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向袁术讨回孙坚余部、准备过江时，手下的将领多是出于淮泗地区的“江西人”。如孙策的堂弟孙瑜开始率领兵众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瑜虚心绥附，得其欢心”，也就是说，孙策的部曲主力仍然长期保有淮泗色彩。尽管有的谋士或将领和孙坚一样出自江东，但经过多年的征战已经融入了淮泗集团，不能再被视为江东人物了。孙策在江东征战所收的本地“离散”，也多是“乌集之众”“散附之士”，很难成为孙氏的主要作战部队。

孙策出自“篡汉逆贼”袁术手下，此番对江东用兵，在相对偏僻隔绝的江东的士大夫看来，无疑是对东汉法统的蔑视和挑战。

当时，流寓江表的名士许靖在给曹操的信中，描述孙策平定江东的过程说：“正礼（即当时的扬州刺史刘繇）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即会稽太守王朗，也就是后来的‘王司徒’）失据。”许靖直接描述孙策为“术兵”，便可看出从东汉法统的角度而言，士大夫对孙家的排斥抗拒不言而喻。这种局面预示的就是，孙氏家族试图在江东地区建立稳固政权的过程注定很不轻松，充满曲折。再加上贯穿孙吴建国始终的地方山越、宗伍问题，孙氏政权辖境内的基层社会一直都不是铁板一块。

江东小霸王：孙策与江东大族矛盾的爆发

江西“外来者”，外加“逆贼爪牙”——这样的人设让孙策很难在江东立足。因此，孙策一开始想要依靠时任扬州刺史、尊奉东汉的宗室刘繇，来博得江东望族的好感。可孙策进攻江北的庐江，围城长达两年，太守陆康病死城中，其宗族百余人饿死近半。陆氏是吴郡大族，因孙策而落得如此下场，这让整个江东感到震恐。驻守曲阿的刘繇也感到震惊，将孙家手下的部曲遣回了江北，设兵防备。孙策从此才过江作战，开始了对江东的征服。

《后出师表》有言：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刘繇和王朗并非将才，在用兵作战上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事实上，刘繇和王朗作为外来者来到江东，只能作为东汉王朝的象征，本来就没有什么坚固的根基，这一点同孙策一样。孙策消除了代表东汉的力量，却无法获得当地大族的支持，这种或明或暗的冲突和对抗，几乎延续了整个东吴时代。

孙氏诛戮江东英豪，在吴国的史书中并不彰显。有的说孙策“斗转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史家经过寻绎，找到了孙策所诛的多个江东大族，如许贡，盛宪，周昕、周昂、周喁三兄弟，以及王晟等。除了许贡本是中原人士，来吴郡做太守外，其余数姓皆是江东本地望族，他们几乎都不再见于其后的江东政权当中，其家湮没草莽，良足嗟叹。与此同时，江东地区的黄老道领袖于吉，也在孙策整肃江东的过程中被杀害。

这场整肃，首先成为曹操对江东发动战争的借口。江东士人与中原交流紧密，互通声气。江东的盛宪“有天下大名”，当时大名鼎鼎的中原名士如孔融，都是其晚辈，以能与盛宪结交为荣，一直写信给曹操，希望能以汉帝的名义征盛宪入朝；因此他受到孙策的深深忌恨，终为其所害，不仅家人罹难，连门生故吏也都惨遭波及。这些事件都给了曹操征伐的口实。

其次，长期困扰孙氏的山越问题也与此不无关系。山越，正如名字所显示的，是流窜山间的越人；虽然名之为“越”，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越人。一方面，北迁的越人经过两汉数百年的浸染，已经很大程度上汉化，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江东汉人回避孙策，往往一同流入山林，组成了乡野武装，长期进行游击战争。其中在州郡的大族英豪，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族武装，加上收留流民，与山越沟通消息、相互配合，在南方丛林之间阻挠孙吴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

更可怕的是，孙策还要面对淮泗集团内部出现的离心倾向——东汉末年政局多变，有谁能保证孙家真能长久立足江东呢？《江表传》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道士于吉来到吴会，正逢孙策在郡城门楼上集合宾客将领。三分之二的将领宾客都走下城楼，迎接于吉，置孙策于不顾。孙策登时大怒：“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于是不顾众人劝阻，怒杀于吉。从此事便可看出，孙策很大程度上并不被淮泗集团的部下所尊重。北方稳定之后，曹操发布的征发流寓各地士人的诏令对南来的宾客有很大的震动。孙策几乎不放自己手下的北士应召，这才得以保持住淮泗集团没有瓦解。

建安五年（200年），被孙策所杀的许贡的门客埋伏山林，击伤孙策，致其死亡。而《三国演义》中，孙策之死则更加戏谑：孙策遭到刺杀受伤后，数次遇到于吉的鬼魂索命，最终在惊恐中“金疮迸裂，昏绝于地”，不久死去。不得不说这是孙策实行残酷政策的直接写照。

猛虎归山：孙权政权与江东大族的结合及其江东化

孙策临死之前，对孙权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

作为兄长，孙策很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在他眼中，孙权的性格并不适宜延续孙策的强势手腕。“杀戮”和“笼络”同为统治江东的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更应保持平衡。孙策锐意进取，以铁腕统治江东，“诛其英豪，威行邻国”，但只重“杀戮”，以致得罪江东大族、吴地的黄老道势力；还未等顾及“笼络”时，便遭杀身之祸。因此，孙策的这段遗言也可视为孙策对孙权提出的政策转向要求。

于是，孙权掌权后，更加注重选贤纳士。孙策去世前托命张昭和周瑜，他们作为北士，共同营造了尊重贤能、优礼士人的政治环境。淮泗人士，诸如鲁肃、诸葛瑾等后来在东吴发挥重要作用的将军谋士，本不亲附孙策，但在新的环境下都进入幕府，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淮泗人只有在江东立足，有所依靠，才能保证淮泗集团内部的稳定，这是孙氏家族进入江东建立政权的政治基础。随后，出于长远考虑，吸收江东人士进入政权，乃至最后彻底江东化，是孙吴的必然选择。

在开始的时候，孙权一方面需要江东士族来补充统治力量，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这些大族有所防备。因而相应地，江东大族一方面看到自己的前途只能依靠孙氏，在等待孙氏政权更有分量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肯真正倾心辅佐，不肯相信孙吴政权。

这种复杂的心态直接体现在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态度上。会稽的魏、虞诸族在孙权的虚与委蛇中贬徙他乡，但他们比之前盛、周家族的命运要好一些。而到了中期，吴会望族，比如陆氏、顾氏，就比会稽望族命运要好很多。

陆绩是吴郡大族陆康之子，出于身家仇恨，对孙权有着比较抗拒的情绪；但到了陆绩之侄陆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陆逊不是吴郡望族陆氏嫡传，在侍奉孙氏政权的道路上更加隐忍。他从平定山越起家，逐渐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直到主持夷陵之战时，仍然不被淮泗旧贵族尊重接纳，但是，夷陵之战的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自此，荆湘上游诸军事无不由陆家子弟把持，孙氏政权在军事上完成了江东化的进程。

同时，孙权也主动寻求与陆家和解。为此，孙权将自己的侄女，也就是孙策的女儿嫁给陆逊，让孙陆两家得以在表面上化仇为亲。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之间的政治运势也就此逐渐逆转。随后孙权称帝，顾雍作为吴郡著姓的代表而登上宰相高位，标志着政治上的江东化也几近完成。

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完成了和解。孙吴政权在大族的支持下得以稳固，而江东大族在孙氏的包庇和纵容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各地盘踞，不可动摇。例如陆逊食邑只有一县，却拥有上万的部曲；而当初显贵如周瑜者，食邑四县，私兵部曲也不过数千而已。军将实力显著增强，也可以作为江东士族势力后期发展的一个侧面。

孙氏集团在入主江东的过程中，可谓历经坎坷。在这个过程中，领袖的个人性格和素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人晁补之评价说：

吴人轻而无谋，自古记之矣。孙坚、孙策皆无王霸器。坚轻骑从敌，策暂出遇仇，俱以轻败。虽赖周瑜、鲁肃辈辅权嗣立，亦权稍持重，故卒建吴国也。

——《济北晁先生鸡肋集》

孙坚、孙策父子性格缺乏持重谨慎，好逞匹夫之勇，以致二人盛年之时陡然死于非命。这在当时江东复杂的情势之下，无疑增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确定性。孙权才具足够，稍能持重，保证了统治集团核心的稳定，这也是稳固江东地区统治的内部保障。

从孙策到孙权，孙氏集团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在“杀戮”与“笼络”之间寻找不易的平衡，这体现出的是江东局势的复杂性。为此，孙氏集团历经二代三主，通过一段独特而困难的内部整合的过程，终于完全获得了江东的人心。这也是孙吴在江东地区建立统治最早、称帝却是三国中最晚的原因之一。

猛虎须居山林，才可为百兽之王；若脱离了山林，便会虎落平阳。对于孙氏政权来说，他们标榜的故乡江东，就是他们立足的“山林”。因此他们不得不走江东化的路子。这是孙吴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扬州地区政治形势时，出于最直接的政治利益，做出的必然选择。当然，政权江东化同样限制着孙吴政权的发展。政权性质发生转变，孙吴又从何处觅得统治全国的法统？地方士族也难有动力去追逐远在中原的遥不可及的法统，而越发呈现出保守的政治面貌。孙氏政权渐渐失去了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甘地处江南一隅。最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权死后不到三十年，孙吴也随之走向灭亡。

（摘自《历史的荣耀》天地出版社/出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