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rabing电影公司，《当狗说话时 (When the Dogs Talked)》，2014年。电影剧照。

各学者如何以及为什么选择一种地史命名法而不是其他命名法，帮助阐释了“地质本体动力”（geontopower）如何支持自然生命和危机生命，同时也获得它们的支撑；勾画了所有独特的存在形式，不论是人类还是他者，都正在被晚期自由主义（late liberalism）统治。正如《自然》（Nature）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所说那样，地球系统的变化是异时的和共时的，当我们从数百万年地质层压缩的视角来看地球系统时，分散和差异的地质才显现为瞬间地球事件。但是，所有的地质层显示，一个“清晰的、记录全球变化的地质层数据”不得不与“记录地球系统长期变化的辅助分层捆绑在一起”，人类世呈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它不能依赖“固体的矿藏（石头）来确定边界”。它是“一个水平事件，大量缺失化石”，因此必需找到整体边界层型剖面点（GSSP）的不同基础，从而“给时间单位赋形，延伸到未来，也间接地包含了对未来的视角”。什么才是这个新地质时代中最清晰和物质化的支撑，以及无社会功利目的的证据呢？是工业革命遗留的碳层、二氧化碳，还是核爆炸后原子的痕迹？

当代批判理论家可能会嘲笑这里的任何标记都是大地之母无私的呈现，但是从一个特定和重要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发现这些批判性理论的迭代，而不是挑战自然科学的核心。我在其他地方讨论了这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指出人类世戏剧中主要人物的每种方式如何导致不同伦理、政治和概念问题的对抗，而不是其中任何一种都摆脱了当代“地质本体动力”。比如，从最真实的角度来看，人类世将人类演员与其他生物学、气象和地质演员进行对比。人类与非人世界共处，一边是抽象的人类，另一边是非人世界。人类何时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这种对世界进行分类的方式，仅从地质学思考的逻辑出发，才有意义，学科的视角依赖于自然类型和物种逻辑。从地质学的角度看，地球始于无生命。这些种类不断演变，直到一个种类不仅要灭绝自己，还要消灭其他，使地球回到原始的无生命状态。换句话说，当抽象的人类被认为是“人类世”的主角时，舞台上就会出现一组特定的人物，即人类、非人类、死者、永劫不复。这些角色扮演了一部特定的戏剧：人类的灭亡激起了对生命终结的忧虑，生命的尽头激起了对蓝色球体向红色星球转化的焦虑，除非火星最终拥有生命，否则地球将成为火星……就像事情变得越来越泡沫一样。然而，观众通常会打断戏剧，以提醒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非人类是抽象的，是对人类并没有创造这个问题的偏离。相反，人类社会的一种特定模式的确细化了人类的等级、种族和区域。中断之后，对抗发生变化，主角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其他生物、气象和地质力量，不是生命，也不是非生命。这种对抗发生在人类诸多生命世界的各种形式与影响之间。但是，这些描述“地质本体动力”的主角和敌人的方式都无法提供明确的社会或政治解决方案。例如，如果我们继续关注人类社会模式（例如自由资本主义）对其他形式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使生活民主化，使所有存在形式都对地球的使用具有发言权？还是某种生存形式比其他形式获得更多的选票或投票权？以人类学家安娜·青（Anna Tsing）的最新作品为例，她使用松茸蘑菇，为更加包容的幸福政治辩护；政治假想，将商品概念化为一个人类和非人类都蓬勃发展的世界。然而，这种繁荣也许是必须按照人类特定的观点来衡量，当各种各种的细菌进入视野时，就更加清晰。比如，那些依靠橡胶树根真菌寄生虫而繁茂生长的枝条菌种（里格氏菌和褐根腐病菌）。我可能不希望种植园资本主义生存，但是里格氏菌和褐根腐病菌则希望它存在。从无处不在的观点来看，褐根腐病菌不是有害的，因为它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农业资本主义的伴侣物种。我会排斥褐根腐病菌投票吗？在我同意它们投票之前，它们必须做些什么吗？在这个新的世界大战中，还有什么需要遵守我的规则？那些矿物质、湖泊、空气微粒以及洋流，在此盛开，在彼消亡？即使政治联盟变得非常混乱，“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也可以迅速成为一种符合我们愿望的存在方式。毕竟，褐根腐病菌可能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好战士。它吞噬了它的存在条件，破坏了资本作为规范它扩展的条件。在此过程中，它吞没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存在。但是，阶级战争并不温和。当我们精疲力竭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将望远镜换成双筒望远镜，在特定的社会地理区域和环境中观察特定的人类生存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放弃试图找到普遍包容性的黄金法则，从而避免局部不公正现象，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局部问题上。就本文而言，我对澳大利亚北领地的原住朋友和同事表示忠诚。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人类对地球的气象、地质和生物层面施加了恶性力量，而是人类社会模式开启了恶之花。因此，我们开始将一种人类及其生存方式与另一种人类区分开。但是正确的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一个位置时，我们的重点必须立即扩展到外部。气候变化、资本、毒性和分散性立即要求我们将目光投向别处。我们必须跟踪有毒工业的流向，这些工业的副产品会渗入食物、森林和含水层，我们也参观通过疾病媒介将物种连接在一起的病毒转运休息室。当我们在这些渗透的转移中，延展当地时，我们不需要扩大到人类或全球，但我们不能留在当地。我们只能保持在附近（hereish）。换句话说，人类世与它同行的气候变化不应该仅仅被视作气候和地质事件，而应被看做从20世界60年代就突起的一系列政治和观念动荡：激进的环境运动，原住民反对采矿，盖亚观念（Gaia）和整个地球。这些障碍现在加剧了晚期自由主义（late liberalism）如何支配全球差异和市场的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裁定该选择哪种对立和主角，而是要展示关注的对象如何在生存的竞争中存活，并超越竞争，也暗示如何将规模、事件、流通和存在观念化。不管地质学家最后如何确定“全新世”和“人类世”的断裂，“人类世”的概念已经对全球北方和南方以及整个世界的批判思想、文化政治和地缘政治治理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概念上的影响是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别坍塌的原因之一，对生物政治至关重要。正如地理学家凯瑟琳·尤索夫（Kathryn Yusoff）指出的那样，生物政治正日益“被地质学所取代”。人类或某种人类生存形式的强大威力使生命本身面临地球灭绝的可能性，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主题焦点。“人类世”的地质概念和碳循环的气象模型的出现，生物地球化学等新的合成自然科学的涌现，新对象本体论的泛滥（新唯物论者、投机唯物论者、投机现实主义者和对象导向本体论），所有这些都指向生命自治，以及生命与非生命对立差异间的孔隙边界。随着未来人类生活方式受到地球加热的压力，本体论已经重新成为哲学、人类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中心问题。批判理论家不仅越来越不能证明人类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优越性，而且还努力保持这种差异。批判理论对生物、地质和气象存在之间的本体论区分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后人类批评正逐渐让步给后生命批评，存在让步给组合（being to assemblage）,生物动力让步给地质本体动力（biopower to geontopower）。客体在各种西方本体中应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有物体、存在物或仅是模糊组合？这些模糊组合也很活泼吗？人类学家将对社会和文化认识论和宇宙学的古老兴趣转变为对多种本体论的关注，从而权衡这些更典型的哲学问题。但是，也许这些学术只是赶上了诸如唐·德利洛（Don Delillo）的《白噪声》(White Noise)等文学作品的水平，或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文学作品，比如《女仆的故事》（Handmaiden’s Tale）和《疯狂的亚当姆三部曲》（MaddAddam Trilogy）。现在，整个生态文学研究领域都在探索后灭亡世界，可以是小说、媒体，也可以是电影。

Karrabing电影公司，《Windjarrameru, The Stealing C*nt$》，2015年。电影剧照。

这引出我的第二观点。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被不稳定的自然和争夺所吸引，新的概念模型、数字和策略的扩散正在取代生物政治和坏政治（necropolitical）的概念、图像和策略。为了分析说明，我将这种扩散集中在三个图像上：沙漠(Desert)，万物有灵论者（Animist）和病毒（Virus）。要了解这些图像的状态，必须牢记两点。首先，随着“地质地质学”（geontological）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思想，其他存在形式不能仅仅包含在我们理解存在和生活品质的方式中，另一方面，它们需要取代生命和非生命的划分，使自己与晚期自由主义治理形式分开。换句话说，这些数字、静力学和话语是当前方式的诊断和症状，即晚期自由主义在不同的社会地理环境中控制差异和市场的方式。因此，从一个角度来看，三个地球本体动力（geontopower）的画像与福柯的四个生物动力（Foucault’s four figures of biopower）画像没有什么不同。歇斯底里的女子，手淫的孩子，对不正当享乐进行精神病化的成年人，以及对性行为进行社会化的马尔萨斯夫妇理论。福柯关心这些人物的性别，不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人类生存的压抑真理，而是因为它们是现代权力形成的症状和诊断。这四个数字既是生物动力的表达，也是生物动力运行的窗口。尽管在介绍“必须捍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的演讲中，福柯讨论了被屈服的知识暴动，认为这些画像屈服于自由意志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从屈服中释放出这些数字和生活形式，而是如何将它们理解为表明存在或超越存在形式的可能世界——如何将其理解为其他事物出现的途径。歇斯底里的女子、手淫的孩子、马尔萨斯夫妇和不正常的成年人怎么会变成其他东西？从他们身上冒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幸免于死？在被淘汰之前，如何以明智和引人注目的品质和特征进行投资？对于沙漠、泛灵论者和病毒的分析，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每一个画像都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我们可以构想曾经假定的地学治理架构。同样，这些人物和话语不是生物政治的出路或答案。他们不是等待解放的屈从主体。地质地质学不是物种水平（灭绝）上的生命危机（bios）和死亡（thanatos），或者仅仅是生命（bios）和非生命（geos，meteoros）之间的危机。地质本体动力是晚期自由主义治理的一种模式。正是这种治理模式在颤抖。此外，因为沙漠、万物有灵论者和病毒是晚期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工具、症状、人物和诊断，也许在定居者那里，它的特征和作用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明显。在其他地方，如果这些数据与这些地点的治理相关，它们可能需要被其他数据代替。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在晚期自由主义中，地质地质学和它的三个数据挤在治理的大门口，试图阻止外物进出，从而限制内部空间的扩大。或者，我们可以考虑这些数据是那些晚期自由主义治理幽灵的集合，此时，相互依存——生命（bios）和死亡（thanatos）,生命（bios）与非生命（geos, meteoros）——的世界是明智的和戏剧性的，也许封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再相关、合理或实际。以沙漠及其中心虚构的碳为例。沙漠包含各种话语、策略和人物，可以使人的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区别更加稳定。它代表了一切被认为对生命有害的事物，并且意味着，只要正确部署技术专长或适当的管理，就可以使事物变得对生命友好。换句话说，沙漠坚持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区别，并戏剧化了生命总是受到非生命蠕动以及干燥沙尘威胁的可能性。沙漠曾经是生活的空间，现在不是，但是如果知识、技术和资源得到适当管理，则可能是。碳想象（Carbon Imaginary）是这个数字的核心，是维持地质本体动力的关键。碳想象通过转移生物学概念，比如新陈代谢和与它相关的关键概念，比如出生、出生增长、死亡，以及本体论观念（比如事件、自然倾向、情感和界限），将生命的优先性高于存在（superiority of life into Being）。显然，生物学和本体论不在同一个话语领域中运作，也不是简单地相交。尽管如此，碳幻想强化了一个伤痕累累的聚会场所，每个人都可以交换其他生命（惰性、无生命、贫瘠之地）的观念，比如强度、刺激、奇观、焦虑甚至是恐怖。在这个伤痕累累的空间中，本体论被揭示为生物生物学。存在一直由生活和欲望支配。因此，沙漠并没有以任何字面的方式指代水源的缺乏不利于生命存活。沙漠是一种动机，它促使人们在宇宙和技术中寻找其他生命实例，以便将生命注入行星中；它为当代北非油田的想象增色不少；它是恐惧的动力，担忧所有的地方不久都将变成沙漠电影《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中的场景。当我们考虑那些曾经充满生命的化石时，沙漠是化石的地质概念；但也是为某些特殊生命形式提供外在条件的动力，比如当代、超现代、信息化资本等；也是大规模死亡和极度灭绝的新形式。它呼唤资本或技术介入到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中。这样看来，沙漠成为新的理论、科学、文学、艺术、媒体工作的素材就不足为奇，不论是电影《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还是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金德里德·狄克（Philip K. Dick）的著作《火星時光》（Martian Time-Slip），抑或是到美国诗人朱莉安娜·斯帕尔（Julianna Spahr）的诗集Well Then There Now，都是如此。泛灵论者画像的核心在于对原住民的想象。尽管沙漠加剧了生命对非生命的连续破坏的戏剧性，但万物有灵论者坚持认为，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差异不是问题，因为所有存在的形式都具有一种活泼的、情感的力量。在某些社会和历史中，人们总是拥有万物有神论的核心见解，这些人主要是殖民地定居者，也包括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世界人口，以及当代的循环主题、新异教主义、基于参与者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描绘和感知各种新的认知主题的某些方法。例如，对某些形式的自闭症和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心理认知诊断很可能落入泛灵论者的话语。自闭症学者天宝·葛兰汀（Temple Grandin）在这里是一个模范人物，不仅因为她转向非人类生命（牛）的研究，还因为她捍卫了那些允许转向非生命存在形式的替代性认知。泛灵论者还激活了一系列对非人的艺术探索，以及对无机形式的中介、主观性、集合的艺术探索，例如英国小说家拉琳·保罗（Laline Paul）的小说《蜜蜂》（The Bees）和讲述轮回概念的意大利电影The Four Times（Le Quattro Volte）。换句话说，万物有灵论者看到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同等性，或者在死寂处看到生机。泛灵论者的理论表达在当代的生命主义批判哲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一些新的活力主义者挖掘了斯宾诺莎（Spinoza）的“自然倾向”（conatus）原则，即存在的原则，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都在尽力活下来，以及感受爱和被爱的情感（affectus）能力，从而瓦解了生命与非生命的分裂；但其他人，比如约翰·卡里罗（John Carriero）就坚持认为，斯宾诺莎不过只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生物比非生物“更先进”、“猫比岩石更重要”等观点。美国实用主义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也启发了新的活力主义者，例如，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长期以来一直在探讨皮尔斯的符号学，作为将情感能力扩展到无生命存在的基础。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援引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著作，对“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兴趣并没有声称对生活本身感兴趣。相反，它试图以干扰主语、宾语和谓语概念的方式，理解非人类和人类的准机构和行为者的分布。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瞥见了“碳想像”的力量：通过出生、成长繁殖和死亡的生物学概念以及事件、自然倾向/情感（conatus/affectus）和界限的本体论概念之间的互惠调换，晚期自由主义观念中的主导形式实现了缝合目的。新的活力论（vitalisms）利用长期存在的西方阴影观点，将某一类别（生Life、生命Leben）的品质强加于存在概念（存在Being，此在Dasein）的关键动力上。被从生命的闭合圈移除之后，“作为此在的生命（Leben as Dasein）”便成为一种明确的生命力自由游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如何驳回非生命所代表的一切影响了不在场的生命？这种战略回应为批判理论设置了哪些陷阱？我们对一种存在形式的珍惜和归属，如何拓展到所有存在和生命的等级？

Karrabing电影公司，《当狗说话时 (When theDogs Talked)》，2014年。电影剧照。

最后，病毒及其如恐怖分子的想象，使人瞥见了沙漠、泛神论者的激进错误，以及它们关于碳和本土性（indigeneity）的关键想象。病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声称“区别”没用，试图打乱生命和非生命的现有编排。这并不是因为万物都是活的、重要的、强有力的，也不是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充满惰性、可以复制、不移动，处于休眠和持久忍耐，而是因为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分并不界定也不包括病毒。它可以使用和忽略此划分，唯一目的是转移存在配置的能量，以便延展自身。病毒复制和休眠，即便它持续地适应、试验并测试环境。它混淆、平衡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差异，同时仔细利用了最细微的差异。每当有人建议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解决人口规模，我们就可以扫一眼该病毒。一座冰川花岗岩山欢迎空调对生活的影响；人类是葛根；或人类灭绝是可取的，应予以加速。病毒也是埃博拉病毒和废物堆，是被抗菌药塞满的鲑鱼和家禽大规模养殖场，是核电，也是那些看起来和“我们”一样却怀抱炸弹的人。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病毒是僵尸的流行文化画像：生命转向非生命，成为一种新型的物种大战，进攻性的腐烂不死的身体对抗生命的最后堡垒。因此，“沙漠”和“病毒”之间的差异与非人类生命和无生命的中介和意图有关。沙漠是惰性的，对技术的介入是敞开大门的；病毒是一种活跃的拮抗剂，建立在集合组织之上，也就是晚期自由主义“地质本体动力”（geontopower）之上。在9/11之后的晚期自由主义危机后期，金融市场崩溃，气候变化，病毒与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和激进的绿色运动有关。在意识到这些危机之后，许多批评性的思想都集中在生物政治与生物安全的关系上。但是，对生物安全的关注掩盖了围绕地球安全和气象安全的系统重新定位（气候变化的社会和生态影响）。因此，病毒也是公认的另一种内部政治：激进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生活在州际或州内的监控中，环保主义者恰好处于这两者的微妙临界处。但是，尽管乍看之下，该病毒似乎是对“地质本体动力”的极端逃离。但成为病毒就是臣服于强烈的压制和攻击之下，在该病毒附近生活就是居住在生存危机之中。

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石油梦，一个蒙太奇 (Petroleum Dream, A Montage)》, 2014，视频截图。

我所希望的将会变得清晰。资本主义与沙漠、万物有灵论者和病毒有着独特的关系，因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视一切事物都有创造收益的潜质；也就是说，没有一物是天然惰性的，从资本主义的视角看，每件物品都很重要，任何一物都可能与适当的创新有关。的确，资本家可以说是最纯粹的万物有灵论者。这就是说，工业资本依赖于国家，并与国家一道，大力监管存在形式的分离，以便可以对某些种类的存在物根据分类进行提取。因此，即使活动家和学者们研究动物生命与物体之间（包括人类主体）的关系时，各州通过立法，既保护企业和公司使用动物和土地的权利，又将生态和环境行动主义策略定为犯罪。就像病毒利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差别，却最终没有深陷其中一样，资本视所有存在方式都至关重要，并从价值提取的角度，要求某些存在形式是可以不同的。

关于作者

伊丽莎白·A·波维内利（Elizabeth A. Povinelli）是哥伦比亚大学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的人类学和性别研究教授。她的著作包括《地质地质学：晚自由主义的安魂曲》（Geontologies: A Requiem to Late Liberalism，2016）；《遗弃的经济：自由主义后期的社会归属感和承受力》（Economies of Abandonment: Social Belonging and Endurance in Late Liberalism，2011），以及《狡猾的承认：土著的改变和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形成》（The Cunning of Recognition: Indigenous Alterities and the Making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2002）。她也是Karrabing电影集体的创始成员。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伊丽莎白·A·波维内利（Elizabeth A. Povinelli）的《地质地质学：晚自由主义的安魂曲》（Geontologies: A Requiem to Late Liberalism）第一章，杜克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刊载在e-flux Journal #81 - April 2017：©2017 e-flux和作者。

www.e-flux.com/journal/81/123372/geontologies-the-concept-and-its-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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