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柳条边”将伊通县全境和现四平市铁东区的石岭镇、叶赫镇、山门镇，公主岭市二十家子镇等地圈入边里。“柳条边”墙修成后，清政府又在吉林省境内设立围场，用于皇家打猎、练兵之所。吉林围场包括伯都那、蜚克图和吉林西围场。吉林西围场又称“南荒围场”，以磐石为中心，方圆250公里，东起饮马河，西至伊通河，南至桦甸苏密，北至“柳条边”，纵横跨越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四县。四平地区伊通县的新兴、伊丹、二道、新家、营城子、地局子、板石庙等乡镇都在围场范围内。围场执行“封禁”政策更加严格。共设11处卡伦，派兵常年驻守。伊通境内有伊巴丹（今伊丹镇）、伊通（今营城子镇）两处卡伦。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修建北京至吉林的“大御道”，全程1122.5公里，沿途设驿站37处，其中5处在伊通境内，即蒙古霍罗（莲花街）、叶赫、赫尔苏、阿勒坦额墨勒（大孤山）和伊巴丹，伊通成为吉林地方通往盛京（今沈阳）的交通要道。“大御道”的修通虽然没有促进东北和四平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却有利于巩固边疆和方便关内流民进入东北和四平地区。

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导致包括四平在内的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蛮荒状态，四平市现辖区在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无规模农业，整个社会陷于停滞状态。

清康熙末年，关内山东省、河北省一带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贫苦农民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这些流民不断突破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到东北（包括四平地区在内）垦荒，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已成为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与蒙古王公达成借地养民协议。嘉庆八年（1803年），朝廷准许蒙古王公招民垦荒。山东、河北等地汉族农民开始大量涌入东北，报领荒地垦植，取得永租权，东北农业生产开始得到发展。

四平地区招民垦荒是逐步进行的。驰禁开边招民垦荒，蒙古达尔罕王旗札萨克先开放榆树台以南地区，数年后又开放现梨树、公主岭北部和双辽等县区。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废除伊巴丹等处的围场，准许关内流民前来垦荒。至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开放伊通南部和东南部的围场。

关内农民进入之后，四平及其所管辖各县（市）出现规模农业，人口随之日增。至清光绪十年（1884年），梨树县境内已开垦荒地20余万垧，光绪三年（1877年）梨树县设治时，已有人口16.1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1.34人；光绪十年（1884年），伊通县境内共放生荒69127垧；光绪十九年（1893年），伊通县人口已达14.6万余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怀德县人口已达229205人，每平方公里达73.4人；1913年，辽源县（今双辽市）已开垦熟地14610.3公顷，1911年，全县人口为11001户，72181人。

关内农民开垦蒙古王公的草原和荒地，获得的只是永租权，土地的所有权掌握在蒙古王公手里。1927年，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的《新清赋令》，部分永租权变为土地私有权。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新兴城镇的出现。为加强统治，清政府在新兴城镇建治设官，实行封建统治。清政府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梨树县的小城子、榆树台、万发街设千总并委派巡缉各一员，在三地设置捕盗兵若干名。光绪四年（1878年），改设县治千总、两名管带，营兵70名，分巡各镇。

道光元年（1821年），清政府在昌图厅辖区北部设梨树城分防照磨。光绪三年（1877年）设奉化县，辛亥革命后因与浙江省奉化县重名，于1914年改为梨树县。伊通是满族发祥地之一，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设伊通州，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直隶州，民国二年（1913年），改称伊通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郑家屯设辽源州。民国二年（1913年），辽源州改为辽源县。民国三年（1914年）设双山县，1940年（伪满康德七年），日伪当局将辽源县与双山县合并，设双辽县。

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设分防经历于八子家（今怀德镇），隶属于昌图厅；光绪三年（1877年）设怀德县，隶属昌图府。1949年5月，怀德县城迁到公主岭。195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公主岭专区，辖怀德等10县和公主岭市。1960年1月，公主岭市撤销。1985年，怀德县撤销，改设公主岭市。

从光绪四年（1878年）起，清政府颁布税则，在各地成立税局征收各种杂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又设置了税捐局、牛马税局，起征验牲捐、妓捐等，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早年王旗放荒，地价每40垧为1万元，起初卖整不卖零。贫户无力买荒，地都被富人买去，后来买地的富人又卖地，民间形成二手土地买卖市场。蒙地向民地转化，渠道大体有四：一是从关里过来的有钱人从蒙古王公手中大量购买土地，出租或充当转手的“揽头”，成为地主；二是家有军政官员的官僚地主，通过各种方式占有土地；三是经商、办工业致富

后置地的工商地主；四是主要靠家庭成员辛勤劳作的自耕农，发家后，购置土地，成为地主。前三者多为大地主，人数不多但占有土地量大，最后一种是中小地主及富农形成的主要方式，人数众多。而贫民佃户或给地主富农扛活，或向富人租地、交租，或开垦土地向蒙古王公交纳地租，无论什么方式，均受剥削。各县县官为蒙古王公租地、收租做帮办。为管理收租，蒙古王公还在各地设地局派专人催办，每年向各用地户索要租粮。向汉族地主（代为经营土地的）租地的佃户，所交纳的租金往往比直接租种蒙古王公土地的租金还要高些，又增加了一分剥削。这样，四平地区的广大农民既受蒙古王公贵族的剥削，又受本地地主剥削，还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农民在多重剥削和压迫下艰难度日。

（待续）

原作者：魏晓光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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