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来源/新民晚报记者 张龙 摄（下同）

100多年前的上海，处于法租界、公租界和华界共同管理的政治局面。相较而言，法租界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巡捕房，表面上是法租界当局最倚重的行政力量，其实受政治模式影响，也容易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机会。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就曾因一名巡捕房密探夜闯会场而临时中断，间接保护了革命成果；此外，捕房也暗藏着不少革命的支持者、同情者，他们悄无声息传递红色之光，庇护或释放革命人士，这对中共诞生来说，并非毫无意义。

　　 “不速之客”功劳不小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0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

李汉俊大声质问：“找谁？”那人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这哪有什么社联，什么王主席？”那人忙称找错了地方，一边道歉，一边匆匆退了出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捕房派出的10多人包围了李公馆。据陈公博后来回忆，他们在搜查中没有注意到抽屉里正在起草的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最后，中共一大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苏智良曾在《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中写道，经多年考证，闯进会场的男子叫程子卿，是当时法租界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为何会找到中共一大的开会地点？有一说是，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另一说认为，程子卿因不熟地形而迷路，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

程子卿的手下，担任捕房翻译、后任督察长的薛畊莘则说，1921年6月底，便衣巡捕曾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身上还搜出两颗手雷。对方表示，有人让他们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并给他们一万大洋。薛畊莘甚至认为，程子卿故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程子卿在捕房工作期间，保护过孙中山的安全，还参加了国民党。他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受到政府审查，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使之没有被捕，1961年在上海去世。

图说：法租界会审廨旧址。

　　 白皮红心“双面特工”

苏智良认为，说到租界捕房，还有一个人物同样重要，他就是被称为中共历史上首位“双面特工”的鲍君甫，化名杨登瀛。杨登瀛1893年出生，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特科高级特工，同时又是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杨登瀛与租界捕房关系密切，深得公租界捕房探长兰普逊的喜爱。后来，在兰普逊的介绍下，他又成为了法租界捕房的顾问。他不仅可在捕房随意进出，还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杨登瀛为特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叛变等。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杨登瀛，杨登瀛被捕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登瀛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后来被保释出狱。1969年，杨登瀛去世，而他也成为周恩来病重时还念念不忘的人。

　　 “另眼相看”租界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于1857年设立，后改隶于公董局，改称警务处。警务处先后在法租界设立了中央、小东门、麦兰、霞飞、贝当、福煦六个分区捕房。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租界。中央捕房原址1949年5月起为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现为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淮海中路235号的原霞飞路捕房，是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典型外廊式建筑，这里曾是市公安局嵩山分局所在地，2014年法国品牌爱马仕落户在此。

昔日的上海法租界，人口密度不高、房屋租金适中、道路交通便利以及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居住、活动。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公租界捕房可以直接命令巡捕抓人，也就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而行动；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国总领事领导，任何拘捕行动必须首先获得后者的许可才能执行，不肯轻易对中国当局的要求做出回应，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宽松的环境，其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对中国近代革命事业来说意义不一般。

新民晚报记者 左妍

　　 >>专家点评

　　 法租界的政治缝隙

近代租界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不自觉的工具”：它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即使在租界巡捕房这样的“专政”机关里，也不乏同情中国革命的巡捕特工。

程子卿是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在巡捕的外衣里，他也支持中国革命。

杨登瀛更是中共中央特科发展的第一个反间谍特工，他是国民党中统的特派员，也是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却是白皮红心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这样的传奇在上海这座城市还有很多。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