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对我们认识世界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在人类范畴化、概念结构、思维推理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描述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互动，Lakoff与Johnson提出了映射理论（Mapping Theory），即：隐喻是一种以抽象的意象图式为基础的映射，从一个比较熟悉的、具体的、易于理解的始源域，映射到一个不太熟悉的、抽象的、较难理解的目标域。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将一个概念域（源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从而使语句具有隐喻性[1]。《诗经》与十四行诗➀都蕴含“植物是人”这一概念隐喻，因此，植物不仅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更是具有“人”特征的存在物，它拥有人的外貌特征、脾气特性、性格姿态，能够像人一样思考，表达情感。

➀版本说明：本文所引用的十四行诗的例证均出自商务印书馆《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十四行诗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06）

莎士比亚作为剧作家、诗人，其诗歌诞生于英国第一个文学高峰期并代表英国十四行诗的最高水平。国内外学者对其十四行诗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语言研究。哈佛大学教授Helen Vendler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艺术》中对其诗歌的声音、词汇、结构等做出了细致的研究[2]。（2）诗中人物身份研究。莎士比亚诗中涉及人物有W H先生、青年男子与黑肤女郎，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至今仍是未解之谜。Heylin Clinton结合史料，对这三者的身份及与诗人的关系进行了论证[3]。（3）译本研究。范志慧以第十八首诗为例，对比分析了曹明伦、梁实秋、阮坤的三个译本[4]。（4）主题研究。罗益民对及时行乐、莫负青春和人生无常这三个主题进行举例论证[5]。此外，对时间主题、爱情主题与永恒主题的研究资料也较多。（5）意象研究。田俊武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玫瑰意象与时间意象进行了分析[6]。何咏梅从认知角度分析了自然意象[7]。综上可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但从认知角度将植物隐喻进行对比研究的资料较少。

《诗经》诞生于我国第一次文学繁荣期。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大，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大量的植物被写进诗中。因此，《诗经》也被称为植物诗歌总集。在《诗经》中，《风》属于十五国民间小调，主要是由百姓所作并传唱，与《雅》《颂》相比较，其流露的情感较为真切，与植物的关系较为密切。《诗经》主要运用了三种修辞手法，即：赋、比、兴。赋是直叙其事；比是用类似的事物相譬喻，主要包括明喻、隐喻等；兴是环譬以托讽，即先言他物，并以此为发端，触发自己的情感。比和兴与认知语言学所说的隐喻大致相当。学界对《诗经》植物的研究也较多，潘富俊在《诗经植物图鉴》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诗经》中所出现植物的物理特征与作用[8]。刘晓梅解析了《诗经》的英译本及植物意象，此外还从认知角度对隐喻翻译策略、隐喻认知进行分析[9]。但是，从认知角度将中外诗歌中的植物隐喻进行对比分析的成果较少。《诗经》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分别作为中外第一次文学高峰时期诗歌的代表，蕴含有深刻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知识，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对研究中西认知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莎士比亚154首十四行诗中共出现了611个隐喻，平均每首4个[10]。在十四行诗出现的隐喻中，植物是常见的喻体，莎士比亚经常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借植物表达玄妙、朦胧的情感。据笔者统计，诗中表示植物的上义词flower, bud, weed分别出现了13次、7次、7次，表示植物的下义词rose, lily, violet分别出现了13次、3次、2次。另据胡朴安统计，《诗经》中花草名有105种，木名有75种[11]。由此可见，十四行诗与《诗经》都含有较为丰富的植物隐喻。在此，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对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进行归纳，即表示爱情的花卉隐喻、草类隐喻与独有的植物隐喻，并从认知角度运用映射理论分析这三类植物隐喻的异同点，寻找中西方植物隐喻的认知差异，探索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中西方诗歌中植物隐喻的原因。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十四行诗的三大主题之一。正是因为主题的永恒性，才使诗歌万古流芳。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分别选择了玫瑰、荷花作为爱情花来歌颂这一主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玫瑰隐喻共出现13次，借以表达爱人美丽的外表，如第98首的描述：

Nor did I wonder at the lily’s white, / Nor praise the deep vermilion in the rose; / They were but sweet, but figures of delight, / Drawn after you, you pattern of all those[12]198.

玫瑰是西方经典的爱情之花，在此诗中，花瓣颜色映射爱人脸颊色彩，花瓣是深湛的红色且具有微妙的层次感，正如爱人青春绯红的脸颊；花瓣触感映射脸颊触感，柔滑的质感可以带给指尖奇妙的愉悦，恰似爱人娇嫩细腻的脸庞。诗人将玫瑰的这些特征映射到爱人身上，在诗人眼中，自己的爱人甚至比玫瑰还要美丽，因为玫瑰只是仿造爱人的体态与娇美罢了。

认知语言学认为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存在多对一的映射，即两个或多个源域可向一个目标域映射。在十四行诗中，爱人不仅具有比玫瑰还娇艳的姿色，更具有像玫瑰一样芬芳的品质。如第54首：

The rose looks fair, but fairer we it deem/ For that sweet odor which doth in it live./ Sweet roses do not so; Of their sweet deaths are sweetest odours made[12]110.

玫瑰不会像野蔷薇那样，空有美丽的外表，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被世人遗忘。她具有芬芳的香味，能够被世人喜欢，被提炼和保存。Lakoff与Johnson指出，隐喻是可以创造出相似性的，人们经过推导，通过思维的加工将两个具有相似性的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13]。在此，诗人将香味映射到美好品质之上，人们认为玫瑰的香味能给人带来愉悦，被人欣赏；美好品质也能给人带来愉悦，使人身心舒畅。所以，玫瑰具有芬芳香味的特征通过映射被作用到爱人身上，在诗人看来，爱人不仅貌美，还具有优秀的品质。

西方的爱情花玫瑰所具有的这两个特征，作为中国爱情花的莲花同样也拥有，如：

《诗经·国风·泽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蕳。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14]。

莲亦称为荷，花已开者称芙蕖，花未开者称菡萏。卷即婘，意指美好，美丽动人。荷花是花中姿态较美者，其中通外直、亭亭玉立，因此，此处将荷花形态映射为爱人曼妙姿态。俨意为端庄，在此处，诗人没有明确指出荷花哪方面的特征映射爱人的品质。在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所著《爱莲说》中，香远益清指荷花香气远飘。在该诗中，荷花被称为君子，荷花的香气被映射为君子的美好品质且被人传颂。《诗经》中虽没有明确指出该映射，我们也可由此反推得出。当然，荷花还有许多其他特征，诗人选取其中的凸出特征美丽清香进行加工合成相似性，在荷花与爱人之间建立隐喻关系，将荷花的美丽姿态、芬芳香味映射到爱人身上，体现爱人的外在美与内在品质，表达诗人的喜爱之情。

由于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体验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描述同一目标域所使用的隐喻也是不尽相同的。同样是爱人，《诗经》与十四行诗通过不同植物所塑造的爱人形象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处。玫瑰爱人虽然美丽，品质高贵，但同时也是桀骜不驯的，有遗憾的。如第35首诗：

Roses have thorns, and silver fountains mud, /Clouds and eclipses stain both moon and sun, /And loathsome canker lives in sweetest bud[12]72.

玫瑰花美丽，但是玫瑰有刺，一不小心就会伤害人。莎士比亚于1593年出版了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诗中维纳斯疯狂追求阿董尼，结果却很遗憾：为了避开维纳斯，阿董尼出门打猎却被野猪刺死，玫瑰是从垂死的美少年阿董尼的鲜血中生长出来的。在此，玫瑰刺映射为爱人的缺憾。在莎士比亚的思维中，玫瑰所代表的爱情并不一定是幸福的，玫瑰刺的存在正如乌云的存在，会遮住太阳和月亮的光芒。莎士比亚这一体验具有独特性，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玫瑰的这些特征映射到爱人身上，形成了美丽、品格高贵但又有缺憾的“玫瑰爱人”意象。

不同于十四行诗，《诗经·国风》中隐喻爱人的花卉不仅仅只有一种，还有其他形式（表 1）。不同花卉具有不同的显著特征，如桃花粉嫩可爱，李花冷清幽香，白茅花洁白柔软。认知主体对源域的植物信息进行加工整合，抑制了部分特征，凸显了某些特征，如白茅的特征还有：形体纤长亭亭玉立，在微风中翩翩起舞体态优美；繁殖能力强，漫山遍野都长满了白茅，等。但诗人只凸显了白茅花的洁白柔软，用以映射女子纯洁温柔的内在品质。概而言之，十四行诗中爱人形象只有一种，而《诗经·国风》中的爱人却各有千秋。我国古人认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反映了我们祖先认识和描写事物的基本原则，与西方的体验认知观异曲同工。

在对植物的认知过程中，人类身体体验首先能够感觉到的是植物的外在特征，如植物的颜色、形状、姿态、气味等，然后将植物的外在特征映射到人的外部特征，在植物与人这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让人感受到如玫瑰一样的爱人，如莲花一样的爱人，如桃花一样的爱人，通过植物和人的相似性进行加工获得隐喻义，加深了对植物和人的理解（表 2）。由表 2可看出，“玫瑰花是爱人”“荷花是爱人”“白茅是爱人”的概念隐喻中，爱情花形态、香味的蕴含是相同的，使同一目标域的三个概念隐喻之间具有连贯性。不管是玫瑰还是荷花、白茅花，中西方都认为作为“爱情花”所映射的爱人都具有美丽的外表，高贵的品质。概念隐喻的连贯性就是几个概念隐喻“共享”隐喻蕴含，使这几个概念隐喻相互关联，其相应的隐喻表达式亦是相连的[15]。人们在阅读诗歌时，能够根据“爱情花”共享隐喻蕴含，由此推彼，较好地理解彼此诗歌中“爱情花”的概念隐喻。

野草（weed）漫山遍野，是人类接触最多的植物，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草类植物很早就被写进诗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weed出现了7次，且都以上义词的形式出现，统指各种野草，并没有具体的野草名称。如第94首所写：

The summer’s flow’r is to the summer sweet, / Though to itself it only live and die; / But if that flow’r with base infection meet, / The basest weed outbraves his dignity./ For sweetest things turn sourest by their deeds; / Lilies that fester smell far worse than weeds[12]190.

在大自然中，野草俯拾皆是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此其给人的印象就是廉价、卑微；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野草抢夺阳光、争占肥料，影响丰收，所以，野草又被视为害群之马。这是人类的体验，根据映射理论，诗人将野草的特征进行思维加工，掩盖其中关联性不大的部分，只强调需要被凸显的“满山遍野”“争夺肥料”的特征并投射到人身上，隐喻那些卑微、道德品质败坏的人。如诗中，爱人芬芳貌美，但是如果道德品质败坏，那么还不如野草卑贱。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约485—约前410）曾说：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说明人们用身体来丈量和理解其他事物。一般野草形体较为矮小，匍匐在地面，而人类思维又具有“体认”特征，把身体体验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准，趴在地上的野草通过隐喻映射到人体的脚等低矮的位置。因此，野草被视为卑微的存在。

Lakoff与Johnson认为，体验哲学的第一条就是“心智的体验性”，即心智是基于身体体验的，意义是基于身体体验的，思维也是基于身体体验。这是体验实在论的实质[13]。那么，植物隐喻是人们在感知和体验客观外界植物形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知而加工完成的。在体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用自己的身体（包括各种感觉器官）进行感知。而人作为认知的主体，其身体结构特征是一样的，所以身体体验的相似性使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的野草隐喻具有相同蕴含。如：

《诗经·曹风·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14]。

稂、萧指的是狗尾草一类的杂草。诗意是寒泉浸泡着青草，使青草无法生长。野草纤细的样子映射为人单薄的身躯，两者的相似性使诗人认为自己就是水中那身份卑微的野草。莎士比亚与先秦诗人的思维在野草隐喻的表达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诗经·国风》使用的是野草的下义词，即野草的具体名称，常见野草如表 3所示。《诗经·国风》中丰富的野草隐喻不仅映射人身份卑微或道德败坏，还映射人的其他特征。如“荇菜”“蔓草”娇柔的姿态，鲜嫩的颜色，被用以隐喻爱人美丽的外表；“葛藤”为纤维类植物，缠绕到树或其他植物身上，隐喻人趋炎附势；“贝母草”“茜草”属药用植物，隐喻女子济世救人、心地善良的品质。隐喻具有凸显性和隐藏性，当人们聚焦于植物的某一首选蕴含时，会自动忽略源域与目标域之间不一致的地方，以增强其相似性。因此，在这些隐喻中，不同植物的特征被凸显并映射为人的不同品质，丰富了诗歌的人物形象。

由表 4可知，中西方的野草隐喻共享“人”身份低微、“人”道德败坏的隐喻蕴含，因此具有连贯性。虽然中西方野草隐喻所凸显的内容不同，但我们仍能根据共享隐喻的连贯性沟通中西方思维，将对中国“野草”隐喻的认识转移到西方“ weed”的认识上，以增强对其隐喻蕴含的理解。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爱情花”与“野草”隐喻映射虽有不同，但其隐喻蕴含多有重合之处。此外，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还具有彼此所独有的植物隐喻。如在十四行诗中bud出现了7次，统指各种花蕾，而《诗经·国风》中都是出现花卉的具体名称，并没有使用“花蕾”这个名词。bud作为上义词出现，可指任何花的花蕾，包括玫瑰花花蕾，但其所蕴含的概念隐喻却不是爱情，如第70首诗：

For canker vice the sweetest buds doth love, / And thou present’st a pure unstainèd prime[12]142.

花蕾遭“恶虫”吞噬，可见其是柔嫩脆弱的，在此，花蕾的柔嫩映射为人的脆弱。同时，根据后句可推出诗中的“你”如含苞欲放的花蕾那般充满了青春气息，即花蕾含苞待放映射“人”青春蓬勃。花蕾是植物，承载着从荣到枯的循环周期，花蕾正处于这个周期中生命力旺盛的时期；而人是动物，具有从生到死的生命周期，作者利用这一相似的生命历程将源域中的花蕾映射为人的青春。因为我们熟悉人的生命周期，所以不难理解这一映射。虽然中西方都普遍认同这一概念隐喻，但《诗经》中却没有使用花蕾映射人的青春，只是将粉嫩的“桃花”映射为年轻活泼的女子。

另外，《诗经》独有“树”这一植物的概念隐喻。先秦诗人将树高大、挺拔、不畏风霜的特征映射到男子身上，凸出爱人的优秀品质。诗中常见的树木如表 5所示。“乔木”指高大的树木，“榛树”属高大落叶型乔木，诗人将乔木高大的外在特征映射到所仰慕的爱人身上，隐喻爱人高大挺拔的身姿。《诗经·国风》中的“竹子”开创了华夏竹文化。竹子中空外直，隐喻男子为人正直、虚怀若谷，如竹子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断经历磨练完善自我。人类之所以用树木作为源域，映射男子高大的形象，原因之一是“人类的祖先起初主要是通过身体在空间中的体验来逐步认识世界的” [16]。人类以自己的身材作为尺子衡量树木，那么树木自然是要高大许多。诗人根据自身的体验，将树木与男子之间的相似性联系起来用以赞美爱人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独有植物隐喻的映射关系如表 6所示，由于隐喻是思维的表现，诗中隐喻选择的差异体现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性。

通过对源域“植物”与目标域“人”之间映射关系的分析，发现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爱情花”与“野草”所隐喻的“人”具有不同之处。由于人类的认知方式不同，概念结构也有差异，所形成的原型、范畴、意象、图式、认知模型等也就存在差异，语言表达也就有了差异[16]。中西方思维及个人体验的差异性，使得人们对“植物是人”这一概念隐喻的认知具有差异，所以同是“爱情花”与“野草”，其所隐喻的爱人各有其特点。此外，中西方诗歌中又有其独有的植物隐喻，如“花蕾”隐喻与“树木”隐喻。但是，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的植物隐喻具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是因为人类的认识是基于对自身和空间的理解之上，沿着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到其他语义域的道路通过互动等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16]。由此可见，身体和空间是人类感知和体验的基础。而作为认知活动的主体，人类具有相同的身体构造，所生活的环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爱情花”与“野草”能够享有共同的隐喻蕴含，进而构建不同隐喻、不同文化之间的连贯。因此，人们在阅读诗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此诗歌的概念隐喻进而理解诗歌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