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林泽

[摘 要]浮夸风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的重要标志，也是“大跃进”运动造成恶劣影响的主要根源之一，浮夸风对“大跃进”运动的过程及后果都有重要影响。通过运用包括工业、农业以及科教文卫在内的各行各业出现的具体事例阐释浮夸风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负面影响进行客观分析。浮夸风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除三年经济困难等直接影响外，其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则更为重要。在“大跃进”运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必须以史为鉴，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完善统计工作及调整政绩评价制度等方面入手，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措施，遏制浮夸风在新时期的死灰复燃。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风；高产卫星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对刚刚步入正轨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而其中又以浮夸风的表现最为典型。在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出于不同心理将浮夸风这一错误在各行各业展现的淋漓尽致，将“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对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留下了沉重的伤痛，且危害遗毒至今。本文从对浮夸风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出发，总结其短期与长远影响，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遏制浮夸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死灰复燃。

一、浮夸风盛行的表现

（一）农业领域屡放卫星

1.农业产量

“大跃进”运动期间浮夸风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农业领域内屡放不止的高产卫星。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率先登载“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今年有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的浮夸报道，开农业高产卫星之先河。随后各地纷纷不甘落后，解放思想，随意宣传虚报农作物产量。河北徐水宣称“一亩山药计划产一百二十万斤。使狗肉汤肥田。一棵白菜要求五百斤。小麦要搞亩产十二万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凡所种种，不胜枚举。最后广西环江“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高产新纪录。”取得浮夸之冠。事实上，直到2010年，我国才研发出亩产2432斤创世界纪录的超级杂交稻。农作物如此，中药种植也不甘示弱，以往至多可收三百斤的黄连，如今亩产七千五百斤已不在话下。正是在这种在各地一片浮躁纷纷浮夸的大环境下，国家统计局发布公报宣布，“粮食总产量达到7500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事后经核实，实际产量仅为4000亿斤，浮夸比例高达87.5%。

2.水利建设

事实上，在农作物高产卫星纷纷上天之前，浮夸风是由农田水利建设开始的，1957年冬天，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苦战一冬春活动，大搞水利建设。河北徐水1958年开春之后宣称，水利建设成功改变了全县自然面貌，“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而徐水县2011年仍为旱灾所困扰。不仅是水利工程的建设效果大肆夸张，具体的统计数字也充满水分，诸如“700多个学生和40多个教员只花一天时间修成了蓄水15000方的‘红领巾水库”之类匪夷所思的事例层出不穷。著名的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所谓“三边工程”也正是这一时期开始兴起，不但劳民伤财，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且由于盲目追求多快好省使得大部分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后患无穷。

3.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试点

粮食产量浮夸风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人们产生了不再需要节约粮食即可以远离饥饿的错误观念，进而导致对粮食控制的放松，在农业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公共食堂的设立，“到了秋季，人们普遍的、想当然的认为延续多年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导致对许多公社居民免费供应食物。”数千年来一直以温饱作为最高追求目标的中国人民面对吃饭不要钱、不定量的公共食堂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少数食堂对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注意得不够，有超吃粮食标准的现象。”

随着公共食堂与人民公社越来越多，部分地方开始认为实现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的公有制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于是决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争荣誉抢第一的思想作祟下，河北徐水和山东范县（1964年后归属河南）又开始作为共产主义试点，先后宣布将于1963年和1960年进入共产主义。最干脆的莫过于湖北当阳跑马乡，其党委书记于1958年11月直接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这些共产主义试点强制实行的公有制都只能导致普遍贫困，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只能以闹剧告终。原先全国盛行一时的公共食堂，也由于粮食的缺乏而只能纷纷散伙歇业。

（二）工业方面大炼钢铁

1.工业产量

在农业浮夸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共认为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应着力解决工业问题，并因农业产量预计翻番的所谓经验而将1958年钢产量定为较之去年加倍的1070万吨。为响应这一目标，各地钢厂也纷纷宣布自己放出了产量卫星，动辄较之以往最高产量提高两倍甚至更多。即使如此，仅靠正规的炼钢工业也达不到所要求的指标，只好采用由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组成的“小土群”战术，全国各地遍设小高炉，男女老少齐上阵，甚至将家中的钢铁制成品也拿出充当炼钢材料，钢铁是否炼成且搁置不议，首先就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

炼钢需要煤炭和生铁作为原料支撑，这正是群众激情可以大显身手之处，高产卫星上天不息，于是广西忻城“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七万多吨，超过一对现代化的中型矿井全年的产量”先大放采煤卫星，两天之后广西鹿寨县在生铁生产方面又创佳绩，在一天时间内“生产出生铁二十万零七千二百四十三吨；另产烧结铁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九吨。”直接完成了国家下达给广西自治区的全年任务。湖北麻城一座容积仅有0.5立方米的黄继光炉也不甘示弱，“能够在一昼夜生产16.88吨生铁”，利用率超过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10倍以上。在如上所述的土洋结合之下，年末最终宣布炼钢达到1108万吨，胜利完成1070万吨的目标，然而事后经统计，除掉不能利用的土钢废钢，合格产量只有800万吨。除钢铁外，包括水泥、生铁和汽车在内的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2.产品质量

对钢铁产量的过分要求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炼钢铁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然而这种仅仅追求产量的炼钢方法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上文所述，钢材不合格率高达27.8%，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更是严重阻碍了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其他相关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同时，“大跃进”期间一切追求多快好省的生产方式，导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其他工业产品质量也非常低劣，坦克和军舰等始终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一座飞机制造厂数年来未曾交付过一架飞机，且其工作人员直言：“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机，原来是准备赠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零件也是进口的。”赠送给外宾的产品质量若此，整体的工业产品质量可见一斑。

（三）科教文卫全面浮夸

1.科学界

在全面浮夸的环境下，科学界也未能幸免，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世人所敬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撰文指出“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于层出不穷的高产卫星的疑虑，推动了浮夸风的蔓延。作为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中科院也非常活跃，先是在农民生产能手的挑战下，“向农科院贴出了挑战书，亩产指标是：小麦产量5万斤，争取6万斤”，但因为整个竞赛过程受到严格监督而只达到900斤；随后又在科学工作“大跃进”会议之后宣布科技要在5到10年之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很快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必然是天方夜谭。除了科学家之外，地方科技能手也有创造，湖南华容几位职员研发出了三割催肥法，创下生猪一天长肉七公斤的纪录。这一数字，是即使现在用瘦肉精喂猪也难以实现的。

2.教育界

教育界的浮夸主要集中在扫除文盲和发展高等教育方面。黑龙江省率先宣布“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成了全国第一个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的省份。”事实上，黑龙江省直到2011年仍在控制青壮年文盲数量。至于高等教育方面，浮夸更是层出不穷。在小学教育仍未完全普及的当时，“有很多省份已经决定，一定要在中央所号召的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登封县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而同处河南的遂平县更是创办大学570所。在原有的大学之中，学生也纷纷展开跃进，北京师范大学“一组三十五人苦干七天七夜分头读完了先秦诸子、楚辞、元曲一直到清末的主要文艺作品二百五十部，编出了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然而这部教材随后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很快销声匿迹。

3.文化界

1958年文化部会议提出要求：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这一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现实中却引起了很大反响。镇江中医专科学校开展文艺创作，一位同学“于三个晚间，写稿270篇”，全校共有创作一万一千多篇。诗人聂绀弩在“大跃进”期间劳动改造时回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种只是一味要求数量而丝毫不考虑个人才能与作品质量的文化创作，事实上绝不可能产生优秀的文化作品。

4.卫生界

相较之文化界，卫生的浮夸风也毫不逊色，武汉市中医医院大放中医卫星，通过对一位粉碎性骨折病例在创口处植入柳枝治疗，宣传“柳枝接骨用于人体是一定能成功的。”在面对传统的“除四害”和传染病问题上，卫生界更是志向远大，提出“苦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分别在我国各地区基本上实现四无；大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把危害人民最严重的几种疾病基本消灭。”所谓四害仍在横行且放下不提，即使是宣传最广的血吸虫病，现在也时常有威胁报道。

二、浮夸风造成的深远影响

（一）三年经济困难

“大跃进”开始之后不久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是浮夸风造成的最直接、最恶劣的影响。由于浮夸风的迅速风靡，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成风，而其实际收获量仅为一半甚至更少，只要数字不顾产量的统计方式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的实际生产。而国家凭借虚报的数字作为征收粮食的依据，大量收缴农民粮食，以至在部分地区对不配合的农民采取强制手段，甚至没收口粮，直接导致1959至1961年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以粮食为首，各项生活必需品全面缺乏，全国经济崩溃，进而爆发大饥荒。而各地人民公社在上级命令下采取高积累的政策，大量屯粮拒不救灾，甚至坐等粮食烂掉也不开仓赈济灾民。不允许逃荒的户籍政策更是助长了饥荒的发展。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在这风调雨顺的三年间，全国因饥饿而导致的不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

（二）盲目上马的水利工程隐患无穷

“大跃进”时期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的建设，却没有科学的规划与方法，浪费了大量资源的同时，却往往是无用功，甚至因为其质量问题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轰动一时的引洮上山工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投入直接工近6000万个工日，投资1.69亿元”，却最终因无力为继而停工，前功尽弃。即使当时建设完工的也不能保证质量，经常出现垮塌溃堤，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1957年进行整体建设以及加固的板桥和石漫滩水库群1975年决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泄洪道闸门锈死无法开启，最终导致数万甚至数十万人淹死。

（三）浮夸风遗毒至今

以上所及，不过是浮夸风的直接危害，然而其流传至今对目前社会带来的灾难则更为严重。“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虽然已经过去，但中共党内以及全国上下曾大力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遭受重挫，虚报政绩的习惯时至今日仍有所表现。目前在政界乃至社会各个行业，为了追求量化成果，仍旧使用虚报数据作为评定标准。譬如，在对辽宁沈阳新城子区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进行核实时，工作人员发现“个体工业企业虚报产值达72%，有的集体企业虚报产值竟达97.8%。”这样的虚假繁荣，再次为整个社会营造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假象，使人们得以沉浸在虚无的幻想中，不去正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进步，这才是浮夸风最大的、也是最应警惕的危害。

三、浮夸风引起的反思

（一）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进行经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可以追求一定速度的跳跃式发展，却必须正视客观经济规律，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制定什么样的决策，必须要经过实地可靠的调研，仅靠造假浮夸，实现不了真正的进步，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莫能外。

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提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此言不虚。浮夸风之所以得以盛行，正是因为人们盲信唯意志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精髓，即实事求是，才酿成了浮夸风横行的大祸，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深以为戒。

（二）完善统计制度，确立新的政绩评价体系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能盛行全国上下，一个外在的原因便是本应执行监察任务的统计工作完全演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忽视了自身的独立性与神圣性，最终酿成恶果。因而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统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不受外界的影响，尤其不为政治强权所干预，真正做好对地方上报数据的监察工作，对实际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统计。如此，则即使地方官员有心作假，也会被无情的拆穿，这种风气也就不会上行下效，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较之外在的监督体系，更有效的解决方法莫过于从根本上调整干部们以工农业产量或GDP总量为标准的政绩评价制度，转而采用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坚持可持续发展与以人为本并重的新的政绩评价方式，让官员们失去为政绩和官位而虚报瞒报的动机，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从根本上解决并遏制浮夸风的产生。

四、结语

时过境迁，那个特殊年代的浮夸风已然化作历史，似乎将一去不返。然而这样的新闻仍时时出现在视野中：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元河观村，一个并没有任何工业的普通山村，“截至1999年底，该村已累计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2141万元、销售收入2079万元，实现利润54万元，这三项指标均完成全年计划的101%。”面对账面上如此光鲜亮丽的虚幻数字，和其村支书坦承上述成绩全为虚报的客观现实，两相对比之下，任何人都不禁又要怀疑，现在的浮夸风，究竟是消散了，还是又刮起来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3]《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

[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6]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8]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

[9]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13]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徐水人民出版社，1958年。

[14][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83年。

[16]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徐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党史资料》（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18]《人民日报》1957-1960年。

黑龙江史志2014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