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后宫。德州有两个天后宫，一个在南营街，每年的12月8号进行祭拜。一个在北厂街。清道光年间，德州唯一的武状元昌伊苏从台湾卸任后回德州，在海上遇风浪，求天后保佑平安到家。为感恩，他回到德州后对天后宫进行了了修缮。光绪年间，昌伊苏的后人将天后宫移到城内大营东街，建神殿供奉。由于德州这时候德州境内主要是泰山碧霞元君祠，因此德州人就把天妃当做泰山老奶奶来祭拜。

漕运文化在北厂体现的淋漓尽致，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地域符号节点，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德州仓和预备仓搬迁到城内，北厂逐渐繁华落幕。

乾隆年间，德州督粮道署示意图

德州“仓”的变迁

大运河舳舻千里，德州九达天衢，德州“仓”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漕运文化的发展历程。

德州的“仓”源于隋，起于金，兴于元，盛于明，衰于清。

隋炀帝继位后，政治中心在北方粮食需江淮地区供应，同时也为加强对东北和江南地区的控制，于 605 年至 610 年，开凿了著名的大运河。德州段运河是608年，伴随着永济渠的开通而通航的，可航行庞大的龙舟。

金天会七年（1129）在德州建设将陵仓，通过运河转运河南来的粮食。

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对运河的开发利用，并注重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至元三年（1266），改将陵仓为陵州仓。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通济州河、会运河后，大运河全线贯通，成为全国南北漕运的大动脉，德州“控燕云而引徐兖，襟赵魏而带溟岳，神京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明陈亮彩《重修德州城记》）。年漕运能力由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151.3万余石，到泰定三年（1326）发展到335.1万余石。

明朝定都南京的时候，沿用了元朝漕粮运输海运、漕运并行的机制，但当都城迁到北京后，重新大力整修了会通河，依托大运河，罢海运入漕河。并在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建设转运站，明朝征收贡粮先集中于这四个地方，然后漕运北京，被后人誉为“国家四大漕运粮仓”。德州仓建设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是在原北厂陵州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这时候的德州“仓”符号，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盛极而衰，德州“仓”的兴衰是伴随着漕运方式的改革而变化的。这其中，尤以明清两代最为明显。《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有专门的记载：“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这三种方法，都和德州有密切关联。

第一，支运。从永乐十三年（1415年）开始正式执行。是指在京杭大运河的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据《明史.漕运篇》记载：宣德四年（1429），江西、湖广、浙江的收上来的粮食存在淮安仓，大约50万石；苏松宁等地收上来的粮食存在徐州仓，大约274万石；常、扬、滁等地收上来的粮食存在临清仓，大约220万石；山东、河南收上来的粮食，存在德州仓，约300余万石。当时，淮安卫军运至徐州仓，徐州卫军运至临清仓，临清卫军运至德州仓，德州卫军运至通州仓存贮，每年四次。

由于德州仓对标河南山东两地，因此与德州仓同时建设的，还有济南府兑粮公馆，济南府辖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德州仓。此外，还建设有常丰仓，也叫预备仓，贮存留德州各项支用之粮，负责德州儒学等公益教育的廪粮支出，归地方管理。

第二，兑运，是支运的升级版。支运法需要农民运粮至仓，江南偏远地区的百姓运粮入仓，往返时间甚至长达一年，存在误农误时等现实情况，于是宣德六年（1431年）开始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不再以临清、德州仓为中转站，其功能相对下降。这种方法，老百姓虽然节省了运输时间，但需要承担路费，更要额外上交数量不等的耗米。

当时，对于相对近便的河南、山东来说，仍然实行支运法，农民仍直接把漕粮运至临、德二仓。

不过，这次变革对德州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德州仓由盛而衰转折开始。明正统十四年（1449），德州仓迁至城内南门东街。关于粮仓的搬迁，明万历《德州志.户部监督分司题名记》中说是因为那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蒙古瓦剌进攻北京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与兑运法的实施不无关系。据明杨宏著《漕运通志》可了解到：德州仓被安置到南门里东侧，其东侧建有户部管仓分司。预备仓移到城内后一分为二，移到西门内的西仓廒叫常丰仓，有12座，117间，附近这条南北街巷被称作仓楼街（美丽华大酒店西墙后的小街，南起建设街），向北连接它的胡同叫常丰胡同；移到城隍庙南的东仓廒叫叫预备仓，29座，263间，预备仓街由此而来，也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大体位于原城隍庙市场西侧，南起东方红路，北接三八路。

随着粮仓的进城，原来设在北厂的钞关也迁到了桥口附近，乾隆六年（1741）二月，曾对钞关所设分关口岸进行检查，经查德州、魏家湾、尖庄、樊村厂4处皆系“相沿已久，并非近日增添，自应照旧设立，奉部覆准”，其他予以撤除。

第三，长运。从明成化七年（1471）开始执行的。为彻底免除农民运粮负担，当时朝廷令淮、徐、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漕粮全部改为在码头就近交兑，然后，转交官军专门运输。从此，长运成为定制。那时候的运军直接下江南，到各州县的粮仓收兑漕粮，农民更方便了，但交的粮食也更多了，除了加征运费、耗米外，另加征一斗（合12斤）米为渡江费。

此后，漕运方式再无变革。随着长运法的全面实施，临清、德州水次仓的中转功能日益减弱，仓场规模日益缩小。发展到明嘉靖年间，德州城里的粮仓主要有：常丰仓、预备仓、本州仓、常盈仓。明崇祯元年（1628），位于德州城西门内仓楼街的常丰仓遭灾，归并到德州仓，合称常德二仓，此时，距离其诞生的永乐十三年（1415）已经过去了213年头。

到了清朝，该仓成为标准的军粮库，专门每月为满蒙旗兵和运粮绿营兵发放兵饷。清雍正八年（1730），在卫署前建立军粮库24间，称德州卫新仓，用来存储德州左卫屯垦的粮食。第二年，在州署东侧修建了粮库120间，称德州新仓，除了储存“常谷”和“社谷”外，还储存漕运过程中的漕米。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伴随着漕粮北运的式微，曾经名噪一时的临清仓撤销了，正式并入德州，新的名字叫德临仓。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有着千年历史的漕运终于寿终正寝，粮仓逐渐消失。

除漕粮仓外，德州还有众多的民办粮仓：义仓和社仓，为官督而绅办，用于储存“社谷“以备荒。义仓为县一级单位，一般在县政府所在地设置仓廪。社仓则普及范围较大，一般设在村镇。义仓和社仓制度源起于隋朝，就像现在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类，年轻时交年老是用，无病时交生病时用，其也做到无灾时交灾荒时用，由此也可见一千多年前的古人高明的创造力和智慧，实在是了不起。

1941年8月 大运河上的拖船和帆船

漕运机构更迭频繁，街巷烙印深刻

德州的漕运管理机构从元朝以来，规格就非常高。当时，元政府在德州设直捕盗司、达鲁花赤、监支大使等官职，驻扎大量军队统管漕粮运输和安全，主要任务是保护河南、山东的物产运回元大都。

随着明朝罢海运转漕运，德州的漕运管理机构空前高规格。中央直属部门主要有户部监督分司、户部监兑分司和漕运公馆。

户部监督分司，与德州仓同时设立，是中央户部驻德州掌管漕粮、德州仓事务的官署，长官由户部主事或员外担任，一年一轮换，称为部使，正五品。1449年，随着德州仓迁到城里，户部监督分司也迁到目前的市检察院院内，改名为户部管仓分司，职能不变，德州也一度多了一条户部后街。

户部监兑分司。这是设在德州的一个协调机构。当时，德州仓的粮食来源有二：一是陆运而来，民运州管；二是水运而来，军运卫管。由于运输队伍、管理机构不同，汇集一起就容易产生矛盾。为此，明弘治六年（1493）中央户部在德州城内东南方州治的东侧设立了户部监兑分司（目前广电中心东侧），用来协调交漕粮的地方官府、民户和运漕粮卫军之间的关系，保证畅通。其长官为户部主事，正六品。明万历年间，户部监兑分司裁撤。清代时在其旧址曾建设了三官庙。

漕运公馆，隶属于中央兵部，建立于正德十年（1515），在城里的西北方向，大体位于目前胜利街北头位置。明清两代，德州漕运一直由德州卫军承担，漕船同时还捎带有商货，漕运公馆就是办理漕运事务的机构。

省属部门主要有济南府兑粮公馆、莱州府通判、山东督粮道。

济南府兑粮公馆也叫山东兑粮公馆，与德州仓同时设立，驻在北厂附近。济南府辖69个州县，其中24个县直接将粮食交到德州仓。

康熙四年（1665），户部管仓分司撤销，莱州府通判受命接管德州仓，驻地依然在目前市检察院内。通判为正六品，本是明清时一个府的重要官员，分管粮盐、水利等工作，被委任管理德州仓的莱州府通判，已经超出了一府范围，属于特别任命，除负责征管工作外，还负责押运漕粮。清代规定，卫所军丁输送漕粮的时候，必须由押运官随船监督押运，防止失窃、失火等事情。康熙三十六年（1697），莱州通判回归莱州，不再负责德州仓的事情。

济南粮捕通判署是莱州通判的继任者，住址不变，但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出现了倒塌现象，历任通判都是租赁民房办公。光绪二十八年撤销，这时候的办公衙署旧址，荒废成了海子了。

与济南粮捕通判署同时设立的还有山东省督粮道，两家合署办公，主要职能是掌管监收山东省有漕粮任务的府、州和县，将漕粮或银两汇总后，存在督粮道库交付漕运或暂存。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东省督粮道撤销。

作者：王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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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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