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争论，“鹅湖之会”的学术氛围、学术交流模式及其学术公平是“鹅湖之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典范的关键。“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示范意义是“鹅湖之会”的生命力所在。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鹅湖之会”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争鸣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鹅湖之会;学术示范;学术公平;学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2-0053-04 　　王瑞平(1963—)，男，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江西上饶 334001） 　　 　　一、“鹅湖之会”的历史及学术背景 　　 　　宋朝时的中国是个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北宋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阶段，而同时代的辽朝其统治制度则是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双轨分制的制度。“部落曰部，氏族曰族”[1]（P261）。与北宋和辽同时期的西夏，其政治制度是仿宋而建，社会经济处于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到了南宋时期，统一北方的金朝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宋朝时中国政治的多元性必然带来学术的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宋建立之初其思想方面就在传统思想基础上出现了变化和发展。传统的儒学在汉唐的千余年间已被公式化、机械化和格式化，失去了活力和吸引力，传统儒学与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不适应，也阻碍了儒学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原旨相违背，宋代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多元化使这种传统有了变革的必要和可能。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去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答案，希望得到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 　　北宋的学者们在这种形势下积极追求新的学术思想，大胆怀疑《五经正义》等传统的经学旧说，废弃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同时敢于大胆把释、道两教思想引入儒学，实现儒、释、道学术思想的互通。儒学开始哲学化，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时代特色的新儒学。它不再只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是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一门庞大的学问。在北宋建国前期，就有被人们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人的学术活动均开始于仁宗朝前期，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解释。这种新的思潮给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好了思想准备，也影响了王安石的思想。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其学说被后人称为“荆公学派”。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司马光强调“中和”之道，并把“中庸”看成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美德，其学说被称为“温公学派”。王安石和司马光作为当朝重臣其思想对朝野影响都很大。北宋儒学大家周敦颐则糅合儒道提出了“太极”学说，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在继承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洛学”学派，提出了“理”或“天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原则。在同一时期，还有张载的“关学”，强调“气”是万物的本源，其“穷理尽性”、“穷神知化”的认识观被朱熹吸收和发展为“格物致知”。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学说被称为“蜀学”，兼取佛、道、儒诸家，博取众长。由此可见，11世纪中期到12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是学派众多，各种思潮相互交融、撞击。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宋朝统治者对思想界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北宋时养成的开放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两宋之交的杨时、胡安国、张九成、胡宏等人继承北宋的学术传统，为南宋思想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宋初期各种思想在继承北宋思想的基础上很快形成了各个学术派别。在“鹅湖之会”前形成的学术派别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等，两派的活动区域都是在江西及其周边地区，此外吕学、四明之学、永康之学、永嘉事功之学、郑氏之学、平阳之学等众多学术流派纷纷兴起，但这些学术派别的影响都不能和上述两派相比。当时的南宋统治者内忧外患，学术界只要不影响到其统治的稳定，一般不予干涉，任其发展。从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到宁宗庆元之前，为学术繁荣时期。当时，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论争频繁，书院盛行。叶适回顾当时人才之盛说:“每念绍兴末，陆九渊、陈傅良、陈亮、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好恶同，出处偕，进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达之逵，后生之所望而从者也。”[2]（卷16《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南宋统治者也在寻找有利于其统治稳定的思想，所以，各种思想流派轮番登上南宋的政治舞台，希望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然各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和交锋越来越多，这应该是“鹅湖之会”能够实现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 　　 　　二、“鹅湖之会”的学术氛围、学术交流模式及其学术公平 　　 　　“鹅湖之会”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争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涵养和修行。“鹅湖之会”的促成者是吕祖谦，本人的学识和人品是其能够促成“鹅湖之会”的关键。吕祖谦出身显赫的世宦之家，其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分别是太宗、真宗朝的名相。他本人于宋孝宗隆兴元年考中进士，此后当官，仕途平稳，做过太学博士、史院编修这类闲官。他读书很多，学问十分渊博，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各家学说一视同仁，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渊博的学识加上从善如流的性格使吕祖谦和当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关系都很好，特别是“心学”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理学”的朱熹、“永康学”的陈亮、“永嘉学”的叶适等，这些人之间有着激烈的学术争论，但和吕祖谦都保持着极好的友谊。“鹅湖之会”就是吕祖谦组织的，要不然，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当时影响都很大的人，谁也不服气谁，加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高气傲的脾气，两个人是坐不到一起去的。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是这样评价吕祖谦的:“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3]（卷51《东莱学案》）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人为学特点，而最能表现这一风格和为人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之间的“鹅湖之会”。一起参加“鹅湖之会”的陆九渊的学生朱泰卿后来说:“伯恭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其意甚善。”[3]（卷77《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4]（卷32《杂说》），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相抗衡。宋淳熙二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3] （卷51《东莱学案》），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吕祖谦之约来到鹅湖寺，除二陆外，当时来的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和对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鹅湖之会”以作诗的形式来进行辩论的学术交流模式，也充分体现了宋代的文化特点。陆九龄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4]（卷34《语录》）当时陆九龄刚读了前四句，朱熹就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4]（卷25《鹅湖和教授兄韵》）朱熹听完心情很不愉快。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始终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九龄再次来访时，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5]（卷4《鹅湖寺和陆子寿》）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烦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朱陆在“道问学”与“尊德性”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3]（卷58《象山学案》）“鹅湖之会”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陆九渊门人朱亨道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 （卷77《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6]（P491）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问题。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在辩论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谁也没有能说服谁。陆九渊与朱熹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发展上是一件大事。吕祖谦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7]（P2950-2951）“鹅湖之会”后朱熹在写给陆九渊的信中认为此次辩论对自己促进很大，“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6]（P491-492）。朱熹通过辩论认识到自己解经时太在意章句，未免“屋下架屋”或“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8]（P1330）。所以，第一次“鹅湖之会”结束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辩论并没有结束。辩论的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破绽中完善和提高自己。 　　“鹅湖之会”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学术公平。“鹅湖之会”的学术公平表现在:一是组织人的公正;二是辩论双方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辩论的整个过程中，还体现在辩论双方的长期交往上，朱熹以后做了官也并未以权势压人;三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见解以充实和完善自己。这种学术公平对中国以后的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真正的思想家之间的争论总是局限于学术本身，而不是在人身上诋毁对方和消灭对方。明朝时陆王学派在思想界成为主流学派，但程朱理学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科举考试的准绳。 　　 　　三、“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及其影响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学术界自由讨论的一个典范。第一，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学术精神和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学术中出现的学派、论争以及书院都基本上是私人学术活动，是非官方的。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留下的传统和精神。这些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不具有官方性质，虽然这些学术中有的流派会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显学，但官方不可能创造这些学派，这些学派是在民间自由产生的。第二，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即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中的群体性与同时性规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典范，“鹅湖之会”可以说是对这种典范的继承和延续。从北宋开启的思想变革发展到南宋，应该说各个学术派别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南宋中前期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各个学术派别的成长，各学术派别也频繁交流，这种交流是双向甚至多向平行进行的。其交流内容有对前人学术思想的评论，也有对当代学术的思考。交流和辩论对象可以是在年龄相同者之间展开，也可以是在年龄相差悬殊的学者之间进行。这说明，只要能给学术发展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中国学术的发展就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明清之际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再次颤动就是例证。第三，它体现了各个派别之间学者们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和平等相处。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的交往、求知、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鹅湖之会”更是对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当时的门派首领们之间不论年龄大小和官职高低，来往密切，以礼相待，不存在人身攻击和个人歧视。各派之间学术上公平论争，理论上取长补短。这是中国古代学术界真正的学风和传统。“鹅湖之会”实质上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并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鹅湖之会”后，淳熙三年三月，朱熹和吕祖谦为了进一步研讨“四书学”，在开化县汪观国的听雨轩对《诗经》的《毛序》以及《易》学和《尚书》、《春秋》等展开争论。淳熙八年，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朱熹时为南康守，他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对于陆九渊的阐发，朱熹大加赞赏，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刻石为铭，存于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访朱熹，双方也展开过激烈辩论。淳熙十一年到淳熙十三年，双方书函往返，就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继朱陆之会后南宋时期又一次重要的学术辩论。朱陆双方在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3]（卷58《象山学案?辩太极学说》）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龄一边，支持他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朱陆之争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同时又促进二人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充分体现了朱熹的学术和人品。在淳熙十五年，还有陈亮去铅山鹅湖寺与辛弃疾的拜会，也是当时学界的一件盛事。两人畅谈十日，此后才有诗词唱答，相互砥砺的佳话传世，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学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与向往。但是随着淳熙十年和淳熙十五年两次“庆元党禁”，北宋开始的在南宋掀起的学术争鸣的局面也宣告结束。 　　四百余年后“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在明朝后期的王守仁的“心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学术辩论中再次得到体现。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是官定读本和科举取士的准绳。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他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做天理的对立物，其思想兼容了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的思想。明中后期，王学风行一时，学派众多，王学内部各派对本体与工夫的辩论也趋白热化，在万历二十年于南京，弟子们对王守仁的“四句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面对面的辩论，参加者多达千人。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如许孚远、杨复所、周汝登等，都直接参加这场学术大论辩。《明儒学案》卷36《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载:“南都讲会，先生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先生作《九解》以仲其说。”许敬庵先生亦云:“南都讲学，先生与杨复所、周海门为主盟。周、杨皆近溪之门人，持论不同。海门以无善无恶为宗，先生作《九谛》以难之……前后名公毕集，讲会甚盛，两家门下互有口语，先生亦以是解官矣。”[9]（卷41《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其争论之激烈可见一斑。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初期中国古代学术界思想派别再次兴起，这和明朝中后期思想控制的放松有直接关系，甚至在当时还出现了反潮流思想家李贽这样的学者，而且他还公开收徒授学。当然，李贽的叛逆思想在其影响不断扩大时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清朝初期，由于统治还不巩固，学术界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还出现了反理学思想家颜元、戴震等。但清朝统治站稳脚跟之后很快就大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手段控制学术发展，使得清朝思想界与学术界异常沉闷，严重阻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 　　“鹅湖之会”的学术影响在南宋时就开始出现，在其以后的中国学术史上，只要条件允许，学者们总是通过辩论这种学术模式来使“理”愈辩愈明，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从宋到清的延续和变迁。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是采取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没有给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创新留下太多的自由空间，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也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没能和科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和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脱脱，等撰.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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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九渊.陆象山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2.

[5]朱熹.朱文公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6]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朱熹集[M].郭齐， 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9]黄宗羲.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