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生育年龄的后延，卵巢储备功能减退（DOR）对生育的不良影响越加严重，目前国内外对DOR的诊断和治疗尚无统一的意见，改善DOR患者的生育措施也不完善。为使国内各级妇产科医师更好地认识、诊治和管理DOR女性，国内该领域的专家基于国内外循证证据，结合我国临床实践，综合考虑辅助生育措施的成本，编写了“卵巢储备功能减退临床诊治专家共识”，为临床实践中DOR的规范诊疗提供科学、恰当的指导。

一、背景

随着晚婚、晚育妇女人群的不断增加，2016年中国高龄妊娠女性人口占比已升高至31%，提示高龄女性生育需求的增加，尤其自2021年6月起，随着国家“三孩政策”的落实，有生育需求高龄女性的比例将会进一步升高。

随着年龄增加，女性生育能力下降，与卵母细胞的数量和质量下降有关，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称为卵巢储备功能减退（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DOR）。

显然，我国生育能力下降的DOR女性的助孕需求将明显增加。然而，目前临床上缺乏对DOR诊疗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或专家共识，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DOR女性的生育需求，提高临床医生规范化诊疗水平，本共识工作组按照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制定的标准方法和步骤（附录），制定《卵巢储备功能减退临床诊治专家共识》，致力于DOR的早发现、早治疗，规范DOR的诊疗流程，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恰当的指导。

（一）DOR概述

DOR是由于卵母细胞的数量减少和（或）质量下降，导致卵巢功能不足，引起生育能力下降，同时伴有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降低、窦卵泡数（AFC）减少、基础FSH水平升高。DOR分为与高龄相关的生理性DOR和与年龄不相符的病理性DOR两类。

约10%的女性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导致卵巢储备过早减少，＞40岁女性群体中的DOR的发病率可能超过50%。由于DOR定义不统一，人群中的DOR患病率约为10%~35%。目前卵巢储备功能检测方法尚不够精确，加上DOR的隐匿性、渐变性，常常导致DOR的发现和诊断被延迟，所以实际DOR的患病率可能更高。

目前临床上尚无DOR的统一诊断标准。各家医院的评价指标多样，包括基础FSH和雌二醇（E2）、抑制素B、AMH、AFC、卵巢体积、平均卵巢直径等。即使是同一个指标，不同医院的检测方法不同，检查结果正常值也有差异，导致对结果的判定存在差异。此外，单一因素也不能充分反映卵巢储备功能。

国内外对于DOR的治疗尚未达成共识。目前的治疗方法大多由医生根据临床经验，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采用积极试孕或直接应用辅助生殖技术（ART）进行助孕治疗，在治疗周期中应用不同的控制性促排卵（COS）方案以及预处理药物（辅酶Q10、脱氢表雄酮、生长激素、中医药等），但这些方法的治疗效果尚无定论，患者受孕率一般不足40%。

（二）DOR相关的其他概念

1.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指女性在40岁以前出现月经异常（闭经或月经稀发＞4月）、FSH＞25 U/L（连续两次，测定间隔超过4周）、雌激素水平波动性下降。尽管POI和DOR存在一些共同的风险因素，但是目前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DOR是POI的前兆，而且二者有不同的治疗需求。

2.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指女性40岁以前出现闭经、促性腺激素（Gn）水平升高（FSH＞40 U/L）和雌激素水平降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围绝经期症状，是POI的终末阶段。POI/POF的诊断标准较严格，存在年龄的限制，而DOR是根据异常的卵巢储备功能参数进行诊断，无年龄限制，如＞40岁的女性可能被诊断为DOR，但不会被诊断为POI/POF。

3.卵巢低反应（poor ovarian response，POR）：特指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人群中卵巢对Gn刺激反应不良的病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卵巢刺激周期发育卵泡少、血雌激素峰值低、Gn用量多、周期取消率高、获卵数少、临床妊娠率低。

对于POR的诊断以往多参考博洛尼亚标准，只要满足以下3个特征中的2个即可诊断为POR：

（1）女性年龄≥40岁或者有其他POR的风险因素（Turner综合征、卵巢手术史、癌症治疗史等）；

（2）前次IVF周期卵巢反应低下，即接受常规促排卵方案后，获卵数≤3枚；

（3）卵巢储备功能检测异常，即A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