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论者引用恩格斯资产阶级婚姻是“长期卖淫”的说法，对婚姻制度本身大加鞭挞：

“新旧婚姻均是一种买卖关系：我看见结婚不过是‘生殖器的买卖’；婚证是买卖的契约，婚礼是买卖的手续，买卖的媒介是金钱和恋爱。没有恋爱，单靠金钱，由第三者做买卖的掮客，把生殖器卖给人，这就是旧的结婚；有了恋爱，靠着证婚书和约指，强使大家永远结合，恋爱不能移到第三者，生殖器彼此专利，这就是新的结婚。”

但是，以为个人情爱为目的的私人化婚恋观，在现实中常常碰壁。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一文中指出，由于女性缺乏经济能力，即使在挣脱父权和夫权之后的娜拉，无力在男权社会上立足，只有两条归宿：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所以，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讲述了这样一个出走的娜拉。小说的涓生和子君，是为冲突家庭礼教的枷锁而私奔，奋不顾身追求个人幸福的一对情侣。子君大胆的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然而，在私奔同居后，两人由于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经济上陷入窘境。艰难的生活最终扼杀了爱情。最终，涓生说出了：“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终结了这段感情。子君只能回到家里，郁郁而终。

鲁迅，在这部小说里，批判了新青年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的残酷社会现实，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个人情爱和个人自由为目标的婚恋观，只能是空中楼阁。他认为，实现个人化的婚恋观，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经济组织和结构的改造。

三十年代以来，随着外敌入侵的危机加深，原来以个人情爱为核心的婚恋观受到民族独立的思潮的冲击。个人在婚恋中的地位进一步受到质疑。民族的安危，让一部分文人开始反思个人化婚恋观的疆界。越来越多的作者意识到，面对民族的危难，个人的儿女情长的合法性动摇。个人应该首先投入到民族独立斗争的滚滚洪流中去。比如在报纸上发表《抗战日记》的女作家谢冰莹，就在抗日的洪流中感叹，个人情爱与民族危亡这样的宏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集体化、社会化的婚恋观兴起之后，个人化的婚恋观受到了冲击。

另一方面，从欧美传入的“科学”生育观，也改变了个人化的婚恋观。潘光旦等学者，以欧美的“优生学”和民族危亡为由，重新鼓吹传统的婚恋观，让女人回到家庭中，为国家崛起而生儿育女。这种“科学”的生育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爱情的重要性，而将为国生育奉为婚姻的目标。

革命的话语，更在另一方面，冲击了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婚恋观。左派文人掀起了文学革命论，让文学成为革命的武器，批判了以个人情爱，亲密和感受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在革命的洪流面前，个人情爱的意义，在革命这种集体化的婚恋观面前进一步消解。同时，马克思主义将传统婚姻批判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共产主义革命观念，从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出发，质疑了个人追求情爱的合法性；这种革命的婚恋观，让个人从属于社会，家庭成为社会的附属物，必须围绕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运作。在中共建政后，这种革命的婚恋观，进一步摧毁了个人情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斩断了家庭的纽带，让个人进一步从属于社会组织。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婚恋观出现多元化的倾向。一方面，五四时期的个人情爱观在八十年代复活，婚姻开始以“爱情”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急速的市场化也让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市场化，呈现一种市场化的个人主义倾向。在观念上，婚姻依然定义为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在行为上，婚姻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观念上，婚恋被当作是一种实现个人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也包括生活目标和情感需求）的一种市场行为，一种投资过程，一种合作形式，一种经济现象，符合市场和经济规律。这反映在一系列对婚恋进行指导和反思的商业产品之上。另一方面，女权和女性主义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重新苏醒，也带来了更多对于婚姻本质的思考和质疑。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呈现极为复杂多变的状态。个人主义，经济因素，进步主义，传统思想，女权意识，阶级分化，都在婚姻这一竞技场中相互交织，击碎原来相对统一的婚恋观，也带来更多个人自由选择的缝隙。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人婚恋观的变迁，让我们在历史的镜子中看清自己，洞悉我们做出种种不同选择的原因，更深刻地理解婚姻对于人类的意义。（文/魏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