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苏联是第一个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并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空前友好的阶段。

冷战初期，我国几乎是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完完全全站在“老大哥”这边。

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树矮，苏联树高”，还称呼赫鲁晓夫为“班长”。

可以说，此时两国之间甜蜜得犹如新婚夫妇，然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就在毛泽东访苏一年后，中苏之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裂痕，并且迅速从“蜜月期”走向了“冷冻期”。

这一变化，对两个大国，乃至全世界的局势都造成了深刻影响。

从携手割席分坐

纵观中苏关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58年裂痕初现。

毛泽东曾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矛盾的由来。

1958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

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

当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给彭德怀，希望双方共同投资1.1亿卢布，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使用时间双方各占一半。

彭德怀同意了，但提出由中国自行建设。

随后，双方多次洽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长波电台”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

当年7月，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但是要以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作为交换。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看穿了苏联的用意，很不高兴，直接予以拒绝，并痛斥苏联打着“合营”的名义索要“租借权”。

此后，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但仍无法缓和双方僵局。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变得很紧张。

1958年，赫鲁晓夫再次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这让毛主席深感不快。

他直言道：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年来都说中国贫穷落后，人口众多，失业问题严重，因此是廉价劳力的来源。但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认为这是污辱。你这个建议让我们很难办。如果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很显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方面，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

1959年矛盾升级。

国庆节前夕，赫鲁晓夫抵达北京。

他刚到北京，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和中国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赫鲁晓夫要求中国服从苏联外交的需要，在台湾、印度等问题上相应地实行“缓和”政策，对美国和印度都不能强调斗争。

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买账，严厉批评苏联的妥协政策。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直接用难听的语言讽刺中共领导是“好斗的公鸡”。

1960年正式决裂。

1月31日，苏联大使把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中称，苏联打算单方面裁减120万军队，要中国配合苏联。

对此，中国并没有如苏联所愿。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攻击中国不配合他对美国的“缓和”政策。

更令人气愤的是，赫鲁晓夫还到处做东欧国家的工作，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煽风点火怂恿东欧国家一致“对付中国”。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意识到问题日趋严重，但是并不想和苏联直接撕破脸，因此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

但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并不打算就此作罢，而是直接把战火越烧越猛。

7月16日，苏联不顾中国政府一再挽留，召回在华全部专家，并撕毁了全部援华合同。

至9月底，1390名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返回了苏联；343个专家合同被取消，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终止。

对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1960年后大军压境。

时间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矛盾逐渐激化，长达十余年的冲突终于被摆上了台面。

苏联在中国伊宁、塔城等地区进行颠覆、策动暴乱，煽动大量边民越过边境线，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愈益严重。

1966年，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就此中断，之后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到1968年为止，苏联军队已在新疆--蒙古--东北一线部署了大量地面部队，上千架战机与中程导弹直指中国境内。

1969年3月，中苏历史上最严重的边境冲突终于发生了：苏联军队在边境巡逻时常越线，甚至枪杀我国边民，我国军队被迫开枪自卫。

双方之间的冲突从口角之争上升为冷兵器，再升级为热兵器冲突，珍宝岛战役由此爆发。

从前同气连枝的盟友，终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