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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从公元581年建国到公元618年灭亡，隋朝江山仅仅维持37年。然而，短命的隋朝却给接下来的唐朝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物质遗产如西京长安城、东都洛阳城、大运河等，文化遗产如科举制度、开皇律等。唐朝把中国历史推到辉煌顶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些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成果。

　　看过唐代长安城地图的人，无不惊叹其规模之大，更为那时的城市规划水平倾倒。长安城的平面呈横长矩形，总面积达84.1平方公里，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2米。9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和12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将长安城划分为一个个方块，每个方块为一坊。这些坊还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有些是生活区，有些是商业区，甚至还有专门的“红灯区”。而位于长安城北部正中的内城，则是皇城和宫城所在地。内城面积共9.4平方公里，分南北两个片区，南片区的皇城是中央行政机关的官署，北片区的宫城内有皇宫、太子东宫和掖庭宫等。

　　皇城的正南门叫朱雀门，出门向南是宽150米、长5020米的朱雀大街。宽阔的朱雀大街是长安城的中轴线，笔直通往长安城的正南门明德门，并一直延伸到长安城外。那时候，皇帝和朝廷高官出京视察，浩浩荡荡的车马队伍就是沿朱雀大街出明德门。而那些来自外国的使臣，也必须从明德门进入长安城，然后沿朱雀大街前往内城谒见皇帝。可以想象当年朱雀大街，上演过多少壮观场面。

　　朱雀大街东侧第二街北端的第一坊，即皇城南侧四个方块中最东边的那个方块，叫务本坊。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就坐落在这里。

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

　　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通常可以从它的教育体系中得到反映。国子监作为唐朝的最高学府，其兴旺景象无疑是当时文化发展的见证。

　　唐朝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通常称之为东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此外，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国子监还增设了广文馆。

　　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官阶从三品；副职称为司业，编制2人，官阶从四品下。祭酒和司业的职责是“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由此可见国子监不仅是唐朝的最高学府，还具有教育行政管理职能。担任祭酒和司业之职的，通常都是德高望重、学识广博的牛人，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出任过祭酒一职。韩愈此前曾在国子监担任过四门博士和国子博士。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师说》、《进学解》等篇，都是韩愈任国子博士时发表的教育论文。韩愈任祭酒时，大力推行改革，请一些有学问的儒者担任教员，天天举行会讲，颇受学生欢迎。

　　国子监的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分经进行讲授，助教佐博士，直讲佐助教。各学馆的师资力量都有固定的编制，如国子学有博士2人、助教2人，太学有博士3人、助教3人。虽然各学馆博士、助教的名称相同，但官阶却有高低之分。如国子学博士的官阶为正五品上、助教从六品上；太学博士为正六品上、助教从七品上；四门博士正七品上、助教从八品上；律学博士从八品下、助教从九品下；书学和算学博士从九品下。

　　国子监的学生不仅免交学费，连食宿也是免费的。不过，学生进入哪一个学馆就读，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唐六典》中规定，国子学的学生，其父母的官阶要在三品以上；太学的学生，其父母的官阶要在五品以上；四门学除了接收父母官阶七品以上的学生外，还录取平民子弟中的优秀者，称为“俊士”；律学、书学、算学三馆，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平民子弟。

　　国子监的招生规模也有明确规定，国子学为300人，太学500人，四门学1300人（其中官家子弟500人、俊士800人），律学50人，书学30人，算学30人，总计2210个学位。不过，国子监鼎盛时期，招生规模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唐摭言》中记载：“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国子监生源由各地州县按规定的标准选送，一般根据州县大小分配名额。学生入学年龄限制在14岁以上19岁以下（律学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新生入学时，按习惯要举行束修之礼。学生象征性地向老师献上一份见面礼，礼物通常为一段绢、一壶酒、一块腊肉。看来在国子监任教确实是一份不错的工作，除了工资还有名正言顺的额外收入。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培养综合性人才，重点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儒经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经为《礼记》、《左传》；中经为《诗经》、《周礼》、《仪礼》；小经为《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教学计划是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制定的，有“二经”（学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三经”（学大中小各一经）和“五经”（大经全学，其余各选一经）等层次。《孝经》、《论语》则为公共必修科目。对各经还规定了修业年限：《孝经》、《论语》共学1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为1年半；《易经》、《毛诗》、《周礼》、《仪礼》各为2年；《礼记》、《左传》各为3年。

　　律学、书学、算学主要培养专门人才，重点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如律学专修法律，学习《律》、《令》等；书学专修书法，学习《石经》、《国语》、《说文》、《字林》等；算学专修历算，学习《孙子》、《五曹》、《九章》、《海岛》等。《孝经》、《论语》是律学、书学、算学的公共必修课。

　　学生在读期间，除每旬放假一天外，每年五月农忙时和九月预备换冬装时各放假一个月，准许学生回家探亲。路程较远或家中有大事的，允许延长假期。但如果未经批准擅自超假过多，则会被勒令退学。

　　学生要接受旬考、岁考、毕业考三种考试。旬考考查学生十日之内所学习的课程，不及格的要受罚。岁考是考一年以内所学习的课程，成绩优异的有奖励，不及格的要留级。学完必修的课程后，参加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即可毕业，获得科举考试资格。学生的学习年限最长为9年（书学、律学年限为6年），期满学无所成者，将被清退。

　　唐朝前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大多数是国子监毕业生。如高宗上元元年、开耀二年、永淳二年、武则天光宅元年、长安四年的科举考试中，由主考官圈定的进士和重试及第者分别是11人、18人、55人、16人、41人，其中每年仅一人为乡贡，其他全都出自“两监”。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国子监由盛转衰，学生人数大减，在科举考试中及第的比例也大为降低。

国子监的外国留学生

　　国子监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因为国子监还是一所“国际学校”，这里曾经接收过大量外国留学生。

　　唐朝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四海咸服，万国来朝”的昌盛局面。据唐朝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与大唐建立过外交关系的“四蕃之国”有近四百个，因“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至开元年间尚存七十国。诗人王维对唐朝这一繁荣景象曾有诗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常年居留的外国人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当中除了使者、僧侣、商人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群体——留学生。

　　为了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和文化，一批又一批留学生来到了长安。尽管在唐朝之前，就有不少国家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但人数远不及唐朝。贞观年间，唐朝外来留学生人数长期保持在千人以上。留学生多数来自唐朝周边各国，其中朝鲜半岛的新罗留学生人数最多。新罗与大唐接壤，受汉文化影响也较早，所以赴唐留学成风。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中称：“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可达一二百人之多。”

　　留学生一般都是各国王室或贵族子弟，他们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学习。与唐朝学生一样，留学生也是根据家庭背景来决定进入哪一个学馆就读。如日本留学生晁衡得以进入太学，是因为他父亲是日本朝中高官。而与他同时来唐的吉备真备由于门荫较低，便只能就读于四门学。

　　唐朝对外来留学生通常都会大开绿灯，但留学生必须具备一些起码的要求。就象现在的中国学生想去美国留学必须先过语言关接受托福考试一样，来唐留学的外国学生也要接受汉语水平测试。如果汉语水平太差，也会被“拒收”。如随第17次遣唐使来唐留学的日本贵族子弟橘逸势，尽管书法水平出众，但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来只好选择修习琴艺，在长安呆了不到两年便怏怏而归。

　　由于唐朝政府实行“华夷一家”政策，一旦批准外国学生留学，待遇便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而留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寺供给。唐朝的外来留学生大概是从古到今世界上最幸福的留学生。

　　留学生的留学时限规定为10年。留学生同中国学生一块学习和生活，所学课程也完全相同。在中国学习期间，他们可以自由地与中国人交往，长假时可到各地旅游、访问。

　　留学生从国子监毕业，可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唐朝专门为留学生设立了“宾贡科”。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举子一起应试，但发榜时宾贡进士与唐朝本土进士的名单是分开的。宾贡进士通常“附名榜尾”，说明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会受到一些照顾。

　　各国留学生中，新罗留学生由于人数众多，宾贡及第人数也最多。吴玉贵《唐代文化》中称：“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而来自其它国家的留学生，由于人数很少，宾贡及第者也极少，除日本人晁衡外，还有波斯人李珣、大食人李彦升等。

　　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如果决定回国，唐朝政府还发给归程路费。如果不愿回国，仍可以居留在唐朝。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唐朝政府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或仍由鸿胪寺继续供给。

外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国子监接受唐朝文化的洗礼后，许多人成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于公元717年随日本第9次遣唐使来唐，就读于国子监四门学，从师唐朝名儒、四门助教赵玄默。吉备真备在唐17年，不仅精研经史，而且在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多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公元734年随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时，他带回了大量中国书籍和器物。如他带回的《唐礼》成为了日本平安朝宫廷礼仪的范本；他带回的《太衍历经》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他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则促进了唐乐在日本的传播。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

　　吉备真备归国后，被任命为大学助（宫廷教师），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后又任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曾为阿倍内亲王（即后来的孝谦天皇）讲授《礼记》、《汉书》等中国典籍。日本朝廷还专门派人向他学习诸葛亮八阵图和孙武的九地结营法。

　　公元752年，日本派出第11次遣唐使，吉备真备以副使身份再度入唐学习。使团抵达长安后，获唐玄宗接见，并赠吉备真备银青光禄大夫称号。公元754年他归国时，唐玄宗还赠诗相送。吉备真备回国后，仕途得志，屡获升迁，官至右大臣。他曾依照唐朝新式样，对日本的军事装备进行了革新。在制度文化领域，他参与了删除和修改日本律令的工作，并参稽礼典，重新制定和完备了祭孔礼式。

　　日本留学生中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晁衡。晁衡的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入唐后称为朝臣仲满，后被唐玄宗赐名晁衡（又称朝衡）。晁衡与吉备真备是同一批日本留学生，因门荫较高，他就读于国子监太学。晁衡求学数载后考取了宾贡进士，是日本留学生中唯一科举及第的人。晁衡学成后，“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在唐朝担任官职，历任左补阙、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

　　晁衡性格豪爽，与唐朝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情很深。他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让李白很受感动。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写道：“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关于“日本裘”，李白特地自注：“裘则晁卿所赠，日本布为之。”

　　公元734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回国时，已来唐17年的晁衡曾请求辞官回日本。但唐玄宗有意挽留，让晁衡感激涕零，于是决定继续在唐朝效力。他当时十分感慨地写下了一首五言汉诗：“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根思无有日，归国定何年。”表达对大唐的赤诚忠心和对年迈双亲无限怀念。

　　公元753年，晁衡已经56岁，在唐朝度过了37年。尽管备受殊恩，但思乡之情却愈来愈浓。此时日本第11次遣唐使团将要回国，而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又是当年同时来唐留学的好友。他乡遇故人，思乡更心切，因而晁衡再次向朝廷请求归国。唐玄宗见他赤诚效力30余年，家中尚有高堂，感概舍爱，恩准了他的要求，并特命他为送使，即以唐朝皇帝特派大使的身份伴送日本遣唐使东归。

　　起程回国前，朝廷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百官饯行宴会。宴会上，王维、赵骅、包佶、刘长卿等好友纷纷作诗赠别。晁衡也作了一首《衔命将还国作》答赠友人。他在诗中抒发了留恋天朝、惜别故人和感戴天子天恩雨露的真挚感情。

　　晁衡回国时，储光羲去了外地作官，李白已经离开了长安四处漫游，未能为他送行。不过，后来晁衡归国途中遭遇风暴，误传遇难，李白得知后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中把晁衡的死比作明月沉大海，弥漫着厚重的悲伤气氛。

　　所幸的是，晁衡这次并没有死。他所乘的船被风暴吹到了大唐皮州海岸（今越南境内）。后历经艰险，再度返回长安，继续担任官职，历任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安市节度使等职。公元770年1月，晁衡在长安病逝。唐代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封他为璐州大都督。晁衡入唐54年，至死未归，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留学生中学成后一度留在唐朝为官的，还有大食人李彦升、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等。李彦升曾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崔致远于公元869年来唐朝留学，5年后进士及第，在唐担任过宣州溧水县尉、淮南节度使的从事、都统巡官等职。公元884年，崔致远以唐使身份归国后，被新罗国王授予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文/谢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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