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黄慧怡[9]和谢明良[10]、秦大树[11]等学者站在全球海洋贸易的角度，对“广东罐”相关材料有过一些论述，尤其是黄慧怡一直对广东、香港的窑址和贸易港口遗址比较关注。但大多数学者对“广东罐”的了解仅限于广东地区的窑口，没有涉及具体的窑址及其分布区域和演变情况。2018年，黄慧怡明确提出“南海Ⅰ号”上有广东佛山石湾生产的酱釉罐，实际上就是指奇石窑。[12]宋代的“广东罐”除黄晓蕙等有过研究外[13]，其窑业生产状况和发展序列仍然非常不明确。

如上所述，“南海Ⅰ号”沉船第九、第十舱出土的大部分大罐（图一）与奇石窑等“广东罐”非常一致。由于早前奇石窑等有关“广东罐”的纪年材料都偏早，多为北宋晚期，而有关福建磁灶窑酱釉产品的研究较多，导致“南海Ⅰ号”上明显属于南宋中晚期的酱釉罐都被学界认为产自福建磁灶窑而非广东窑口，包括近年“南海Ⅰ号”的发掘简报和年度报告以及相关展览图录等也是如此。其中，本文关注的出土数量最多且海洋生活功能最突出的四系罐最受争议。“南海Ⅰ号”保护发掘接近尾声，船舱内船货提取工作已结束，学界对四系罐的类型及其功能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入。

2018年，“南海Ⅰ号”年度发掘报告出版后，一些学者关注到该沉船出土的大量酱釉罐与佛山南海地区窑址的产品高度一致，同时也与以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代表的广州地区多处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一致。因而，学界需要重新判断该沉船出土的酱釉罐是否也属于“广东罐”以及是否产自佛山南海地区窑址，与广州地区遗址有何关系。“广东罐”的辨识和生产贸易流通问题由此凸显出来。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广东罐”中有一大批南海地区窑址生产的酱釉罐，其类型和演变序列基本清楚，与“南海Ⅰ号”等同时期海内外沉船出水的部分酱釉罐对应得上。受此启发，我们在南海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窑址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工作，明确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相关酱釉罐出自南海地区窑址。因此，南海地区窑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这“三南”之间的关联得以清晰呈现。

二、“三南”中的“广东罐”

为确认“南海Ⅰ号”沉船上的酱釉罐是否为“广东罐”，在窑址调查和发掘的基础上，我们选取部分标本进行科技考古检测[14]，结果显示“南海Ⅰ号”出土部分酱釉罐产自佛山南海地区窑址，相关成果已公布[15]。通过对“广东罐”进行考古类型学比对以及对南海多处窑址出土标本进行科技考古检测等，我们确定了商品产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和海上航线与广东的关系，发现了新的海上国际贸易网络，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16]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奇石村早些年就已发现大量青黄釉大罐（本地称为“埕”），肩部多有印记，如“嘉祐□□□”“政和元年”“政和六年”“潘宅”“陈□□”“潘南”“太原□”“莲花”及无字的花纹等。[17]其后还发现了“奇石”“清香”“大吉”“己巳年”“庚午年”等款识的标本。[18]202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调查发掘时出土了“大观”“政和”“绍兴二年”“进朝”“吉用”“伍文仲”“张记号”“张家号”“陈宅”“李□”“黎□”“杨□”等印款及其他花果纹印纹标本（图二）。在奇石村南的西门村也采集到“□□春”“林宅□”“张□”等印款标本（图三）。在奇石窑西北20千米的里水镇文头岭窑采集到“何深郡”“安定”“陈宅”“梁宅酒”“吕家工□”“范宅酒墱”“春□□”等印款标本（图四）。故宫博物院早些年还在文头岭窑采集到“清香”印款和花果印纹的标本。[19]最近出土了较多有“绍兴”印款的纪年材料，更加明确这批广东生产的“广东罐”至少烧造到南宋早期。

2005—2009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掘了一组宋代大型建筑院落的东半部，由庭院、厅堂、天井、水井、廊庑、槽池和多个相连的炉灶等组成。自1995年以来，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戳印“大观三年”“政和元年”“奇峰宅”“潘家记”“醇酎”“真珠红”“百花春”“清香”“吴字号”“林字号”“酒墱”（图五）等印款和印文的酱釉罐，以及划写“官”字或戳印以及饰褐彩花卉纹的酱釉盆、漏斗等与酿酒相关的遗物，结合1997年发掘出土的北宋墨书“公使”款瓷碗和《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的记载，可确定前述建筑院落应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20]。该遗址还出土了“皇宋通宝”“淳熙元宝”等宋代铜钱。[21]此外，1997年还出土了青黄釉“广□”印文带耳罐[22]，自铭与“广东罐”标本较为相似。因此，虽然南海诸窑未发现明确的南宋中晚期或之后的纪年材料，但可确认南越国宫署遗址此类“广东罐”的年代下限为南宋中晚期甚至元代。更重要的是，南越国宫署遗址只是见证广州作为唐宋时期贸易大港的遗址之一，广州尚有多处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相关材料。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广东罐”标本是海洋贸易货物或海上生活用品，质量较好，保存完整或相对较好，有利于我们了解“广东罐”的年代及功能等。前文提及的四系罐数量最多，类型多样，尺寸不一，涉及海洋贸易和海上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已发表的大罐标本款识有“丙子年号”“吴字号”“玉液春”“酒墱”及各类花果纹等[23]，而这些大罐印款、印纹与南海诸窑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相关标本印款、印纹类似。随着“南海Ⅰ号”考古工作的推进，更多款识出现，如“张公”“邱宅号”“梁宅”以及“乾道直□”和“淳熙十年”纪年款等。[24]这些款识丰富了大罐标本的印款、印纹，并进一步确认该类大罐的烧造时间延续到了南宋淳熙年间或之后。“南海Ⅰ号”出土的部分酱釉罐内的残留物经成分检测，发现酵母、曲霉、青霉等酒的成分，证实这些罐子原来也是装酒的。[25]比照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考古发现，“南海Ⅰ号”2014—2015年度报告中的A型“广东罐”标本尺寸与南越国宫署遗址1997年宋代第一期水井出土的Ba型“至”字款束花印纹大罐[26]尺寸也基本一致（图六）[27]。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广东罐”与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为认识“南海Ⅰ号”和南海诸窑以及出土类似标本的海内外其他港口遗址等建立了研究的桥梁，同时也为揭示“广东罐”的使用功能、年代延续和贸易线路等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

三、“南海Ⅰ号”沉船上的“广东罐”

“南海Ⅰ号”船体的上部使用了多重木板对接或搭接结构，以及榫卯嵌合、铁钉和木钉等铆合固定的工艺技术，两舷上部及船壳板多为三重板结构。这一方面是宋代船只的特色，另一方面表明“南海Ⅰ号”不是新船，而是一艘常年往返于中外的航船，历经多年使用和多次修补。因此，船上生活用品不会都是全新的，而是历年不断补充的，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广东罐”有明显的北宋特征，也有多个不同的纪年款，如“丙子”纪年和“乾道直□”“淳熙十年”等。“南海Ⅰ号”所走的海路不限于广东海域，还涉及其他地区，意味着其中的船货，尤其是“广东罐”涉及相当长的时段。而“南海Ⅰ号”上的陶罐，不仅“广东罐”，其他类型的罐子也需要重新审视和讨论。

储酒对“广东罐”来说也只是其一项功能而已。南海诸窑的考古发掘虽然未采集到可复原的陶罐标本，但前文提及的印款、印纹基本都与酒有关，尺寸规格也较为一致，因而应该都属于“南海Ⅰ号”报告之二的A型“广东罐”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Ba型“至”字款束花印纹大罐。但是，无论南海诸窑、南越国宫署遗址还是“南海Ⅰ号”，不只有这类装酒的“广东罐”，还有大量“广东罐”盛储小件瓷器、食物、香料甚至贵金属，秦大树[28]和黄慧怡[29]对此已有详细研究。南海诸窑生产的“广东罐”显然大小和规格不一，类型多样。

《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中提及的四系罐肩上附四条桥状耳，器型可分六型，其中A型最大，高36~40厘米；B、C、D、E型罐高度在24~30厘米；F型高度小于20厘米。[30]同样，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Ba型罐中也有高24~28厘米的小型罐。[31]这些没有印记、体型较小的“广东罐”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具体功用尚不明了，但“南海Ⅰ号”沉船中的这类小型罐内有未受扰动或保存较好的盛储物，如咸鸭蛋、腌肉和适于腌制的核果类食物等，因此推断小型罐可用于存储或腌制食品。“南海Ⅰ号”沉船出土植物遗存鉴定分析报告[32]也证实沉船出土的核果类食物中以适于腌制的果品为主。

由此可知，“广东罐”主要是酒水类和食物类的盛储器，既是海上生活用具，也是外销产品。3处遗址的发现基本揭示了“南海Ⅰ号”海洋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出洋之前在广州或珠江口完成远洋活动的补给工作。“南海Ⅰ号”上不同规格的“广东罐”应根据现已掌握的盛储物品情况做进一步划分。

随着出土标本的增加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依据胎质和釉质确认了原“南海Ⅰ号”2014—2015年度报告中的四系罐有两类：第一类胎质细腻、厚重结实，釉质较为黏稠，流釉现象较多；第二类胎质轻薄，砂质明显，釉质轻薄均匀，容易脱落且色泽较鲜亮（图七）[33]。前者主要是A型大罐的一部分，系间多饰各种姓氏、宅号或纪年款和束花纹饰等，还有B、C、D、E几种小罐，系间不见印款或印纹，基本都由南海诸窑生产。后者是A型大罐的另一部分轻薄型标本，外观形态相似，具体生产技艺及胎釉特征差异较大，系间多饰“大吉”或“莲花王”印款，此类大罐的产地仍不明确。此外，原报告中的F型小罐也是轻薄型，可确认多为福建磁灶窑生产。因此，《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中的四系罐不应在材料报道时就先按窑口介绍，而且类型划分也需要重新修正。

但是，这些研究和认识多停留在类型学上，缺乏系统的考古分析和科技考古检测，无论是时代序列、空间流布还是原产地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中“南海Ⅰ号”上的“广东罐”是研究这些陶瓷的重要桥梁。“南海Ⅰ号”A型四系罐的第一类主要是“三南”系统中有花饰及与酒相关印款的“广东罐”，第二类则基本不见于广州及附近窑址和港口遗址，而与中国输出日本的传为吕宋壶的“莲花王”壶高度一致（图八）[34]。前者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广泛见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罐子存在反复利用甚至改变功能的二次利用情况[35]。因此，“广东罐”基本能反映“南海Ⅰ号”出洋前的准备和航行目的地，以及在目的地使用的历史景象，甚至还反映其演变成另一个体系的“吕宋壶”的贸易[36]景象，让海上陶瓷之路的贸易网络更加丰富生动。

位于陶瓷之路东线的我国福建和台湾，以及日本、朝鲜半岛一带“广东罐”的发现情况更加复杂。韩国新安沉船、中国台湾澎湖中屯遗址和日本藏家手上也有“三南”系统的“清香”罐，日本博多也有与奇石窑产品高度一致的酱釉罐（青釉或青黄釉）残件[37]，但我国福建和台湾以及日韩海域沉船或港口遗址发现了有别于“三南”以酒文化及姓氏身份为主题的款识，而是“宝”“正宝”“准宝”“玉元”“金王”“莲花王”“异宝”及元宝形印框“真□”[38]等字款。更重要的是，东线沉船发现的“广东罐”其初次利用（包括未改变其生活功能的反复利用）大多是在元代或明代，但其纹饰特征的差异是时代有别还是销售市场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求证。

余　论

“南海Ⅰ号”植物遗存鉴定分析报告提到，“南海Ⅰ号”出土的植物遗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绝大多数都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植物。[39]很明显，广州及其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最方便或最容易获取这些植物，而且沉船点附近的广州及珠江口海岛又是重要的港口或海洋贸易节点。这些植物遗存和酒水同样盛储在种类繁多的陶罐内。“南海Ⅰ号”出洋前的最后一站，无论从航线还是补给来看，无疑都与广州密切相关。“广东罐”从生产、使用到贸易并最后随船出洋沉没的整个过程，也是“南海Ⅰ号”在出洋前最后一站从补给到沉没的过程。

南海诸窑、南越国宫署遗址与“南海Ⅰ号”三者之间关系密切，而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甚至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只是广州这一唐宋大都会中出土相关标本的其中一处遗址。珠江口一带古代贸易港口众多，广州南海神庙的黄埔古港、香港九龙圣山及珠江沿岸港口码头性质的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相关标本，向西的新会崖门口海边遗址，珠海斗门平沙遗址[40]和湛江雷州地区墓葬[41]也有相关发现，东南亚地区以及印度洋的斯里兰卡、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国家等也有相关器物出土的报道。“南海Ⅰ号”沉船上外观形态十分相似，胎釉差异却非常明显的两类四系罐，代表着不同窑口的产品，但二者间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广东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还伴随着技术交流，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流行的“马都八”罐（又叫“马达班”，Martabani）等与“广东罐”存在技术联系。[42]两宋时期的“广东罐”有着稳定的器型和独特的印记，这些特点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辨识它们。这些大罐不仅在空间上跨越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在时间上也从唐宋时期延续至明代，如14世纪韩国新安沉船、15世纪印尼巴库沉船和16世纪广东汕头的“南澳Ⅰ号”明代沉船等。虽然时代特征有所差异，但此类“广东罐”依然兼具海洋贸易性质和海洋生活功能。

总之，“广东罐”与一般纯商品属性的外销陶瓷不同。“南海Ⅰ号”沉船上“广东罐”的整理关系到“南海Ⅰ号”考古研究的深入与扩展，也关系到广州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中海洋活动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地位，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陆地与海洋连结互动的具体形态，中国古代文明与海外文明物质文化交流互鉴的景象。因此，整理和研究“南海Ⅰ号”船上的“广东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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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

[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佛山市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确“南海Ⅰ号”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广东产地》，《中国文物报》2022年7月1日第7版；肖达顺、李灶新、潘洁：《酒罐“商标”揭秘800多年前“南海Ⅰ号”来过广州》，《光明日报》2022年10月2日第8版。

[3]〔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4]金国平：《葡萄牙“储物罐”研究述评及若干问题再探讨》，待刊。本文写作时得金国平先生赠阅此文并对本文写作进行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5]秦大树：《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研究的重大推进》，《中国文物报》2022年7月1日第6版。

[6]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7]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8]Moore Eine,A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of Stonewares of Martabani Type,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Vol.18,1970,pp.1±78.

[9]黄慧怡：《新加坡福康宁遗址出土14世纪“广东罐”上的戳印纹饰与沉船货物盛载容器的几个问题》，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航海—文明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114 页；黄慧怡：《香港出土宋元瓷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07年第6期；Wong Wai-Yee,Sharon,Rethinking Storage Jars Found in the 9th to 20th Centuries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Guangdong,Hong Kong,and Maca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 aise d'Extrême-Orient, Vol.103,2017,pp.333±358；黄慧怡：《香港与广州所见宋代石湾窑印花贮藏罐之初步认识》，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年，第414±419页。

[10]谢明良：《关于“清香”壶—从台湾发现例谈起》，《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8±240 页。

[11]Qin Dashu,Chang JungJung,Yu Shan,Early Result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Ancient Kiln Sites Producing Ceramic Storage Jars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 ç aise d’Extrême-Orient ,Vol.103,2017,pp.359±384; 秦大树：《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研究的重大推进》，《中国文物报》 2022年7月1日第6版。

[12]黄慧怡：《香港与广州所见宋代石湾窑印花贮藏罐之初步认识》，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石湾窑》，第414±419 页。

[13]黄晓蕙：《广东佛山石湾窑的形成、发展及繁盛成因探析》，《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黄晓蕙：《佛山奇石古窑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黄晓蕙：《古代石湾窑的历史分期》，《文物天地》2017年第11期。

[14]吴寒筠、李灶新、肖达顺等：《广州南越国署遗址和“南海Ⅰ号”沉船出土酱釉器的产地分析》，《文博学刊》2022年第2期。

[1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佛山市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确“南海Ⅰ号”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广东产地》，《中国文物报》2022年7月1日第7版。

[16]肖达顺、李灶新、潘洁：《酒罐“商标”揭秘800多年前“南海Ⅰ号”来过广州》，《光明日报》2022年10月2日第8版。

[17]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

[18]黄晓蕙：《广东佛山石湾窑的形成、发展及繁盛成因探析》，《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黄晓蕙：《佛山奇石古窑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黄晓蕙：《古代石湾窑的历史分期》，《文物天地》2017年第11期。

[19]故宫博物院编：《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广东海南》，故宫出版社2019年，第464、465页。

[20]李灶新：《南海窑、“南海Ⅰ号”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关系》，《中国文物报》2022年7月1日第7版。

[21]肖达顺、李灶新、潘洁：《酒罐“商标”揭秘800多年前“南海Ⅰ号”来过广州》，《光明日报》2022年10月2日第8版。

[22]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图版一七〇 。

[23]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第278±283 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佛山市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确“南海Ⅰ号”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广东产地》，《中国文物报》 2022年7月1日第7版。

[24]上述款识由笔者在现场所见，相关报告待刊。

[25]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汇报曾提及，相关检测报告待刊。

[26]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图三八二±3、图三八四±6、图版一六七±2，第452、453页。

[27]南越王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第284页；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考古》1978年第3期；南越王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第 450、453页。

[28]Qin Dashu,Chang Jung Jung,Yu Shan,Early Result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Ancient Kiln Sites Producing Ceramic Storage Jars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 ç aised’Extrême-Orient , Vol.103,2017,pp.359±384; 秦大树：《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研究的重大推进》，《中国文物报》 2022年7月1日第6版。

[29]黄慧怡：《新加坡福康宁遗址出土14世纪“广东罐”上的戳印纹饰与沉船货物盛载容器的几个问题》，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航海—文明之迹》，第80±114 页。

[30]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第284±286 页。

[31]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图三八四±7、8，第452、453页。

[32]赵志军：《附录三“南海I号”沉船出土植物遗存鉴定分析报告》，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第607±618 页；赵志军：《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出土植物遗存》，《农业考古》 2018年第3期。

[33]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第278、279页。

[34]谢明良：《关于“清香”壶—从台湾发现例谈起》，《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第228±240 页。

[35]黄慧怡：《新加坡福康宁遗址出土14世纪“广东罐”上的戳印纹饰与沉船货物盛载容器的几个问题》，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航海—文明之迹》，第80±114 页。

[36]谢明良：《关于“清香”壶—从台湾发现例谈起》，《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第228±240 页。

[37]〔日〕田中克子：《广东陶瓷的流通—以博多事例为中心》，国際シンポ「 11~14世紀における中国陶磁の生産と流通」予稿集， 2022年。

[38]谢明良：《关于“清香”壶—从台湾发现例谈起》，《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第228±240 页。

[39]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第617页。

[40]古运泉、李祥主编：《珠海平沙出土宋元文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图55的C型陶带耳罐（采:92）最为典型，跟“南海Ⅰ号”等出土的酱釉大罐较为一致。

[41]湛江博物馆、雷州市文物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雷州窑瓷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07、167页。

[42]金国平：《葡萄牙“储物罐”研究述评及若干问题再探讨》，待刊。

（作者：肖达顺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文博学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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