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史籍记载虽然很少，但是墓志的记载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读政治和文学的线索。墓志云：

父庭芝，左千牛、周王府属，人物本源，士流冠冕。宸极以侍奉为重，道在腹心；王庭以吐纳为先，事资喉舌。落落万寻之树，方振国风；昂昂千里之驹，始光人望。属楚国公数奇运否，解印褰裳，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并从流迸，同以忧卒。赠黄门侍郎、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访以荒陬，无复藤城之榇；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

因为上官庭芝官职不高，加以与上官仪同时被贬和被杀，故而墓志的记载侧重于主观的评述。而“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说明上官庭芝也还是有文学著述的。尽管他前不如其父上官仪的文学地位，后不如其女上官婉儿的文学影响，但在其文学家族的传承中应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后，上官婉儿的堂兄弟上官经野也是一位能文之士。《元和姓纂》记载上官仪生庭芝、庭璋。庭璋生经野、经国、经纬。是经野等是婉儿的堂兄弟。新出土《唐韩敬峤妻王氏墓志》，撰文者署名上官经野，结衔为“右千牛中郎、天水郡开国公”①。又《容斋三笔》卷一二《紫极观钟》条载：

“饶州紫极观有唐钟一口，形制清坚，非近世工铸可比。刻铭其上曰：‘天宝九载，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铭文亦雅洁，字画不俗。”［5］（P557）上官经野为鄱阳太守时，妻韦氏造钟而其铭文、序都由当时文人所撰，也可证明经野与当时文士相互往还交流的情况。

最后，上官婉儿本人是初唐宫廷诗风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墓志云：

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

“诗书”和“翰墨”体现了上官婉儿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和成就。她的文学成就是由其才华和其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的，作为文学世家的传承关系也是她取得成就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她的地位和影响与其祖父上官仪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尤其突出体现在诗风的因袭和超越方面。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云：“上官体虽得名于唐高宗麟德以前，实光大于万岁通天以下，其间料量对偶，商酌声病，为新体诗厘定格律者，颇不乏人；而上官婉儿又从而鼓动帝王，侈大书馆，增添学士，引进大臣名儒充此职位。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风矣。”［6］（P25）这段论述对于阅读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了解上官体的家学传承，颇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综览上官婉儿家族的遭遇，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上官弘在隋代官至比部郎中，辅佐吐万绪平定江南，颇著功绩，但却为将军陈稜所杀。上官仪为唐太宗亲近的大臣，高宗时官至宰相，但因为武则天指使许敬宗诬奏其谋反而被杀。上官庭芝则在上官仪谋反案中一同被杀。上官婉儿虽然是武则天器重的重要人物，后来成为唐中宗的昭容，但也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在唐隆政变中被处死。上官婉儿祖孙四代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尤其是上官仪和上官婉儿都以文名而流传于后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替代的重要诗人。上官弘和上官庭芝虽然文名不显，但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亦使得他们的文学表现得到了证实。

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

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唐刘《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7］（P32）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8］（P361）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

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

上官仪被杀时，上官婉儿被配入掖庭，到十三岁成为宫中才人。她以聪明颖异得到武则天的重视，并逐渐成为其亲近的人物。这在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中较少涉及，但却是我们研究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故我们补充论述。上官婉儿在武则天时期对于诗坛、文坛的贡献主要有四个节点：第一，入宫之际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新唐书·上官昭容传》载：“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3］（P3488）第二，万岁通天元年（696），始掌诏命。《新唐书·上官昭容传》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3］（P3488）《太平广记》引《景龙文馆记》云：“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俊，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9］（P2133）第三，圣历以后，参决章奏。《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2］（P2175）第四，久视元年（700）之后，与武则天共同推进文坛建设。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竣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奥主之协赞者也。”［10］（P1004）

中宗时期，上官婉儿由婕妤至于昭容，这也是她政治和文学的巅峰时期。她对于诗坛、文坛的贡献主要有两个节点：第一，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上官婉儿专掌制命。《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载：“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2］（P2175）第二，景龙二年（708）劝中宗扩充修文馆，引入文学之士，组织文学活动。《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载：“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2］（P2175）《新唐书·上官昭容传》亦载：“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群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3］（P3488）《资治通鉴》亦云，中宗景龙二年，“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考异》称：“上官昭容劝帝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直学士八人以象八节，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11］（P6622）自此以后，修文馆经常举行宫廷诗歌唱和活动，对于唐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官婉儿不仅从事诗歌创作，而且竭力鼓动帝王从事文学的群体活动，并以自己的品评才能使得中宗时期在朝廷上下形成了靡然成风的局面。

就诗歌创作而言，《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载：“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2］（P2175）上官婉儿死后，唐玄宗令人编写其诗集，并使张说作序。上官昭容文集今虽不传，但其诗歌今存三十二首，包括三言诗二首、四言诗五首、五言绝句十九首、七言诗六首。如其五律《彩书怨》是一篇难得的佳制：“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事，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12］（P61）诗用《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典发端，点明秋日怀远。次联“香被冷”和“锦屏虚”是主人公寂寥心境的最佳写照。三联“江南曲”和“蓟北书”表现空间远隔，“欲奏”和“贪封”表现别意绵长，思念心切。尾联“无别意”实则蕴含着深深的别意，为反跌之笔，“久离别”更显无限怅惘之情。这是一首格律严整的五律，平仄、粘对、韵律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真情实感又在绚丽的字句中自然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这是一组山水诗。就体裁而言，有三言二首、四言五首、五言律诗六首、五言绝句九首、七言绝句三首。整组诗描写林泉风景，颇堪入画。对于山水具有心灵的体悟和生命的融入，加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细入毫厘的表现，呈现出一缕清新俊爽的气息，有别于南朝到初唐宫体诗的格调。“石画妆苔色，风梭织水文”、“水中看树影，风里听松声”、“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斗雪梅先吐，惊风柳未舒”，物

色的表现自然清丽。“暂尔游山第，淹流惜未归。露窗明月满，涧户白云飞。书引藤为架，人将薜作衣。此真攀玩所，临睨赏光辉。”［12］（P62）这样的山水真是世外仙境。作为掌管朝政大权的人物，在游览林泉之际有这样忘我倾心的表现也是唐代兼有士大夫和文士身份的人物对于山水的挚爱。这样的诗歌，在唐诗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盛唐时期以王维《辋川集》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和园林文学中“返璞归真”和“自然平淡”的风格，在这一组诗中可以找到直接的端绪。

就诗歌品评而言，《唐诗纪事》记载了中宗时这样一件事：“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上官）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13］（P28）上官婉儿这样的评论非常精当，千载之下，犹令人心折。她因沈佺期诗尾联“词气已竭”、宋之问诗“犹陟健举”，遂抑沈扬宋，实际上就是主张诗歌应当有“气骨”，应当含蓄，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时表现出诗人的精思，因“明月尽”结“晦日”，“夜珠”结“昆明池”，实际上是以池中夜明珠的景象别开生面，引人回味。这已经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宫廷诗人的实际创作水平，反映了诗歌发展的新动向和必然趋势，对于“声律风骨始备”的盛唐诗歌的形成，不能不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①《资治通鉴》景龙二年记载：“（中宗）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11］（P6622）是以中宗时重文之风，与上官婉儿的品评甲乙有着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具有秤量天下、品评人物的天性，故而张说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颖异离奇之事：“上官昭容者，故中书侍郎仪之孙也。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岂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10］（P1004）“秤量天下”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文学人物的品评，也正因为上官婉儿的诗歌品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朝野上下诗坛竞争的风气。

就群体活动而言，从武则天到唐中宗时期，经常会有宫廷之中的诗歌群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上官婉儿担任着重要角色。一是联句赋诗。《全唐诗》卷二收录《十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体联句》，是十六位作者共同写作的联句诗：“润色鸿业寄贤才（李显），叨居右弼愧盐梅（李峤）。运筹帷幄荷时来（宗楚客），职掌图籍滥蓬莱（刘宪）。两司谬忝谢钟裴（崔湜），礼乐铨管效涓埃（郑愔）。陈师振旅清九垓（赵彦昭），欣承顾问侍天杯（李适）。衔恩献寿柏梁台（苏颋），黄缣青简奉康哉（卢藏用）。鲰生侍从忝王枚（李乂），右掖司言实不才（马怀素）。宗伯秩礼天地开（薛稷），帝歌难续仰昭回（宋之问）。微臣捧日变寒灰（陆景初），远惭班左愧游陪（上官倢伃）。”②又收录《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是十四位作者共同写作的联句诗：“大明御宇临万方（李显），顾惭内政翊陶唐（皇后）。鸾鸣凤舞向平阳（长宁公主），秦楼鲁馆沐恩光（安乐公主）。无心为子辄求郎（太平公主），雄才七步谢陈王（温王重茂）。当熊让辇愧前芳（上官昭容），再司铨筦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学海思济航（著作郎郑愔），万邦考绩臣所详（考功员外郎武平一）。著作不休出中肠（著作郎阎朝隐），权豪屏迹肃严霜（御史大夫窦从一）。铸鼎开岳造明堂

（将作大匠宗晋卿），玉醴由来献寿觞（吐蕃舍人明悉猎）。”［12］（P25）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儿不仅是联句的亲自参加者，而且在联句群体中还担任组织和代作的角色。《朝野佥载》称：“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昭容，上官仪孙女，博涉经史，研精文笔，班婕妤、左嫔无以加。”［14］（P17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称：“中宗宴群臣‘柏梁体’，帝首云：‘润色鸿业寄贤才。’又：‘大明御宇临万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笔耳。”［15］（P1003）又《新唐书·上官昭容传》载：“数赐宴赋诗，群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3］（P3488）可见在群体诗歌联句和唱和活动中，上官婉儿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扈从应制。《唐诗纪事》卷三记载：“中宗立春日游苑迎春，昭容应制云：‘密叶因裁吐，新花逐剪舒。攀条虽不谬，摘蕊讵知虚。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13］（P26）《全唐诗》还载有上官婉儿《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题注云：“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令昭容赋诗，群臣属和。攀藤招逸客，偃桂协幽情。”［12］（P61）属和之群臣有李峤、崔湜、李适、郑愔、刘宪、李乂等。

贞元十四年（798），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上官昭容列名书缝处。诗人吕温大为感叹，因赋《上官昭容书楼歌》云：“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玉楼宝架中天居，缄奇秘异万卷馀。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风吹花露清旭时，绮窗高挂红绡帷。香囊盛烟绣结络，翠羽拂案青琉璃。吟披啸卷终无已，皎皎渊机破研理。词萦彩翰紫鸾回，思耿寥天碧云起。碧云起，心悠哉，境深转苦坐自摧。金梯珠履声一断，瑶阶日夜生青苔。青苔秘仙关，曾比群玉山。神仙杳何许，遗逸满人间。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13］（P29）贞元十四年距上官婉儿之死已逾八十年，诗人目睹遗迹，想见其风采，写下了这首既仰慕又感叹的篇章。上官婉儿的影响不仅在初唐，而且一直贯穿着整个唐代诗坛。

三、《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特殊的人物传记

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经历了“显荣—悲惨—显荣—悲惨”四个阶段。童年时代，因为祖父上官仪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显赫一时，有过一段显荣的经历，但因为武则天使人罗织上官仪谋反之罪而使其下狱致死，以致与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杀，上官婉儿也就被没入宫廷。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毁灭崩溃的一大悲剧。然而机缘巧合，上官婉儿入宫之后，因其才华得到武则天的欣赏，又因其运转政治的能力而逐渐掌握后宫的大权，直至中宗时由婕妤到昭容，达到正二品的显要官职。然而她又处于宫廷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旋涡之中，在唐隆政变之中被杀，酿成了最后的悲剧性结局。死后还因为太平公主的关系，得到了朝廷重视的极高规格的葬礼，标志着死后的显荣。要撰写这样人物的墓志，非大手笔者难以承当。

《上官婉儿墓志》并没有完整地叙写她一生的事迹，只是重点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突出其家世。她的远祖为高阳氏之后，子为楚上官大夫，此为得姓之由来；女为汉昭帝皇后，突出其先祖的女性系脉曾经有过的皇后身份，与上官婉儿的昭容身份前后呼应。曾祖上官弘、祖父上官仪都是官位较显声望甚隆的人物，父亲上官庭芝因与上官仪同时被杀故官位不高，但也因上官婉儿而追赠至黄门侍郎、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这都重在突出其显赫的家世。第二是叙述其后期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叙述政治表现时，跳过武则天时期的经历，从墓志称“先皇拨乱返正，除旧布新”，可见政治的翻覆造成时事的巨变，故而墓志主要叙述其在中宗时对待韦后专权的经历。同时墓志通过对上官婉儿死后葬仪的叙述突出太平公主的表现。这些事实的取舍和详略的安排，从一些侧面表现出当时动荡的后宫政治对于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上官婉儿死后，玄宗令人收其诗笔，编成文集二十卷，又令张说为之作序。张说还作《昭容上官氏碑铭》，相互类

比与印证，《上官婉儿墓志》亦应出于当朝著名文人士大夫之手。

（二）墓志文体的曲笔

上官婉儿因为政治事件招致被杀的结局，而墓志因为尊体的需要往往是正面叙述墓主的事迹，故而上官婉儿之死，作者运用曲笔加以表述。志云：

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皇基于倾覆，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

在正面歌颂李隆基的基础上，对上官婉儿被杀的结局只用了“亡身于仓卒之际”进行委婉的表述。上官婉儿之死，史书记载较为明确。《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载：“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2］（P2175）《资治通鉴》则云：“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11］（P6646）因为运用曲笔，仅说明其死在“仓卒之际”，故而没有记载其具体时间，这可以同新出土的《大唐故勃逆宫人志文并序》相参证：“期以唐隆元年六月廿三日，先危今上圣躬，并及太平公主。皇太子密闻其计，先难奋发。以其月廿日，挺身鞫旅，众应如归。七庙安宁，群凶殄灭。宫人以其夜死。”［16］（P315）这就是安乐公主墓志，因其被追贬为“勃逆宫人”，故撰写墓志时不需要曲笔。这在新出土的其他墓志中也有所表现，如《集州刺史丁元裕墓志》：“孝和中兴，书玉册，留内宴，仍赐绢百匹。诸王玉册、功臣及卿相告身，多是公书，时人以为妙绝。景云中诛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国。今上春宫赋诗，欲闻太上，知公擅书，诏于殿下缮写，揽而褒美，赐宴并赉绯䌷绫十匹。”［17］（P603）所谓“诛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韦后之乱而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在当时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笔的。

墓志运用曲笔，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这是中国历史叙述的一种传统和笔法，体现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用意，将具体事实通过隐晦的文字和婉转的文笔表达出来。墓志因为死者讳的需要，这种笔法更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我们称之为“曲笔”。曲笔是唐代墓志中较为特殊的现象，也是针对特殊人物所用的特殊笔法，我们由《上官婉儿墓志》引发而加以申述。唐代墓志对于墓主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或不正常死亡者往往采用曲笔。总体而言，就内容方面，有关于宫廷事件的曲笔、关于党争的曲笔等；就手法方面，有通过隐语表现、通过用典表现、避重就轻以回避事实等等。略举五个实例加以印证：

1.《永泰公主墓志铭》：“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玉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女娥席曲，乘碧烟而忽去；弄玉箫声，入彩云而不返。呜呼哀哉！以大足元年九月四日薨，春秋十有七。”［18］按史书曾记载永泰公主的死因，《旧唐书》云：“太子男邵王重润及女弟永泰郡主窃言二张专政。易之诉于则天，付太子自鞫问处置，太子并自缢杀之。”［2］（P2707）这里的“郡主”就是永泰公主。《新唐书》云：“（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杀邵王重润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3］（P102）《资治通鉴》则言：“太

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11］（P6556-6557）不管是自杀还是被缢杀，都是因武则天时期政治因素而不正常死亡。中宗即位之后，追封为“永泰公主”重新厚葬，对于这样的死因当然不便在墓志中直接表现，故用“珠胎毁月”（即难产）以暗示其死。又志文中“自蛟丧雄鳄”、“槐火未移”则是通过典故的运用以暗示其夫武延基被杀的结局。

2.《雍王李贤墓志》：“摇山落构，望菀摧基。一坠卯精，永托辰尾。文明元年二月廿日，薨于巴州之别馆，春秋卅有一。”［19］（P84）又《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铭》云：“贾生赋 ，虽坦怀于化物；孝章愁疾，竟延悲于促龄。以文明元年二月廿七日，终于巴州之公馆，春秋卅有一。”［19］（P85）据新、旧《唐书·章怀太子传》，文明元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绩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对于被杀的情况，有关李贤的两方墓志铭并没有直接点明。

3.《刘祎之墓志铭》：“然以 府幕，兼崇定策之功；久掌丝纶，遂迫奸臣之忌。奄罹冤酷，上诉无因。以垂拱二年八月十二日薨于河南崇业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七。”［20］对于刘祎之的死因隐而不详。考《旧唐书·刘祎之传》：“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2］（P2848）是刘祎之为武则天赐死于家，而其子刘扬名为其父的声誉在撰写墓志时采了曲笔隐讳的方式。

4.《王庆诜墓志铭》：“君无嗣，长女适同州司户参军陇西李先。次女先亡。次适清河崔兴嗣。”［21］（P123-124）这里的“次女先亡”表现得过于隐晦，考《新唐书·来俊臣传》：“始王庆诜女适段简而美，俊臣矫诏强娶之。它日，会妻族，酒酣，（卫）遂忠诣之，阍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骂，俊臣耻妻见辱，已命驱而缚于廷，既乃释之，自此有隙，妻亦惭，自杀。简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风旨，简惧，以妾归之。”［3］（P5907）可见，太原王庆诜之女在武则天时逼嫁于酷吏来俊臣。该女先嫁段简，因有美色，被来俊臣逼嫁。由此，卫遂忠公开搅乱宴席，致使王氏家族蒙羞，结果王女自杀。墓志仅用“次女先亡”曲笔带过，亦旨在维持家声。

5.《陈希烈墓志铭》：“太师属元凶放命，大滔天，剥丧鸿猷，栋折榱坏。不然者，我太师侍讲紫极，清论皇风，则张禹、胡广之俦，曷足为盛！呜呼！使八十之年，遭遇否理，为述何伊，且封且树，略志伊何，或当永固。”［19］（P152）所言其死因相当隐晦，《旧唐书·陈希烈传》载：“禄山之乱，与张垍、达奚珣同掌贼之机衡。六等定罪，希烈当斩，肃宗以上皇素遇，赐死于家。”［2］（P3059）《新唐书·陈希烈传》载：“及禄山盗京师，遂与达奚珣等偕相贼。后论罪当斩，肃宗以上皇素所遇，赐死于家。”［3］（P6350）因陈希烈在安史之乱中担任伪官，乱平后被赐死于家，墓志没有直言，采用隐晦的笔法。

（三）墓志内容的文学表现

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题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儿墓志》也是如此。但这方墓志文学性很强，无疑出于朝廷大手笔之手。

1.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

有唐一代尤其是初盛唐时期，朝廷公文都以骈体为主。墓志虽不完全属于公文类别，但朝廷重要人物的墓志或朝中堪称大手笔的重要文学家撰写的墓志也大多以骈体为主。《上官婉儿墓志》从整体上看，就是运用骈体以构建文章格局的。文章除了其先世所历官职的部分文字用散文叙述之外，无论是序文还是铭文，都是骈体。如墓志的前半记载上仪官职之后的评述：“波涛海运，崖岸山高，为木则揉作良弓，为铁则砺成利剑。采摭殚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穷；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至于跨蹑簪笏，谋猷庙堂，以石投水而高视，以梅和羹而独步，官寮府佐，问望相趋，麟阁龙楼，辉光递袭，富不期侈，贵不易交。生有令名，天书满于华屋；没有遗爱，玺诰及于穷泉。”文字上通体属于骈体，并以四六句式为主，将上官仪的政治、学术、文学和文化的功绩展示出来。对于家世的叙述是在官历的记述之后

再行骈体的概括与评价。墓志的后半部分对于上官婉儿的叙述和评价，都是采用骈体行文的。直到序文的末尾都是典型的四六骈文。

2.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

墓志对于上官婉儿本身，主要叙述其两件事：一是中宗在世时对于韦后的态度，二是唐隆政变时的具体表现。尤其是前者，主要通过具体的细节以描写其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志文描写其谏立皇太女之事云：

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才救悬丝之命，屡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

这段文字记载上官婉儿对于韦后欲立皇太女之事，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将上官婉儿的刚强、果敢、机智、决断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对于唐隆政治本身，因为事涉非常，加以上官婉儿横死的结局，不便对其细节作过多的记述，故而采取曲笔方式表现，可见墓志的作者在行文过程之中是应势而变化的。

3.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

细读志文，感受到全篇是整饬典雅的骈体文字，但又不落俗套，在整饬中求变化，在典雅中显精致，将关涉唐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四六句式作为文章的主体句式。如四字句式：“官寮府佐，问望相趋，麟阁龙楼，辉光递袭，富不期侈，贵不易交。”六字句式：“采摭殚于糟粕，一令典籍困穷；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而更多的是四六交错句式，如描写上官庭芝：“落落万寻之树，方振国风；昂昂千里之驹，始光人望。”“访以荒陬，无复藤城之榇；藏之秘府，空余竹简之书。”描写安乐公主之逆：“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描写上官婉儿之死：“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销；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其次，在注重对仗的基础上采取递进方式行文。如志文叙述上官婉儿极谏的方式：“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层次是上、中、下三种，而三个层次的句式都是“二、五、四”的固定格式。再次，铭文既整饬而又富于情感的变化。铭文部分由两段四字句构成：其一是表现墓主显赫的家世传承，“公侯相继”和“宫闱以得”而“若合符契”；其二是抒写墓主死后的哀婉感伤，“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抒情的语调通过整饬的文字出之，更具感人意味。序文侧重于上官婉儿家世，故铭文的第一段重在家世的显赫和传承；序文侧重于中宗拨乱反正及与之相关的唐隆政变的描写，故铭文的第二段重在对于上官婉儿之死的感伤和叹惋。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从中体现出的家族特征又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上官仪的诗坛宗主地位，上官婉儿则是初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体现了“上官体”家学传承的因素。《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其祖孙四代在文学上的修为，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缘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传记文学而言，剪裁非常特别，通过家世的叙写及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把这位复杂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凸显出来。同时，这样一位悲剧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观写实的话，又会触犯政治忌讳和墓主声誉，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笔的表现方式。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学表现而言，则重在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参考文献：

［1］ 林宝：《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

［2］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

［7］ 刘：《隋唐嘉话》，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9］ 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 董诰：《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 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 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张：《朝野佥载》，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王世贞：《艺苑卮言》，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 孟宪实：《〈安乐公主墓志〉初探》，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7］ 赵振华：《新出唐丁元裕墓志研究》，载《唐研究》第十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 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志铭》，载《文物》1963年第1期.

［19］ 吴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20］ 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刘祎之墓志及其史料价值》，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1］ 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SHANGGUANFamily and theLiteratureinEarly TangDynasty——Discussion on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Newly Excavated SHANGGUAN Wan’er Epitaph

HU Ke-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Zhejiang 310028,China）

Abstract：SHANGGUAN Yi and Wan’er are two leaders successively in poetic circle in early Tang Dynasty,and influencethe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Recently,theexcavation of SHANGGUAN Wan’er Epitaph brings a new chance to the re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in early Tang Dy⁃nasty,especially the record of the family background in half space of the epitaph which provides cru⁃cial original empi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family literature. SHANGGUAN Wan’er Epitaph is also an excellent biographical literature,which reveals a new change on the epitaph style through the special form of biography and the obscure words with euphemistic expression.

Key words：SHANGGUAN Wan’er Epitaph;SHANGGUAN family;poetic circle in early Tang Dynasty;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作者简介：胡可先，男，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以新出石刻为依据的考察”，项目编号：10BZW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A751077

本文原载于《求是学刊》 2014年第5期 P163-172页，转载请注明来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