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印象 王心明

1972年12月，一批来自四川省隆昌县的热血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和人民的征召，怀着保卫祖国的志向和红心，跨进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来到西藏高原服役。这批新兵全部是按照高原兵的标准和条件征集的。

我是这批青年中的一员。那时，对部队生活一点都不了解的我，总觉得有关部队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秘，记忆颇深，特别是新兵集结、进藏途中和刚到部队时的经历，印象深刻。

集结县城

1972年12月14日下午，来自隆昌县城郊区和龙市区的360多名新兵，在各公社武装部长的带领下，分别向县城进发，赶在4点钟前到县委党校集结，参加县武装部向接兵部队交兵。

新兵到齐后，各公社武装部长整队、清点人数，向县武装部值班参谋报告；值班参谋再整队，向县武装部首长报告。尔后，按照新兵名册逐一点名向接兵部队交兵。点到名的新兵出列，到指定地点站队。

新兵交接完毕后，接兵部队首长进行新兵编队，明确纪律和注意事项。要求新兵一切行动听指挥，并严格请、销假，控制请假人员。

为便于管理，负责龙市区福庆公社接兵的部队排长武克让将新兵编班，指定了正、副班长。新兵一班由一、二大队的新兵组成，我是二大队的新兵，编在新兵一班。班长是县城下乡在一大队的知识青年徐勇孜。在公社换发军装时，徐勇孜曾代表全公社56名新兵在大会上发言、表决心。一大队新兵陈善祥，18岁，长得很帅，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小伙子，人看起来很聪明、很机灵的，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晚间，接兵部队在泸县弥陀区征集的新兵，也从泸县来到隆昌县委党校集结。

观看演出

当天晚饭后，全体新兵列队，步行前往隆昌县川剧团，观看县革命委员会宣传队为欢送新兵举行的专场文艺晚会。

县征兵办公室的宣传车和县广播站沿街电线杆上安装的广播喇叭都反复播出《我参加解放军穿上绿军装》、《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歌曲，听后使新兵们热血沸腾。望着街道两旁行人羡慕的目光，我们倍感参军的光荣。

演出开始前，县里的领导和接兵部队首长分别致辞，共叙军民鱼水情，勉励全体新兵安心服役，苦练杀敌本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为家乡人民争光。

晚会上，宣传队员表演的歌曲、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令新兵们陶醉。新兵们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以示谢意。给我印象最深的节目是表现几名藏族姑娘给解放军洗军装的歌舞《洗衣歌》，那美好的旋律、动听的歌曲和优美的舞蹈，那情那景，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

离别家乡

12月15日。白天，待令，新兵们反复练习打背包。武克让排长对我们进行乘车教育，明确途中就餐、住宿和新兵走失（掉队）后的注意事项等。

在县委党校休息期间，一位隔房的姨孃（母亲的堂妹），买了几斤红桔送我，叫我在路上吃。我内心很感激她。

晚饭后，全体新兵背上背包，脚穿大头鞋，列队从党校出发，步行4公里，到隆昌火车站乘车到部队。

部队究竟驻在哪里？我们新兵无从知道，也不便打听——那是军事秘密。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跟上队伍，不要掉队。

我们到达火车站广场时，每个新兵都是满头大汗，连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

在火车站广场等车时，父亲挤过密集的送行人群，在穿着同样军装的新兵队伍中搜寻着我。父亲是15日下午搭顺路的手扶拖拉机进城来送我的。父亲好不容易来到我面前，反复叮嘱我到了部队一定要写信回家报平安；在部队要听首长的话，好好干，不用担心家里，等等。我连连点头，叫父亲放心，并催促父亲快快回家。我最担心父亲要摸黑走近20里小路，怕他摔跤；等他回到家时，一定是下半夜了。

23时许，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登上了北行的军列。

向西开进

16日7时许，军列到达成都。

我们全部下车，步行到达成都军供站吃早餐。

在军供站，每个新兵领到一件衬有羊毛内胆的皮大衣。

当时，有两件趣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在新兵的背上倒满了稀饭。早餐以班为单位，每班几盆菜，放在地上，大家端着搪瓷饭碗，围蹲在菜盆四周就餐。为便于统一启程，几百名新兵同时开饭（还有其他部队的新兵也同时在军供站就餐），又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吃完饭，于是乎，新兵们各自拿着搪瓷碗，使劲挤进饭盆处盛饭。我们公社有一个新兵在弯腰盛饭时，被拥挤的其他新兵的稀饭倒了一背。二是有新兵捡废包装纸包背包。新兵领皮大衣的现场，散落着一些包装皮大衣的外包装席和黄颜色的包装纸。有的新兵在出列领皮大衣时，趁机去捡地上的包装纸，并将包装纸包在自己背包后面，防止放背包时沾上地面灰尘。他们的举动被接兵干部制止，令其扔掉黄纸，立即归队。

早餐后，武克让排长在队列前告诉我们，我们将换乘汽车沿川藏公路进藏去部队。川藏公路特别是高原上的路段，全是碎石路面，路窄、坡陡、弯多，塌方多；海拔高的路段常年积雪，十分危险，要求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他还说，我们这批新兵是因上级的车运计划安排才直接进藏的，而其他驻藏部队的新兵通常都要在内地集中训练3个月，等次年开春后再进藏。

运送新兵的某汽车团车队到达军供站后，我们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向西开进。

我乘坐的那辆汽车共有36名新兵，分为4列，每列9人，顺着车厢坐在各自的背包上。两边靠卡车厢板各坐1列新兵，中间两列新兵背靠背。由于人多，加之又穿着皮大衣，车厢内十分拥挤，新兵们连脚都放不下。相向对坐着的两列新兵的双腿要相互交叉放置，即甲的腿要放在乙的胯下，乙的腿要放在甲的胯下，才能勉强坐得到背包上。

当晚，新兵车队住宿雅安兵站。

晚饭后，武克让排长告诉我们，车队第二天要翻越二郎山；二郎山南北走向，是内地进入高原的第一座大山，是湿润的内地气候和干燥的高原气候的分界岭。特别是二郎山的东侧，气候多变，经常是山下下雨，半山有雾，山上下雪。现在正值寒冬季节，山上公路路面被冰雪覆盖，汽车通行困难。他要求大家晚上要休息好。

当晚，我脑海中闪现出以前在家的情景：叔父拉着二胡伴奏，父亲高唱歌曲《歌唱二郎山》，我们兄妹在旁跟着学唱；想象着歌曲中对二郎山的各种描绘，想象着革命前辈们在悬崖峭壁上打眼放炮、奋力筑路的壮举，不由默默地哼唱着“二呀嘛二郎山呀，高呀嘛高万丈……”，久久不能入睡。

遇险二郎山

17日早上，新兵车队从雅安兵站出发。在二郎山下的烂池子兵站吃过午饭后，车队继续前行。

车队行至二郎山“滴水岩”地段时，只见巨大的冰柱倒悬在公路顶上的悬岩边，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这冰柱林形成的岩腔中慢慢行驶；空中水雾交加，能见度极低，公路路面已被厚厚的冰凌覆盖，一层“桐油凌”亮晃晃地罩在路上。汽车在冰路上行驶，不时打滑。

突然，前面一辆汽车熄火了。刹车后的汽车在冰路上慢慢向右后方滑行，戴着防滑铁链的4个后轮根本止不住汽车向后滑。眼看着汽车后轮就要滑出公路了——公路下面可是望不见底的深沟呀！

“啊……”车上的新兵见状都不由得大声惊叫和骚动起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坐在那辆汽车驾驶室里的接兵首长急中生智，急忙跳下车，脱下皮大衣塞向车轮；车上的接兵干部和新兵也接连抛下几件皮大衣，塞住汽车后轮，才使该车止住了滑行，避免了一场车翻人亡的重大事故。好险啦！

新兵车队继续慢慢爬山前行。翻过二郎山，车队进入泸定县境内。只见天空晴朗，蓝天上飘着白云，颇为壮观。山上枯草遍地，树叶枯黄，岩石裸露。

狭窄的公路上很多地段塌方。有的路段堆积着山上垮塌下来的土石方，靠内的路面高，靠外的路面低，汽车只能倾斜着车厢缓慢通行。此时，新兵们的心里真是捏着一把汗，害怕汽车不小心翻下岩去。

有的路段向下塌方后，公路靠外悬岩路边出现缺口，路面只有汽车两边轮胎距离那么宽。我们看见前边汽车的后轮主胎在缺口处的路面上行驶，副胎则在缺口处悬空飞转。那情景真是叫人提心吊胆，神经高度紧张！

尽管此前随车的武排长曾告诉我们，担任运送新兵任务的汽车驾驶员都是从汽车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有多年川藏线驾驶经验的正、副班长和骨干，叫我们不用担心，不要惊叫，以免影响驾驶员开车的注意力，但我们的心始终是悬着的。

新兵车队安全抵达泸定兵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在大渡河畔。

初尝高原反应

20日中午，我们来到了海拔4100多米的理塘草原。

理塘草原海拔较高，空气稀薄，缺氧明显，新兵们呼吸困难，普遍感到气紧、胸闷、双唇发紫，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个别新兵高原反应强烈，随队军医容文斌立即用随车携带的氧气袋给其吸氧，缓解高原反应。

新兵们在理塘兵站吃过夹生米饭的午餐上车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大家连爬上汽车的力气都没有了。新兵要上车，要由先上车的人往上拉、站在地面的人往上推才行，否则个人是难以爬上大卡车的。这时，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内地的壮实青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初步体验到了高原反应的厉害。

武排长鼓励我们说，当年十八军进藏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边打仗，一边筑路，其艰苦、艰难程度比现在大得多；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种种不适，安全到达部队。

当车队后来经过海拔5008米的东达山时，新兵们的高原反应更是强烈。大家都凭着坚强的毅力忍耐着，坚持着，没有人叫苦。

到达部队

新兵车队经过8天的艰难行进，翻越了二郎山、折多山、东达山等几座大山，跨过了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江河，行程1300多公里，终于在12月23日下午安全达到部队驻地——昌都邦达草原。

放眼望去，辽阔的邦达草原伸向天边，一条弯曲的小河从草原中流过；蓝天上白云朵朵，天空中阳光灿烂，远处的雪山巍峨挺拔。近看红旗飞舞，营房座座。从部队营房延伸到草原中央的两列队伍里，部队首长和老兵们敲锣打鼓，热烈欢迎我们这批新兵的到来。队列中那张张饱经风霜、饱受太阳紫外线照射、棱角分明的脸上都泛着红光，挂着微笑；那些黑里透红的脸庞，在红色帽徽、领章的映衬下，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

当我带着满身疲惫和坐肿了的双腿跳下卡车、目睹部队热烈的欢迎场面时，心中一股“到家了”的感觉油然而生，一切疲劳都悄然逝去。

严峻考验

新兵抵达邦达后，全体列队。部队分兵。

我被临时分在三营八连。老班长名叫李八一。

经向李班长和其他老兵打听得知，部队驻地海拔4330多米。驻地有一个邮政代办点，每周有两班邮车路过。正常情况下，从部队寄出一封信到内地，通常需要半个月时间；要到收家中的回信，那就得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如遇大雪封山，邮车到达邦达的时间就得往后推，没个准的。

稍作安顿后，我便找出信笺、信封，给家中的父母亲写信报平安。为了使父母亲尽快收到我平安到达部队的消息，我把写好的家信，托第二天离队的一个退伍老兵带到内地邮寄回家。

12月24日上午，全营新兵带背包集合，重新分配。

我被分在七连，编在新兵二班。全班9个新兵。班长姜方忠、副班长刘华明，分别是1970年、1971年从四川康定应征入伍的老兵。

人们都说高原气候恶劣，但在我看来，这邦达蓝蓝的天空不就和家乡夏季的晴天差不多吗！难道说高原气候就真的有那么可怕？那时，我还真有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信邪的气概。

但是，我的这种看法还没坚持多久，就被残酷的事实击破了。

12月26日，也就是我们刚到部队的第三天，传来了令我十分震惊的消息：我们公社一大队新兵、二营五连战士陈善祥，因强烈的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在前一天（25日）去世了。

陈善祥的去世，给我们新兵来了一个下马威，在我们新兵中一度引起强烈震动，大家的心理压力很大。

我和陈善祥一起入伍，进藏时编在一个新兵班，同坐一辆汽车。他才18岁，刚到部队才两天，连鲜红的帽徽、领章都没来得及戴上，这个年轻而漂亮的小伙子怎么说去就去了呢？真叫我难以置信！但是，残酷的事实就是这样明摆着的，无法改变。我为这位同乡新兵战友的早逝感到悲痛！感到惋惜！

陈善祥的早逝，让我对高原气候的厉害有了深刻的认识：恶劣的气候和强烈的高原反应，稍有不慎，是要人命的！

没过几天，邦达下起了鹅毛大雪，地面平均积雪达五六十厘米，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异常寒冷。

我们全班的9个新兵先后都感冒了。尽管在连队卫生员处拿了药吃，但是一点不见效果。听班长、副班长说，在邦达，人感冒后，就是吃药、打针，至少都要半个月以上才能好得了。

那几天，晚上熄灯后，全班新兵的咳嗽声可谓名副其实的此伏彼起。一个个新兵喉咙咳痛了，嗓音咳粗了，肺咳大了。

那些天，我头晕，脑胀，面青，唇紫，气紧，胸闷得慌，咳嗽不止，行走无力。上厕所时，从连队的干打垒简易营房到屋后的厕所之间短短的四五十米距离，我就象那八九十岁的老头儿得了哮喘病一样，途中要停歇几次，用双手撑住双膝，张大嘴巴，粗粗地喘上一阵气，休息一会儿后，再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才能缓缓地、一步一步地挪动到目的地。

我刚离开家人，来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高原当兵，还不习惯独立生活，天天盼望家中的来信，想家心情迫切。一个月后，其他通过邮寄书信的新兵战友都陆续收都家中的回信了，我家中却杳无音信。大约在两个月后，在苦苦等待和盼望中，我终于收到父亲给我的第一封回信。估计是我刚到邦达时，在八连托的那名退伍老兵回家后忘了及时给我家寄信所致。得到了家人的安慰，我心里平静了许多。

安心高原服役

邦达草原的条件艰苦、恶劣，但这些困难没有难住我们新战士。

在新兵集训期间，通过条令、条例以及我军宗旨、性质、任务、传统、作风和纪律等方面的学习，我不断端正服役态度，逐步树立起了安心高原服役、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不断磨练自己的信念，明白了革命战士要以高原为家，扎根高原的道理。

在连队举行的授枪仪式上，连长成海舟为我们新兵授枪并提出了要求。我知道了军人的神圣职责和武器的重要性：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人在枪在；要爱护、保管、保养好武器，使武器经常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通过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和擒敌拳等有序的体能训练，我逐渐适应了高原气候。步枪第一练习实弹射击考核，我取得了优秀成绩；手榴弹实弹投掷考核，我取得了良好成绩。新兵训练结束时，我受连队前嘉奖一次。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克服了部队驻地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和缺乏新鲜蔬菜、洗不上澡、嘴唇开裂等困难，安心高原服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积极参加国防施工、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王心明：四川省隆昌市人；1972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司号员、文书、书记、副政治指导员、干事、参谋、科长等职；1998年7月转业地方工作，2012年9月退休。

作者：王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