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人民政协报社在两会召开前夕，组织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注传统文化的学者召开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的论坛，清华大学钱逊教授(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苏叔阳，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有话要说”、“深有感触”可以成为对这些参会者、发言者的一致描述。

近几年国学真的“热”起来了，特别是在高校相继开设国学班、国学院。与“国学热”相比，国学教育的教材似乎是一块软肋，图书市场上虽然国学书籍不少，但大陆地区还似乎没有成系统的真正意义上针对高校教育的国学教材……

教材急需但应辩证对待

袁济喜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院长，自建院起他就全程参与了国学院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等工作。他在近日接受记者访谈时告诉记者，今年本学期人民大学国学院会尽快启动教材编写工作，作为国学院的一项基本建设。自2005年10月国学院正式建院，国学院的学生有的已进入了大二下学期，却仍然是“尽快启动教材的编写”。“教材滞后”会不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呢？袁济喜说：“这要看把教材摆在一个什么位置。教材建设对于人大国学院来说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国学教育本身的特点，辩证地看待教材的作用。”作为国学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学术，渊源流长，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历代(包括)现代研究国学的著作很多，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是一门成熟的学问。它不同于某些新兴的学科，必须完全依赖教材与教师讲授来学习。但袁济喜也强调，对人大国学院来说，教材同样很重要，是国学院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也是人民大学国学院影响社会的重要精神产品。统编教材，能给予学生学习的规范性、系统性，促进学生的学习。同时，他也告诉记者，现在人大国学院邀请了几乎是国内国学界的一流专家任教，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都有专著与相应的教学参考书，学生学习并不存在缺乏教学用书的问题。

袁济喜说，虽然人大国学院教材的编写可以说是“首创”，但也并非无所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教育一直没有中断，据我们国学院一位赴台湾讲学的教授介绍，台湾的国学教材很多，大概有几十种之多。但编写也是见仁见智：有的是按照“经史子集”来分，有的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来编；有的偏重于文献，有的偏重于思想。因为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定位还不是特别具体，编写的多样化是肯定的，譬如国学大师钱穆著的《国学概论》就没有采用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的体例，而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思想史。同时图书市场里跟国学相关的书很多，不仅有经典原著的研读，还有从西方的教学体制来分科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等，这些都能给国学院编教材一定的启示。

袁济喜说，国学院编教材一定要在各方面的帮助与支持下，集思广益、勇于创新。过去一些教材基本上是知识面的覆盖，适合于“满堂灌”，但国学院的教材会考虑多提思考问题，尽量作到精干、提纲挈领、富于启发性。同时多开参考书目。既然国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浩如烟海的著作，学习《左传》、《论语》、《史记》等元典就是国学学习的主体。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基本课程之一就是元典的研读，教材编写主要是以国学经典解读系列为特色。通过经典解读来彰显国学教育的特点与亮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杨义教授将于3月份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新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这本书将有40万字、300余幅图。这种以图讲历史、讲传统文化的形式，杨义说是他的“专利”。实际上，这与他对于怎样讲授国学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讲传统文化一定要“入心”，要能够使受教育者进入情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们发自内心地喜爱传统文化。那么如何讲授，这是“对我们长一辈的人智慧的挑战”，这就关系到，我们的教材应该怎样编的问题。杨义说，他曾经想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一套“进入情境”的古典文学的读本，他要让学生知道中国文化的妙处所在，要变成一种情怀。

元典研读很重要

北京四海儿童经典教育导读中心主任冯哲是我国经典诵读工程推动者之一，他认为国学的精神意蕴都在经史子集的元典之中，学习元典最重要。冯哲说，在高校里开国学专业，由于基础教育中国学的缺失，大多数学生对国学并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有所了解也只是只鳞片爪。如果老师一上来就谈对《论语》的解读，谈儒家的“仁爱”，是没有意义和作用的。若不曾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家著作，涉猎不广而流于解读、方法，既难以学懂国学之要，又有先入为主之误，反而会“败坏国学学习的胃口”。冯哲认为，国学学习要把握教育的时机、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自高校起开始学习国学，时机已嫌过晚，这当然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但依然必须先做好基本功，他建议在大学里面开国学课，课程设置要以经典研读甚至是以诵读为主，系统地学习后，再进行专攻和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王锟教授同样认为国学学习必须认真研读元典，他比较推荐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开列的“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礼记》等25种。正如梁启超所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并且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还需要熟读成诵。古人读书“弦歌不绝”，王锟说这种流传上千年的传统的教育方法的确有它积极的作用。

人大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元典教育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专业课分为三大块：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必修课、学科专业选修课。学科基础课是国学最基础方面的课，比如《论语》研读、《诗经》研读、《左传》研读等，还有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专业必修课也是重在元典，包括两大块：一是原著，有《孟子》研读、《庄子》研读、《老子》研读等；一是专题性质的讲课，有杜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等。袁济喜说，国学院在高年级还会开设大量的(将近有50多门)选修课，涉及国学的方方面面，这样更能鼓励学生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开拓视野，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在国学院开办之前，就通过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与多次讨论，制定了六年本硕连读的完备教学方案。公布的是其中的两年部分。但并不像有的传媒所说，仅仅制定了两年的教学方案，其他的尚未顾及。

“复兴”不是“复古”

人大国学院的成立可以说是“国学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各种报道、评论铺天盖地。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就说过：“其中相当多的是持批评意见的文字和言论。”其中争议之一就有“国学热是不是在复古？”冯哲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学国学。我们不能把国学当做“普通知识的学习”或仅仅是“古典文献的研究”，而应把国学看做是智慧的学问、安身立命的学问，把国学学习当成人格的完善，与提升生命的内涵结合起来。若非此，学成之人若不是“满腹经纶、百无一用”，便是“食古不化、只钻故纸堆”。古人学习就特别注重“学和用”，譬如“经史合参”，读了经学要学史学，把知识上升到“用”的层面。冯哲说：“我们的学习最终是要为当下服务，以学习国学来净化个体心灵、改良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

厦门大学哲学系乐爱国教授说，2006年厦门大学哲学系也即将开设国学专业，但现在还处于摸索的阶段，没有正式出台的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他认为国学教育不仅要继承传统更要有创新，譬如有人因为国学是一门整体性学科就与西方教育学科划分对立起来，乐爱国并不赞成这一观点。

这与人大国学院国学教育的观点颇为一致。袁济喜说，国学从完整的意义上来说，是“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因而国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一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又要融汇西学，所以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譬如，国学院下学期开的专业课“国学通论”，主要是邀请名家以讲座的形式授课，从各个角度解读国学。而另外一门“海外汉学研究”课，使用的教材是美国人本杰明·史美兹所著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样所培养的人才是既懂西学又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国学研究与实践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