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宋代政治地理图

苏州碑刻博物馆中的四大宋碑

■ 胡雄健

上期，《 国保天文碑   功归永嘉人》一文中提及，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块宋代石刻图碑，有三块出自永嘉王致远之手，并着重介绍了宋代的《天文图》。本期讲述的是另一块《地理图》，其不但是现存宋代石刻地图中体积最大者，也是唯一的大宋政治地理图，除北宋政区外，还包含了辽、西夏、大理、交趾（越南）、朝鲜、外蒙和俄罗斯的一部分。

《地理图》的由来

南宋石刻《地理图》碑，现藏苏州石刻博物馆，碑身高2.21米，宽1.06米，厚0.3米，碑额上有“墬理图”三个隶书体大字，籀文“墬”通“地”，故通称地理图。该碑刻与《天文图》一样也是上图下文，文字部分包括原图作者黄裳645字的长跋和图碑刻制者王致远的短跋。历经700年风雨，长跋中已有五十余字灭失难辨，所幸王致远的短跋一字不缺，而且很可能是根据王致远的手书楷体刻制的。

黄裳（1147-1195），字文叔，号兼山，南宋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是创办城南书院的永嘉毛崈乾道五年的同科进士，“少颖异”，精通文史、天文、地理。1189年，光宗登基，黄裳复为嘉王府翊善（侍从讲授），可见黄裳曾是嘉王，即后来的宋宁宗的老师（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也当过宁宗的老师）。黄裳呕心沥血绘制了八幅图文并茂的挂图，包括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并在光宗登基之时（1189），亮相于世。鉴于地理图出现的最高等级行政建制“路”，与淳熙十年（1183）《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路级行政建制相同，故推断黄裳地理图的绘制时间应在1183-1190年之间。“裳久侍嘉王邸......初尝制潭天仪，舆地图，侑以诗章，欲王现象则知进学，如天运之不息，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宋史·黄裳传》）。

黄裳不到50岁就病逝于临安（今杭州），所绘八图，有半数为王致远所得。王致远（1193-1257），字任道，号九山，南宋状元木待问的孙女婿，永嘉千石王氏六世祖。嘉定二年（1209）荫补授通仕郎，后长期在西部为官，先为监（湖北）襄阳户部大军仓，后任（四川）阆州分司籴买场，再调陕西沔州军事推官。在此期间，撰成《开禧德安守城录》（1223）。丁母忧后，转为南方任职，知慈溪，任浙西提刑，宰执差知台州，除吏部左侍郎，后挂冠回乡，于淳祐十二年（1252）创办永嘉书院。

《地理图》末有王致远短跋：“右四图兼山黄公为嘉邸翊善日所进也。致远旧得此本于蜀。司臬右浙，因摹刻以永其传。淳祐七年（1247）仲冬东嘉王致远书”。据此推论，黄裳的原图或副本，或藏于四川老家。在黄裳去世四十年前后，因机缘凑巧，为在阆州当官的王致远所得，并在浙西提刑任上，镌图成碑，现存三方，距今已有770余年。从收藏的角度看，王致远当属古代温州最伟大的收藏家，其藏品的重要性堪比故宫、长城，并共同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换言之，四十年前国务院审定的第一批180处国保当中，王致远的宋代石刻图碑是其中唯一与温州、与永嘉人有关的文物。将黄裳的原图“摹刻以永其传”，并利用拓片，让更多的人了解“天、地、人” 三图，就此而论，王致远也是古代温州最有远见和最大气的收藏家，没有将自己的藏品深藏不露。只可惜，还有一图不知是什么内容，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宋代石刻地图，除地理图外，存世的还有另外三块，一块是宣和三年（1121）的《九域守令图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县为基层单位绘制的全国地图，现藏四川省博物馆。另两块的内容相同，都是正面为《禹迹图》、反面是《华夷图》，只是镌刻的时间不同，分别刻于金傀儡政权齐阜昌七年（1136）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现分藏西安碑林和镇江市博物馆。

《地理图》虽成于南宋，但绘制的却是北宋版图，而且是宋代唯一的政治地理图，反映了宋代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和行政区划情况。地理图上出现的行政建制有路、府、州、军、监。“路”与现在的“省”相当，为最高等级的行政建制，“路”的出现，在宋代存世地图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府州军监都属“市”级建制，其中的“军”源自唐初的军事建制，宋有市级“军”和县级“军”之分。南宋偏安江南，路级建制最多只有17个，而地理图则多达27“路”（因碑面的风化磨损，包括永嘉所属的两浙东路在内的东部5路已模糊不清），北宋最强盛时则有28路，据此可知，地理图所绘乃北宋版图。此外，还绘有34个府，324个州，44个军和1个监，另有其他地名77个，标注22个，王致远还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行政建制名称进行了修订。南宋咸淳元年（1265），改温州为瑞安府，因晚于王致远刻碑的时间，故地理图上只有“温州”而无“瑞安府”。

地理图反映的是北宋常规的路制而非一朝一夕，并对历史上与北宋长期对峙的大辽政区有详细记录，尽管这个北方王朝早在1125年就被金国所灭。地理图框定的辽版图东到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到蒙古中部，并标注了辽“五京”（上京、中京等）等重要的城市名。西夏版图则包括今陕甘宁青蒙的一部分，都城兴庆府，后在1227年为蒙古所灭。金庸《天龙八部》里的大理国名气很大，但与北宋并没有多少交往，所以地理图所载内容寥寥。不过，大宋朝与越南的交往却很多，故标注详细，因为“宋自开宝以来，交趾修贡，请内附，皆受封爵”（《华夷图》）。地理图上对宋、金之间的界线，反而没有直接和直观的标注，只在长跋中予以阐述：“今日关以东，河以南，绵亘万里尽为贼区”。这也反映了黄裳的爱国主义情结，对“敌占区”是不认可的，并一直期待“王师北定中原日”，时刻牢记“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时不能十之四”的现实，绘制以北宋版图为主的地理图，就是希望朝廷不忘收复大好河山。地理图弥补了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和华夷图只绘宋土，不反映邻国版图的缺憾，旨在说明这些邻国，有的在历史上本就属于中国，期待“追复故疆，尽归之版籍”。王致远的地理图碑，为后人研究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对垒提供了一种直观的证据。

《地理图》的自然地理特点

王致远所镌地理图，对大宋朝的山脉、河流和湖泊都有着相当精确而客观的表述，图中可分辨的山名和水名分别有149个和93个之多。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图碑东部地区磨蚀严重，以致许多山、水名称都没了，如温州境内的山名和水名就都没有保存。尽管如此，地理图上的山水名称仍较此前的三种石刻地图多很多，如被李约瑟赞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的《禹迹图》，仅绘有山脉70多条，河流湖泊名称80多个。《九域守令图》更是少的可怜，只有区区13条河流，30座山脉。难能可贵的是，地理图还标出了长江源（大江源）、黄河源、黄河故道和淮水源的地理方位，只不过长江源和黄河源的根据均出自《禹贡》，如长江源的正流并非金沙江。

地理图的绘制具有立体形象化特点，如“路”级建制，采用阳刻法，类似于篆刻的朱文。其他地名则以阴刻为主，类似于篆刻的白文。地理图还开创性地将政区名称和山名套上方框，水名则套上椭圆形外框。清点这两种外框，共有766个之多，为宋代石刻地图的独一份。图中大小149座山脉均采用人字形绘法，给人一种立体化感觉。为增加形象和印象，局部还绘制了树木符号以显示森林的无边无际，甚而在大兴安岭南部标上“平地松林广数千里”八个字。地理图还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万里长城蜿蜒曲折之雄姿。

地理图上的各类注记多达22处，内容五花八门，但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政治类注记，如“契丹遗族奔避于此”，地点在今内蒙和俄罗斯境内。辽、吉两省则注有“高丽、新罗、汝（女）真、渤海四属之地”。二为区域界限类，如“接南蛮界”、“达（鞑）靼界”等。三是自然地理类，如“秦岭一带”、“阴山一带”等。四是历史典故类，如西南“泸水诸葛亮五月渡泸处”和越南境内的“铜柱马援立”。马援是东汉名将，封伏波将军，曾平息交趾叛乱，“驩州（隋唐时设置在越南境内的行政区）日南......汉马援植铜柱以表汉界”（《华夷图》），广西桂林就塑有伏波将军雕像。

永嘉王致远留下的这方地理图碑，有的内容为宋代方志所不载，尤其是行政建制比较齐全，从而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地理图与北宋中叶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相比，在于前者无“郡”而后者多“郡”，如会稽郡等。郡乃秦制，隋代就已经废郡置州，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分括州置东嘉州，治永嘉，领永嘉、安固、乐成、横阳四县，故王致远在碑文短跋中自称“东嘉王致远”。宋无郡，且《元丰九域志》中只有23路，说明《地理图碑》比《元丰九域志》中的行政建制名称更为准确、详细。此外，地理图还第一次将现在所称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外国绘制在大宋版图的周围，这在宋代地理图上也是破天荒的。这些政权或政区，在汉唐时期，均属中国管辖，它们的分离始于五代十国和宋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