经济学作为新兴领域开始正式步入学术研究视野。尽管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可视为西方经济学为应对现实问题，而作出的对主观主义方法的又一次调整，从行为主义心理学转向了认知心理学，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仍停留于行为主义基础，因此不可避免地与行为经济学在基本学术观点上产生了分歧与碰撞。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如上所言，由于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主观主义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因此二者的分歧实则是由不同的心理学实证基础造成的。在新古典的行为主义理论体系下，个体的经济行为被置于“刺激—反应”模式之中来理解，并借助“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性模型，表述从“刺激”到“反应”的“中介过程”，这一逻辑链条的完结被称为“理性行为”。然而，早期的行为经济学家却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对“理性行为”的表述方式提出明确批评。卡托纳在《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一书中表示，用“效用最大化”来表述“中介过程”，实际上是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一种机械化设定，目的是为了使观测到的行为规律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这样就确保了在同一环境刺激下可出现不变的行为反应。从本质上说，“效用最大化”并非是为了对心理过程做出恰当描述，而是服务于行为主义的分析方式。卡托纳强调，如果忽视真实的内在心理过程，那么“就无法对经济行为做出完整描述，我们对行为的理解将受到限制，对未来行为的预测将出现错误”。可见，卡托纳与弗兰克·奈特在主要观点上相互暗合。所不同的是，奈特所处的时代尚缺乏有效考察心理过程的切实方法，只得感叹对心理机制的过度关注可能妨害经济学的严谨性。但正如卡托纳所言，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经济学家已不再缺少探索心理意识过程的工具方法与实证证据。

与卡托纳类似，西蒙也指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为”模型仅仅是“用于预测行为的仪器”，并不试图对个体决策过程进行合理描述，故而其中的“理性”被设定成一种“全智全能的荒谬理性”。为此，西蒙引入“有限理性”来指代“人类在认知与计算能力方面的所有局限”，以代替新古典的“理性”概念。西蒙认为，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有限理性”的个体并非一步到位地实现“效用最大化”，而是以“满意化”为目标而做多步骤的叠进思考，通过“将大量的简单信息过程编排成有序的、复杂的程式，以此对任务环境做出反应和适应”。这意味着在“刺激—反应”之间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在外部信息与个体思维过程的互动下，最终的行为反应是开放性的。所以，只有对个体的程序式心理过程实施模拟，才能深入理解经济行为的形成原因。对此，西蒙提倡使用计算机语言来完成这一工作，因为纯数学工具不够灵活，无法对人类内在的复杂思维过程进行描述。在西蒙看来，如果可对“有限理性”成功建模，那么就可构建一个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更优越的理论体系。

当这些早期行为经济学家正形成其批判性观点时，同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却仍僵化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取向，因为这有利于构建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均衡是任何经济学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经济行为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重要前提。只有具备完整的均衡分析体系，才能使经济学如物理学那样拥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均衡体系，必须使用数学语言来精确描述每一个经济学论断。有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数学上的形式化追求甚至压倒了对论断本身内容的关注，这被马克·布劳格称为经济学的“形式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方法论引导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主观上采取了对认知心理学的漠视态度，因为对心理过程的考察和建模过于复杂，无法满足数学上的形式主义要求。相反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分析法由于带有机械主义的精准特点，可更好地适用于一般均衡分析体系的构建。

在“形式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加快了数学化进程。数学语言的使用使得经济理论的概念、命题能够得到精准表达，适合于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以便于现实应用和学术传播。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迅速占据了经济学的绝对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质疑与批评，自然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选择性忽视，不被视为严格的经济学问题。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及学术观点，难以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大学教科书中也只能于非核心章节顺带提及。在“形式主义革命”的浪潮下，包括西蒙在内的许多行为经济学家在学术机构中受到排挤，西蒙因反对经济学的过度形式主义，不得不离开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多年后他感言：“我的经济学家朋友早已将我舍弃，把我放逐到心理学或其他荒远之地。”

尽管如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行为经济学却逐渐摆脱了被轻易忽视的境地，对心理过程的考察也不再被简单归为“荒远之地”的研究。诚如奥利弗·威廉姆森所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当寻求对有限理性的建模方法”。创刊于1972年的《行为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被视为行为经济学话语地位上升的标志。随后，行为经济学开始步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些情势上的转折，一方面是由于行为经济学重新调整了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对关系，不再试图取代新古典范式，而是将自身作为新古典理论的拓展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新的实践难题，客观上也需要借力行为经济学的观点与方法。在此过程中，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由分歧走向互适，促使原有的以新古典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在内涵上得到扩容。

三、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转变与互适

（一）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调整

面对来自“形式主义革命”的冲击，一些新生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应当如何调整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他们不再像卡托纳或西蒙那样明确表露对新古典“理性行为”模型的公然拒绝，而是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在实验室条件下考察个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性行为”模型。但这类实验最初却是由心理学家沃德·爱德华兹发起的，尽管其初始研究动机并非直接作用于经济学领域，但客观上却促成了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调适。

作为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爱德华兹于1958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创建工程心理学实验室(Engineering Psychology Laboratory)，研究如何帮助个体在特定任务环境下提升决策能力。他试图以新古典的“理性行为”模型作为研究起点，通过实验来考察个体的实际决策与这一模型的相符程度。在爱德华兹看来，“理性行为”模型可视为对具备理性决策潜力、身心健全成年人的平均行为描述，诸如儿童、心智不全者或动物都不在可实验之列。当正常成年人的实验结果与“理性行为”模型不符时，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型有误，而是因为实验对象的推理不足或是失误。因此，如果可协助实验对象进行更多推理或发现错误，那么他的决策能力将得到提升。

爱德华兹及其同事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为“行为决策研究”的实验。他相信，由于选取的实验对象可被看作潜在的理性者，因此大部分偏离“理性行为”的实验结果，都应是带有均值回归特征的难以预测的随机误差。然而，在年轻一代学者的实验中，包括爱德华兹的学生萨拉·利希滕斯坦、保罗·斯洛维克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却发现大量违背“理性行为”模型的行为偏差是系统性的并且能够预测，其中尤以特沃斯基及其合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

特沃斯基于1965年在密歇根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并于四年后返回原籍以色列任教于希伯来大学，与同在该校供职的心理学家卡尼曼开启了持续多年的研究合作。在之前的早期研究中，特沃斯基就苦于无法将实验中观察到的系统性偏差与“理性行为”模型调和起来。如果接受观测结果的真实性，那么就必须承认“理性行为”模型不是对正常个体一般行为的描述。对此，卡尼曼为其提供了一条新的处理思路，不要纠缠于“理性行为”模型是否正确，只需将其视为个体行为的某种“规范性”模型即可。此处的“规范性”并不牵涉到经济学家强调的价值判断，而是指一种“理想”的行为规则。于是，研究者的任务就不在于调和观测到的系统性偏差与“理性行为”模型的关系，而在于针对这些行为偏差构建一个更为拟实的描述性模型。这一思路来自卡尼曼早年的研究体会，他发现个体在面对多样化的实验任务时，“认知失误”几乎是一种常态化现象。卡尼曼由此推断，系统性的“认知失误”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人类决策过程的给定特征，研究者的工作在于考察个体何时、怎样以及为何会由“认知失误”而偏离规范行为，这逐渐成为新生代行为经济学者普遍采取的研究思路。

基于这一思路，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发布了多项合作成果。在最初的合作中，研究主题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概率判断。他们在实验中发现，个体并非像“理性行为”模型设想的那样使用贝叶斯法则来形成对事件概率的判断，而是使用若干“认知技巧”或“直觉推断法”来简化认知任务，以图将复杂的判断过程转化为简单操作。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强调，“使用直觉推断法在一般情况下确实有效，但有时却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偏误”。这些研究观点与相关结论被整合为直觉推断法与偏差理论(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ory)，成为个体概率判断的描述性模型。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另一项重要合作中，考察了个体偏好是否随描述语境的变化而反转。根据“理性行为”模型，个体对某一选择集内的所有备择选项的偏好序，不会受到对这些选项的内涵描述的影响，这是偏好不变性的重要性质。但他们的系列实验发现，“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对选择问题的表述变化，却会引起个体的偏好发生显著改变”。原因在于，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强烈依赖于某一“参照系”，并以此形成偏好序。当描述语境的改变导致个体的“参照系”发生变化时，原有的偏好序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影响个体选择。基于这一研究观点形成的描述性模型，最终被发展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及后来更系统的“参照依赖理论”。

可见，上述这些研究尽管在形式上更应被划作认知心理学范畴，但在内容上却与经济学的若干基础性议题关联密切。尽管这种思维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方法具有显著差异，但却是对卡托纳、西蒙等早期行为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延续、修正与更张。其中，个体对外部信息的内在“编辑”和“处理”是理解行为的基础，而“直觉推断法”或“参照系”可视为内在认知机制的作用形式。与早期行为经济学相比，这些新生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调整。（1）在理论的表述上，他们不再像西蒙那样强调计算机语言的使用，而是尽量采取与新古典更为接近的表述形式，如仍然在效用函数的框架下讨论“参照系”的作用，或是引入“加权函数”取代个体对风险选择的概率加权等。（2）在处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他们不像早期行为经济学家那样明确拒绝新古典的“理性行为”模型，但也不接受该模型是对个体行为的真实描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理想情形，可作为一种参照理论或零假设。行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在于，检验实际行为对这一参照理论的偏离，并通过修正来构建更拟实的描述性模型，而无需重构一个取代性的理论。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系列研究，给后续的行为经济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自此，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对其早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进行调整，无论在理论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尝试将自身表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形式而非替代形式。这充分体现了行为经济学试图在更一般的理论框架内，与新古典经济学调整关系的倾向，从竞争转向了互适与统合。在下文我们将看到，同时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在自身学科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新的实践难题，不得不松动了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建模约束，积极回应了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调整。

（二）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发展问题与回应

战后的“形式主义革命”，使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建立一套严密的一般均衡分析体系，但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其运用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中遭遇了严重瓶颈。如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以小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引入时间、不确定性、预期等因素，发展出所谓的理性预期均衡，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并试图对“石油危机”以来西方世界挥之不去的“滞涨”现象给出主流学派的解释。即政府为应对衰退而采取的任何货币刺激政策，均会被理性地预期为通货膨胀，于是经济迅速调整于新的价格和工资均衡，而政府希望的投资和就业增长却难以出现。尽管理性预期均衡对“滞涨”的解释在逻辑上可接受，但这一均衡理论实质上属于宏观层面上的行为主义模型。其中，代表性的行为主体被建模为给定决策规则下的“情境—行动联结体”，于是对预期的形成过程就无法涉及，只能直接假定个体可有效利用一切信息并做出平均意义上最准确的预测。这导致该理论在实际运用中面临诸多技术性困难，迫使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得不转向行为经济学，以寻求解决之道。如萨金特即指出，由于未考虑预期的形成过程，理性预期均衡无法自我说明其收敛轨迹。对此，可在对个体建模时引入某种直觉推断法（如自适应学习）来模拟。而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建模中，卢卡斯发现，有时会存在多条符合理性预期的通胀路径，这与行为主义的基本思想相悖，因为在给定环境下的同一刺激只应引发一种反应模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卢卡斯提议可在模型中嵌入适当的个体认知机制，以求“锁定”于一条具体路径，从而使模型的预测更为确定。

另一相似情形见于与新古典经济学密切相关的解析博弈论。经由冯·诺依曼和约翰·纳什等早期学者的开创，解析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已日臻完备，并广泛用于金融、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乃至生物学等领域。尽管其所基于的纳什均衡不同于一般均衡分析，但它却假定博弈的参与者具有无限认知能力，这在本质上仍然是行为主义的。因为它回避了对参与者内心真实推理过程的考察，目的在于维持刺激（收益矩阵）与反应（纳什均衡选择）之间的稳定关系。但恰恰是这些强式的行为主义假定，导致对某些类型的博弈如无限次重复博弈或协调博弈的预测，会出现多均衡情形，而解析博弈论自身却无法指明哪个均衡会实际出现。这必然会妨碍到理论的现实应用性。与上文的卢卡斯建议类似，研究者发现，若在模型中植入认知机制来模拟参与者的动态选择，就可从多个均衡中“精练”出唯一均衡。

除了上述的宏观经济学与博弈论领域，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信条还被金融学研究深度接纳，此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金·法玛等倡导的有效市场假说。根据该假说，由于投资者均为“期望效用最大化者”，任何资产估值都能合理反映其风险，所以不存在“击败市场”的可能性。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当投资者购买低市盈率的“价值型股票”时，却会比购买“增长型股票”获得更多回报。按照有效市场假说，这可能是因为“价值型股票”具有较高风险。但即使根据最基本的贝塔系数估计也可发现，“价值型股票”的内含风险更低。对此，有效市场假说的捍卫者引证文献辩称，投资者至少在平均意义上是无法击败市场的。由此引申出的另一个相关命题是，资产交易价格应与其内在价值相一致。然而，来自封闭式基金市场的经验证据显示，基金价格并不总是与其背后的净资产价值相一致，而是通常按照一定的折价或溢价进行交易。尽管这遭到了以默顿·米勒为代表的诸多有效市场信奉者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此种对基本价值的偏离往往是系统性的，难以被归为可相互抵消的“随机误差”，这连法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故而，有效市场假说必须面对如何容纳这些“市场异象”的问题。对此，行为经济学主张对个体投资者的行为建模，应引入认知心理学变量予以处理，尤其是直觉推断法、判断偏差和决策参照系等内容，试图对基于计量检验方法的经验证据与有效市场假说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与解释，此即行为金融学得以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上基于宏观经济学、博弈论以及金融学等多层面的讨论表明，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其分析体系扩展用于更多问题领域时，就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它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本质，不得不转求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与依据，从而与行为经济学在实证基础上达成了潜在一致。这促使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考虑与行为经济学的合作可能。肯尼思·阿罗曾提议，应将行为经济学引入主流理论体系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在此背景下，各种学术资源开始向行为经济学倾斜，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学术期刊和出版物陆续创办和出版，以行为经济学为主题的学术活动日益频繁。其中，1985年10月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邀请了包括肯尼思·阿罗、加里·贝克尔、小罗伯特·卢卡斯在内的重要新古典学者，以及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等行为经济学家，围绕“经济理论的行为基础”展开讨论，这可视为新古典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寻求互适的一次重要尝试。自1984年起，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和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先后启动了长达九年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资助计划，塞奇基金会又于1992年发起“行为经济学圆桌论坛”(Behavioral Economics Roundtable)并延续至今。其间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的学术论文，纷纷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这样典型的主流学术领地，甚至在1997年发行了行为经济学专刊。

在这些学术资源推动下，贯穿整个20世纪晚期及至21世纪以来，大量新生代学者被吸引至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这些学者大多接受了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倡导的方法论，在确定性选择、风险选择、跨期选择、利他选择等问题领域发展出了一系列以新古典情形为参照系的描述性理论，使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日益丰满，并逐渐与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相互映照的综合性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格局的变化已显著影响西方主要国家大学经济学教学科目的设置。一方面，行为经济学课程在大学内已得到普遍开设，涌现了一批行为经济学教材；另一方面，主流的经济学原理类教材也开始重视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吸纳，主要以专题章节的形式展开，或是作为消费者决策理论的重要扩充而直接进入正文讲授。这些发生于经济学基础教学之中的调整，深刻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相对弱化，及其与行为经济学的融合之势。

在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指出，行为经济学并非仅是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它还在深层次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内涵。这源自于行为经济学对自身主观主义方法与实证基础的进一步调整，使之得以借助更多认知科学证据，反思新古典式的市场激励机制。

（一）政策设计的理论思路拓展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政府政策设计，主要以“理性行为”模型为前提，将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作为设想中的政策干预对象。从本质来说，这种干预手段的理论基础依然是行为主义的，认为特定的政策手段可通过个体“效用最大化”的中介作用，达到预定的干预目标。然而，这种干预思路未考虑个体决策背后的认知进程，其政策效果往往难以实现。

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养老储蓄计划为例，其初衷是为了应对居民养老储蓄不足可能引发的未来社会负担增加，因此需要实施恰当的政策干预，提高当前的家庭储蓄率。在传统的新古典框架下，一种政策方案是对退休储蓄账户实施税收补贴，以图激励企业雇员参与养老储蓄计划，为此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耗资约达1000亿美元。但补贴措施的政策效果却不理想，目前仍缺乏美国家庭储蓄率由此得到提升的有力证据。有学者又将目光移向具有相似储蓄政策且数据更为完整的丹麦，结果也发现，只有少数精于理财者会对政策做出反应。

上述政策失效的原因在于，新古典主义的政策设计者认为，较低的家庭储蓄率是居民跨期消费安排的“效用最大化”结果，因此对储蓄实施税收补贴，即可激励这些“效用最大化者”提高储蓄倾向。但在现实中，居民的跨期消费是极为庞大的决策任务，往往涉及复杂的认知过程，因此在税收补贴与增加储蓄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由此得到的一个启发是，如果能找到某些方法来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就可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政策干预思路。这意味着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应从行为主义向认知主义拓展。

作为认知心理学家兼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认为，如果可构建合理的任务环境来“干预”个体的认知进程，那么就能推动其行为向“理性行为”趋近。这一思想启发了他们的重要学术伙伴、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勒。在早期研究中，塞勒试图基于前景理论来对各种违背“理性行为”的经济“异象”进行描述性解释。塞勒逐渐意识到，前景理论乃至整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是，决策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强烈依赖于某一“参照系”，并以此形成其偏好序。据此，塞勒提出了一套立足于“参照系”的系列描述性理论，即著名的心理核算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探讨外生的“参照系”对个体的信息感知、信息归类与信息复核三个认知阶段的影响。塞勒强调，如果“参照系”发生变化，将经由个体的心理核算（或认知进程）而改变其偏好，进而改变其决策。据此，塞勒逐渐形成了关于政策设计的新理论思路，通过改变那些能够影响个体“参照系”的外生变量，可有效引导市场主体选择那些福利水平更高的行为，或是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政策设计被形象地称为“助推技术”(nudge techniques)或是“选择情境构造”(choice architecture)。

塞勒进一步指出，能够影响个体“参照系”的外生变量由于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认知进程，因此在新古典视域下是不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任何影响的无关变量，如对选择问题的陈述方式、备择选项的先后排序、某一选项相对其他选项的凸显性、选择前存在收益或成本等，但恰是这些无关变量在“助推”式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养老储蓄行为就可通过引入某种“默认选项”来实施干预。具体地，在实施新的干预之前，企业新雇员加入养老储蓄计划出于自愿，且需完成一套申请手续。对此，新的干预措施反其道而行之，规定企业雇员刚入职时就被“默认”加入养老储蓄计划，但可申请退出。这并未改变企业新雇员的可选方案，但却改变了他们刚入职时的选择“参照系”，从而干预了他们在选择时的认知过程。针对一家美国企业的数据调查显示，雇员在入职第一年加入养老储蓄计划的比例，从干预前的49%上升至干预后的86%。

近十多年来，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助推”式政策设计，已在多个国家引发关注并用于实践，可视为行为经济学当前最为瞩目和最有潜力的发展内容之一，广泛涉及财政税收、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资助、贫困扶助等领域，如器官自愿捐赠项目、发展中国家扶贫项目、能源节约项目等。这类政策设计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差异是，它并不以“理性行为”作为政策干预的靶点，在制定政策时并不预设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但认为可通过构造适当的认知环境来重塑个体的选择“参照系”，“助推”个体调整经他本人认可的具有更高福利的行为。这就拓展了新古典的政策设计理论与政策工具箱，同时由于无需采用传统的实物或货币激励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社会执行成本。

尽管行为经济学提出的认知干预政策拓展了传统新古典的政策空间，但认知干预需以深刻了解个体的认知机制为前提，以此才能确保政策设计具有可靠的实证基础。然而，行为经济学所依赖的认知心理学，在最初却难以为此提供清晰的实证证据指引。早期认知心理学对认知机制的考察方法是，首先对个体信息处理过程进行精细化的实验观测，继而概括出心理过程的基本特征，然后使用若干算法规则对其进行建模。显然，这一方法最终仍归于对认知机制的抽象描述，并不能指明认知机制本身的产生机制，实质上仍偏于假说范畴，无法为政策设计理论提供更稳固的实证支撑。以塞勒的心理核算理论为例，无论是其中的心理计算、心理账户还是选择归集等概念，在实质上均属于对认知机制的假设性描述，并未涉及这些机制背后的成因。

为了突破在表述认知机制方面的局限性，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借鉴神经网络，构建认知模型的新趋势。即通过效仿神经元相互联结的特性，以网络整体活动来类比人的认知机制，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形成过程进行揭示。20世纪80年代，认知心理学又通过与神经科学相交叉，将行为、认知和脑机制三者有机结合，从分子、突触、神经元等微观层次到系统、全脑、行为等宏观层次，全面研究人和动物的信息加工过程，探索决定认知活动的神经机制乃至生物学机制，认知神经科学因而兴起。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认知神经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为经济学如何在决策模型中加入认知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就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其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关于大脑模块化(brain modularity)的探讨。人脑在不同情境下会使用不同的认知系统，并且不同的认知系统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竞争或互促，这必然外显于个体的行为决策。这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构建一个内含多元认知系统的一般性模型，表达个体的认知机制。比如，依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人的认知活动可概括为两大认知系统的交互结果。其一为“冷”的理性系统，类似新古典的理性人格；另一为“热”的情绪系统，涵盖各类与情绪及本能动机有关的因素。经济学家可针对这两类认知系统设置不同的目标函数，如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长期规划与短期冲动、缜密推理与直觉推断等，并把外显的决策描述为个体内在的对这两类目标函数的最优折中。由于两大系统之间存在着既竞争又互促的适应关系，在模型中可内嵌一个学习系统，以体现理性—情绪系统的协进过程。行为经济学强调的认知机制，因而可表达为由多个认知系统相交互的产物，而新古典模型则代表一种极端的“认知无误”的理想状态，可被内化为多元认知系统中的特例形式。

上述这种处理认知机制的方式，一方面使新古典与行为经济学在更坚实的认知科学实证基础上得到统合；另一方面也为行为经济学强调的认知干预政策，提供了自然科学层面的证据支撑。实际上，塞勒在早期就已尝试对其心理核算理论进行多元认知系统建模，虽然当时他仅能借鉴精神分析学等领域的证据。在其最初尝试下，决策个体被建模为一种计划者—行动者模型(Planner-Doer Model)，其中计划者对应于理性系统，行动者对应于情绪系统，而外生的“参照系”主要作用于情绪系统，理性系统是不受干扰的。于是，当各种外部信息或激励条件发生变化时，意味着个体所面对的“参照系”将发生变化，经由情绪系统就会改变个体的外显偏好，并使之偏离“理性行为”。因之，如果政策设计者能够对市场主体施以合理的“参照系”，就可“助推”其情绪系统与理性系统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结语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已成为西方经济学近年不可忽视的重要演变特征。它突破新古典的行为主义研究框架的局限，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推进至个体认知层次。一方面，新古典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其单一的理性经济人模型难以应对新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新古典经济学重构实证基础提供了可能。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主导了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使二者逐步由竞争走向互适与统合，充实了西方主流学派的主观心理分析。

借助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基础萌生了从唯心主义向直观唯物主义的转向。但其主观主义的研究，本质仍是以个体主义理解经济现象，未能揭示制约个体行为的社会历史条件。如在“参照系理论”中，对“参照系”主要从个体认知角度来考察，尽管涉及一些关于人的社会属性的讨论，但不能认识到，这实质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唯物史观认为，每个时代的个体存在方式是由不受其任意支配的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他们所结成的一定交往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而非“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又如，尽管行为经济学也注意到利己动机假定的局限，且试图基于利他动机来描述社会偏好影响下的市场合作问题，但这仍主要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范畴的讨论。马克思早已从社会关系角度，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人人追求一己私利，合力的结果竟能为社会普遍利益服务的错误。“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各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辨识上述西方经济思想史演变的逻辑过程及其历史局限性，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构建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梁华〕

作者那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天津300071）；贺京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天津3000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p60-p7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