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得以在汉译《圣经》中取得重要地位，这与他的推荐人麦都思的译经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在“委办译本”出现之前，传教士们对《圣经》的翻译原则就有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翻译语言是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本以完全符合上帝之言，还是融合汉语习惯，立足中国文化本身来理解其信仰，以中国读者更易读懂和理解的语言来译经；第二个是使用更为书面的文言以博取知识分子的眼球，还是使用较为通俗的文言以便于吸纳更多的阅读群体。对于这两个争论点，麦都思的观点是倾向于以雅致的文风，更易于理解的词句翻译《圣经》，既可博得知识分子好感，也易于被初识文墨之人所接受。而王韬的文字工作正好符合麦都思所向往的雅致文风。

在“委办译本”翻译的过程中，以裨治文、文惠廉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坚持直译和俗译，要忠实于上帝之言并且使译本通俗而易于被贫穷人所理解，而以麦都思、施敦力为代表的伦敦传教会坚持意译和雅译，认为语言要贴合汉语习惯，译文雅致而流畅并且便于知识分子和初识文墨之人所理解。因彼此不同的翻译主张而使得合作译经的愿望落空。《新约》部分主要由麦都思来负责，而《旧约》是由裨治文和克陛存主持翻译工作。

由于麦都思倾向于汉译《圣经》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和接受，所以他想要寻找一名中国本土译者的帮助，这位中国人必须态度虔诚认真，并且对本国的经典文化具有深厚的修养。在此标准下选择了自己的私人教师王昌桂作为助手，王昌桂开始参与“委办译本”的翻译工作。他协助麦都思翻译了《新约全书》中到《罗马书》的部分。对于王昌桂的中译工作，麦都思在之后写给伦敦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他饱读经书，可以说是一座‘活图书馆’，能得到这样一位博学并且精通本国文学的人协助翻译工作，是很让人欣慰的”。但是还没有完成《新约》的翻译工作，王昌桂就不幸病逝了。王昌桂去世后，麦都思开始寻找顶替他的人。其他翻译助手为他推荐了王昌桂的儿子王韬。王韬虽然学问不及父亲，但他对才学的运用高于其父一筹，加之写作文风雅致，思想圆通。故麦都思两次遣使送函，邀请年纪尚轻的王韬到墨海书馆参与汉译工作。1849年王韬进入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进行译经工作，在墨海书馆，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和出版。

1843年，来自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城市的英美传教士代表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重新翻译《圣经》的问题。传教士译者每人都有一名中国助手，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组成了一个协助群体，这些助手都是才智出众，学有专长的人。王韬被“委办译本”委员会正式聘为文字襄理员，负责中文的修饰和修改工作。王韬被允许有自由的权利对文句进行改动，使得文句读起来通顺流畅，一气呵成。在王韬的修饰润色之下，从文白夹杂到优美的文言，该译本的译文风格雅致而具有可读性。

“委办译本”出版刊行后，王韬名声大振。很多传教士读后发现“委办译本”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文笔风格，语言华美简洁，很好地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语言融入翻译中，使得译本具有文学魅力。也有人持有否定的意见，认为王韬更多的运用了中国传统典籍哲学的说法，以及为使得译本语言简洁易懂而牺牲了许多准确的地方，这些都有违于忠实于原文。其实，王韬对基督教的教义大致是有所了解的，在对文字修改润色中也是重教义的。虽然因不同的立场而褒贬不一，但是从“委办译本”刊行后广为流行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王韬的成果备受肯定。

总之，在“委办译本”的汉译过程中，王韬的文字事工对该译本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参加委办译本的工作之初，王韬的目标是以“达”和“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绝对忠实上帝之言并不是王韬的首选，故尽量使其语言流畅简洁、文笔表达优美、具有可读性。这部著作是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主要读者,让中国人在读到来自异国的基督教思想文化时，可以更易于读懂和理解。在王韬必不可少加工润色下，“委办译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群体，受到高度的赞誉，多次被再版重印，使得委办译本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之一。王韬作为中国人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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