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通过对儒墨两家“志功之争”、“重礼与节用”以及“尚贤之争”这三点伦理之异的论述，进而分析了儒墨思想不同之原因，她认为“先秦儒墨两派之所以有较大的思想差异, 是因为双方代表的阶级和集团利益不同, 产生地域、文化传统各异, 加之所持的政治观点, 依据的哲学理论, 观察道德生活的角度方法不同, 因此两派必然发生思想论争。”

学者关于儒墨两家的义利观的对比研究论述颇丰，主要有《儒墨义利观想通性探析》（韩大伟，《理论学刊》，2003年第1期），《先秦儒墨义利之辩考析》（王彩荣，《运城学院学报》，2006第12期），《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张云莲，《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第10期），《先秦儒墨义利观之比较》（王涛，《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先秦儒墨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王辉，《长江大学学报》，2011第4期），《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辩》（张豫，《社会纵横》，2011年第8期）等等。以上学者均论述了儒墨两家的义利观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儒墨义利观对当今的现实启示，可以说关于儒墨的义利观问题的研究是比较透彻的。

关于儒墨两家仁爱、兼爱观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仁爱、兼爱：儒墨两家‘爱观’之比较》（龙婷，《理论界》，2007年第8期），《比较视角下的孔墨爱人思想》（王丽桃，《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仁爱’与‘兼爱’的分立——儒墨异同疏解》（张俊钦，《岱宗学刊》，2010年第6期），《‘兼以类别’——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比较》（魏义霞，《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等等。

关于儒墨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比如《儒墨行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时儒，《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重温儒墨生态伦理思想及现代意蕴》（姜茂存，《赤峰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等等，这些成果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儒墨两家的伦理思想。

3、儒墨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刘金文认为“儒墨两家作为中国古代的两大教育学派，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在教育作用的发挥上，儒家重‘德政’，墨家重‘下教’；在教育内容上，儒家重‘人文’，墨家重‘科技’；在教学思想上，儒家重‘启发’，墨家重‘强教’，等等。认真分析儒墨两家的教育思想，取长补短，吸收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对我们当下社会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但本文并未对儒墨两家教育思想的相同之处展开论述。

周维山从“乐学”与“强教”两个方面论述了儒墨两家教育思想的不同，认为“儒墨作为两大教育学派，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总体来看，儒家突出‘乐学’，墨家强调‘强教’。在教学方法上，儒家注重启发式教学，而墨家则注重注入式教学。二者的差异最终是由他们各自的教育目的所决定的。儒家认为教育是‘为己’，培养目标是君子，而墨家则认为教育是‘为义’，培养目标是兼士。‘乐学’与‘强教’具有各自的价值，只有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

对儒墨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还有《先秦儒墨教育内容的差异比较》（陶晓丽、苏艳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先秦儒墨道诸子体育教育思想管窥》（周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儒墨关于交往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丁晓东，《教育评论》，2007年第1期），《儒墨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王黎明，《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儒家与墨家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梁敬国，《文学界》，2011年第1期）等等。

关于儒墨思想的对比研究还涉及了文学方面，主要有《孔墨文学思想比较谈》（史元媛，《南方论刊》，2006年第12期），《孔墨文艺观之差异及其后果》（石晶、卫志成，《唐山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等。此外，对儒墨思想的对比研究还开拓了许多新领域，比如唐超对儒墨两家的尚贤思想做了一个比较研究，他认为“先秦儒家的尚贤思想以血缘亲情的人才标准为核心，主张人文伦理的人才素质，形成尚贤和亲情的双重选拔原则。先秦墨家的人才思想以物质功利的人才标准为核心，主张物质技术的人才素质，形成唯贤的绝对选拔原则。儒家尚贤，强调“仁”的价值，有人文伦理的典型特征。墨家尚贤，强调‘兼相爱，交相利’的价值，突出物质技术特征。儒家的文化维新思想，使其尚贤思想符合历史发展，余韵悠长。墨家的现实功利思想，使其尚贤主张显赫一时，但很快就消弭于历史之中。”黄太勇从民族学角度比较分析了儒墨两家思想的差异，他认为“在先秦儒墨的夷夏观念中，儒家强调‘华夏中心’观、‘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而墨家则从‘天下一体’的观念出发，强调诸蛮夷戎狄的习俗是适应环境的表现，不能将其视为落后的标志，主张夷夏之间也应该平等兼爱。墨家的夷夏观念在当时无疑是独特和先进的，直到今天也值得借鉴和倡导。”等等。

总之，关于儒墨思想的比较研究已经很充分了，涉及的领域也较广泛，从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甚至是民族学领域，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空间不是很大了。

二、“儒墨互补”问题研究现状

在近年来儒墨关系问题的研究上，涉及到了“儒墨互补”问题，但零散而不具体，如薛金东从“尚行”的实践精神、重利为民的思想、“与民同乐”的观点和对待战争的态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墨家思想对韩愈的影响。认为墨学由盛转衰后仍然发挥着作用，在民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在韩愈驳杂、矛盾的思想中，深刻体现了“儒墨互用”思想对其的影响，究其原因，生当唐朝后期社会动荡之际的韩愈，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秩序，以儒家入世的政治态度，积极展示其定国安民的观点、决策和谋略，而其中许多观点代表了底层百姓的心愿和呼声，使得“儒墨互用”思想在其身上的影响得以彰显。

又如夏忠龙分析了儒墨伦理思想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儒墨两家思想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对儒墨两家应该各取其长、各去其短，从而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又如张景云从儒墨礼乐与俭的观念出发谈到了“儒墨互补”，认为 “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需要基本满足，过分追求物欲，会使人精神匮乏，文明衰落。从这个意义上，儒家的礼乐观对于现代社会更有价值”，“墨家主张节俭, 是对儒家在物质方面过分铺张的一种制约，只有在物质上有所克制，才能在精神上不断充实。墨子的主张也是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有力支持”。

梁冰从孔墨的从周和背周，仁爱和兼爱，天、天命与天志、非命、明鬼，举贤才与尚贤这四个方面论述了两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认为孔墨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二者是互补的。并呼吁“如能发掘墨家思想中的精华，能真正感悟墨家思想其精深，并使之与已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必将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幸事”但并未就此展开论述。

邱德修认为,战国时代之主流思想为儒、墨二家,充斥于当时各个角落。根据出土竹简可以断定,先秦儒、墨两家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却是彼此交情,彼此灌注,彼此交集,彼此影响；徐岿然认为：儒家“以人意相存问”，忽视了人的全而发展及其大实践的境域诉求。走出儒墨各自的形而上学弊端，走向大实践的境域，儒家的“以己养鸟”,墨家的“以社会养鸟”是互补的。

郭齐勇从儒家孝亲、丧礼、爱有差等的分析入手，认为：儒墨两家都务实，都重功利、效果，相对而言，墨家更为务实，而儒家更重长久的人文价值，没有局限于功利论与效果论。儒家坚持德性论，不因实务功利而偏离絮矩之道。“爱有差等”不废仁爱之普遍性，反而更能证成之。但另一方面，墨家的批评并非毫无价值。墨家警惕孝亲、丧礼的变味：儒家的“三年之丧”的主张及其制度化确实造成很多弊病，造成真情的旁落与社会财物的浪费。所以墨家批评社会不公及爱的不周遍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其理想的；这种对儒家及其流俗流弊的批评，对于完善儒家学说适成一种补充。

丁为祥从孟子“辟杨墨”这一举措中看到“如果将孟子‘辟杨墨’纳入到‘儒墨之是非’中来考察, 那么,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 孟子对墨家就不仅仅是批判, 更重要的则是继承以及在继承基础上的超越。正是这后一方面, 不仅历史地终结了‘儒墨之是非’, 而且也是其能够‘辟杨墨’并真正超越墨家的思想基础。”他认为孟子继承与吸取了墨家的“规矩”、“贵义”、“天志”思想，但他又认为“上述几个方面固然表现了孟子对墨家思想的继承与吸取, 但这些观念在墨家与孟子思想中所起的作用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主要是因为两家的思想谱系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墨家的思想谱系主要是一种绝对的工具意识, 而儒家的思想谱系则是一种人文的实践超越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儒墨互补”学术史及有关方法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秦彦士在其《墨子考论》一书的“汉代经学与墨学关系考”一节中认为：考汉代经学家的言行著述，其诸多隐然是源出墨家，如《礼记•礼运•大同》、董仲舒、刘向的经学及政治实践，对汉代“儒墨互补”学术史进行了探讨。

郑杰文通过对儒学和墨学的深入分析，在其专著《中国墨学通史》中认为：由于儒墨两家在学理上有了更多可沟通处，在社会政治理想和社会治理措施等方面，儒墨在争辩诘难的过程中实际上导致了‘儒墨互补’的学术结局。所以在汉代有更多人主张“儒墨相通”。正是汉代这种“视墨同儒”的学术观念，造成了“墨学中绝”的假相，妨碍了墨学的研究和流传。 南北朝时，墨学不再像两汉那样与儒家并称，而是退出了“主流学术”的行列。隋唐思想开放，就墨学的流传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在传儒经之外，亦传含有《墨子》在内的其他诸子书，因而发展到韩愈的“儒墨为用”说；另外一种是继承了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观点，在维护儒学时将“杨、墨”与“释、老”一同作为儒学的对立学说来对待，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开启了千余年来的“儒墨为用”之争。“儒墨为用”之争是宋学反汉学的结果。到了明清时期，墨学重兴与抵制心学的“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提倡有关。 西学东渐后， 20世纪墨学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都赖于借用西方近代研究方法。但是，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环境中的墨学特别是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用西学思想来比附和用西学方法来解析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关于儒、墨关系方面，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主流学说，墨学的发展必然与儒学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因此，墨学研究如果离开了对儒学发展的观照几乎难以进行。郑杰文教授用“儒墨同称” 的提法来阐释中国学术史，极具理论意义。同时作者结合现在学术界许多学者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诸子学术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一现象，提出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应注意东西方学术体系的差别，运用综合方法来研究儒墨学说的互补互用。创造性地提出将儒墨互补互用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现代文史研究中，对我们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薛柏成在其《墨家思想新探》一书中也对“儒墨互补”的学术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梳理与探讨，对于中国古代“儒墨互补”的学术史的具体内容的探讨中认为：墨子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吸收与借鉴，墨子吸收借鉴了孔子学说中“仁爱”“举贤才”“俭”等思想，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等理论；孟子对墨家思想的战争观、民本思想、“天志”理论、重利思想进行了吸收与借鉴；荀子对墨家思想的逻辑思维、政治伦理思想、“节用”理论、“非命”理论亦进行了吸收与借鉴。反映儒家思想的《诗》、《书》、《易》、《礼记》、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也有与墨家思想相用的部分，而儒家“孝道”与墨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互有所取，各自在双方的思想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9]188。墨家思想在秦汉以后是以溶迹于儒、道等家思想之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其它诸家思想一起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具体方式是墨家思想的优秀之处及墨子本人的伟大人格不时出现在封建正统史书及史籍之中，影响了一些士大夫的价值选择。一些著名儒家“异端”人物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存在墨家思想的成份，并受其影响。另外，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中，墨家思想对李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指出“李贽极力推崇墨子学说，其思想中部分的吸收了墨家‘兼爱’、‘尚贤’、‘尚同’、强力进取、‘节用’等学说，进而提出了其‘人道之爱’、男女平等、个性自由、‘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及重赏等思想，这实际上是论述了“儒墨互补”在李贽思想中的体现。儒家思想在其发展演变的进程中吸收了墨家思想，而历代统治者又利用儒家思想做为自己巩固统治的一个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家思想的一些成份也间接渗入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之中，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思想的相溶性与继承性。

对于中国现代“儒墨互补”的学术史及其应用的探讨，集中在一些人物思想之上，如薛柏成对鲁迅、毛泽东墨学观的探讨上涉及了这一论题，在其“鲁迅的墨学观”一文中认为：鲁迅思想中有很多来自中国传统儒家特别是墨家思想的内容。鲁迅思想中的坚韧与不妥协、正义与公平、民主与科学等内容与墨家的兼爱、平等、为民谋利的思想有许多一致性，同时鲁迅的文化观创造性地转化墨家的兼爱、非攻、贵义等思想价值，与儒家相融合，鲁迅文化虽代表的是精英文化的内容，但受墨家平民思想的影响，站在平民的立场说话，为平民创造利益，他是从民众的视角观看着世界，在思想上上升到了指导中国思想进步的高度，对正确处理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毛泽东的墨学观”一文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独到的发挥和吸取，他对儒家思想文化更多的是着重于批判，就毛泽东的人格精神、价值理想等深层次的文化心态而言,相比于儒学,墨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换句话说，毛泽东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之一就是以墨学为主的“儒墨互补”。并提出在新文化建设上，当代社会更多关注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而对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来说，忽略以“墨家”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显然是有所偏颇的。研究毛泽东的墨学观对克服“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局限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今天所进行的新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儒墨互补”问题研究的意义

据此，薛柏成还提出儒墨互补互用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运用在学术研究中，还可以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当中，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来自于传统的思想参考，他认为：探讨“儒墨互补”问题对于重新阐释中国学术史以及当代建设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以往的学术史建构由于忽视了墨家思想，加之许多学者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诸子学术，产生了诸多问题。如能注重“儒墨互补”问题，必将减少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其次，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有“精英文化”之称，而墨家文化有“平民文化”之称，且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逻辑学、哲学宗教领域的影响，不可低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忽视墨家思想，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全新的适应当前经济基础的主流文化系统。我们正在解构传统文化，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精神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墨家思想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当代中国既要破除“精英文化”的垄断，也要肃除民间文化中的糟粕，所以应以儒墨文化互补为例，把所谓“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去除“平民文化”的空想性、非现实性、矛盾性，把它的功利性、现实性、进步性与“精英文化”的超功利性、道德理想主义、坚信人道正义之价值精神等普适性内容有机整合，深入分析和论述儒墨两家思想的互补性，指出两家有机对接的方法和必要性，将“儒墨互补”这一命题运用到我们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应是“儒墨互补”或者说当前以及今后思想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总揽“儒墨互补”问题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把这一问题特别是其方法论意义运用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之中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最为突出的是把“儒墨互补”及其方法论意义运用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和谐建设之中的研究亟待加强。

文章来源：《墨子研究论丛（十二）》

作者：薛柏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