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友人来问及为什么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关雎〉解析》中说“安大简《邦风》显然不是从《论语》所说《诗三百》中拆分出来的，只会是当时仍单编流行的《邦风》而非《诗经》” ，大致聊了几句，意识到学界的洗脑灌输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所以干脆这里先解释一下何以春秋末期存在《诗三百》是非常缺乏可信度的说法这个问题。 《诗》三百之称，先秦典籍只见于《墨子·公孟》、《礼记·礼器》、《论语》。《论语》这本书和其他先秦诸子典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第一，据《论衡·正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可见《论语》最初是称“传”，不是以通常的某子形式冠名的，与先秦诸子结集冠名方式不合；第二，“子曰”这种起句方式，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子”说过的，也就是说，如果《论语》的编者以他人的言论冒为孔子之说，也无从指摘；第三，可能为先秦典籍的这个范畴里，只有《礼记·坊记》明确引过一句《论语》，而前引《论衡》文说明，仅这一条也很可能是汉代窜入的。这意味着，《论语》完全可能就是出自孔鲋之手，如此则说《论语》是先秦文献都很勉强，遑论幻想什么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历代学人无视《论语》中词句特征而刻意拉高《论语》成文时间的行为，不过是传统意识作怪而已；第四，其他先秦典籍引用与《论语》所记相似或相同的句子时，或者干脆不认为是孔子及孔子弟子说的，或者径直称孔子其人而不言《论语》其书，无论哪种情况，显然都说明《论语》中拼凑了很多传闻之辞；第五，《论语》有抹除言辞背景的倾向，脱离背景的言辞，很容易被以任意方式诠释，也更容易被改动、增删，这一点众所周知。所以，《论语》称及《诗三百》，完全不足以证明春秋末期《诗三百》是真实存在的。《礼记·礼器》即使相信《礼记》基本皆为先秦作品的王锷先生，也定为战国中期 ，而笔者则认为由《礼器》杂取诸说和率意造作来看，《礼器》更可能是战国末期成文的，故《礼器》也不足以证明春秋末期存在定本《诗三百》。《墨子·公孟》篇成文之晚，素来有论，其称越王勾践已是“昔者”就足以说明，所以《公孟》篇同样不能证明春秋末期存在《诗三百》定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季札观乐于鲁的内容，历来都被论《诗》者所频繁引用，但《左传》的诸多研究者都指出过此段内容并不可信了，整段内容中预言了陈的“不久”、郑的“先亡”，绝不会早于战国前期，更可能是战国后期才敷衍出的内容，所以季札观乐或有其事，但如《左传》中所记论《诗》如此详细则基本毫无可信度能言。 相对于此，分析先秦典籍对《诗》的引述实际上更能反映出《诗》的结集与传播。据笔者记忆，今本《诗经》内容在先秦文献数百次的引用中，陈风、桧风从未被引用过一字一句，足以说明这两部分即使春秋末期存在，也不曾广泛流传。《鲁颂》除《孟子》和《论语》外，也不见任何称引，《孟子》是其弟子后学所集，成编不会早于战国末期，《论语》如前文所言极可能成编也不早于战国末期。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诗经》是贵族教材，何以其他人皆不引《鲁颂》来证明自己的文化素养呢？日本冈村繁先生《周汉文学史考》曾统计《左传》会谈、会面记载中的引诗和赋诗 ，在这个统计表中，齐、王、魏、陈、桧、曹六风皆一次未见，冈村繁先生且据该表指出二南、三卫与之后的十风出现频率区别明显。冈村繁先生较相信传统的记载，笔者则不同，《左传》的编成已是战国后期，这些引诗、赋诗内容自然不能全部视为春秋实录，而如果这样的内容尚且不能涵盖今本《诗经》，那么今本《诗经》究竟是何时编成的，自然是大有疑问的事情。并且，相对于未被引及的《风》诗，先秦典籍中引用逸诗数量出奇地高，据笔者所知，大体目前可见的全部先秦传世文献中，引用了近三十次逸诗，这还未计算出土文献中的逸诗部分，此引用数量已接近对《周颂》的引用总量，由此推测先秦逸诗篇数与《周颂》相当，恐也不为甚过。因此，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今本《诗经》框架并不能上推到春秋末期。 在此基础上，反观安大简《邦风》，即使按《邦风》理解，安大简所收也仍不是今本《诗经》中的全部邦风，而且邦序、句序，用字与今本每每不同，这都说明至战国前期《邦风》很可能尚不具备一个经典性的定本，更遑论《诗三百》，所以笔者才说“安大简《邦风》显然不是从《论语》所说《诗三百》中拆分出来的，只会是当时仍单编流行的《邦风》而非《诗经》。”再由此比较上博简《孔子诗论》，自上博简整理发布以来，学界主流就一直在倾向于拉高其成文时段，而安大简《邦风》既出，《孔子诗论》的成文时段被一些论者人为拉高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试想，如果安大简的原拥有者有全部的《诗经》，何以要抽出几个邦风单独成编，还特意打乱次序呢？儒家不是据说战国时期第一大帮派吗？孔子不是据说拿《诗三百》教了七十二弟子、三千后学吗？子夏不是据说文学第一，在河西开补习班连魏文侯都是他徒弟吗？什么理由安大简《邦风》甚至连邦风都收不齐、理不顺呢？以此反证，即可见《孔子诗论》不但不会是孔子所论，甚至不会是子夏所论，只不过是来历完全不明的造作成篇而已。 回到《樛木》篇，《毛诗序》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文选·潘安仁〈寡妇赋〉》云：‘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嫔于髙族。承庆云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顾葛藟之蔓延兮，托微茎于樛木。’李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妇人之托夫家也。诗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案，潘以女子之奉君子，如葛藟之托樛木。李引此诗为释，是古义相承如此，不以‘樛木’喻‘后妃’、‘葛藟’喻‘众妾’也。且诗明以‘樛木’、 ‘君子’相对为文，无‘后妃逮下’、‘不妒忌众妾’意。《文选·班孟坚〈幽通赋〉》：‘葛绵绵于樛木兮，咏南风以为绥’，李注引曹大家曰：‘《诗经·周南·国风》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是安乐之象也。’潘、李所用诗义，不能明为何家。大家用齐义而说此诗亦不及‘后妃逮下’，知三家与毛义异。”所论明显较毛序合理，《寡妇赋》李善注尚有“累，犹蔓也。”显然也是古注，《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中有“南有樛木，甘瓠累之。”除以“甘瓠”易“葛藟”外，余者与《樛木》起句全同，《南有嘉鱼》此句毛传言“累，蔓也。”即可证李善所注确有来源，而《樛木》毛传却言“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其改易《诗》古注的痕迹至为明显。笔者《安大简〈邦风·周南·葛覃〉解析》已提到：“《葛覃》起兴的‘葛’，旧注往往即指为蔓草，《玉篇·艸部》：‘葛，功遏切，蔓草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葛藟，下伦委反。郭璞注《尔雅》云：‘藟，藤类也。’《文字典说》：‘葛，蔓也。’”而《说文·艸部》：‘蔓，葛属也。’说明葛、蔓往往互训，而蔓与蛮通，《左传·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公羊传》作‘戎曼子’，河南腹地周边往往有鄤姓国族，名曼或蔓的地名，皆与蛮氏有关。”葛、藟皆蔓生，所以可以取喻于蛮，由李善所引古注也可见“累，犹蔓也。”故《樛木》以“南有流木，葛藟累之”起兴，很可能就是在比喻蛮君与友邦国君的联姻，比之于《召南·鹊巢》，则《樛木》诗盖即蛮君为祝贺新婚夫妇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