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对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政策，制造了一系列血案。血的教训警示广大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用和平手段是无法从国民党手中争取到民主的。为应对国统区内的血雨腥风，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为中坚力量和先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第二条战线”。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条战线的一次重要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

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同济大学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坚强堡垒。一大批经受了斗争锻炼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大批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1947年12月底，寒流袭击上海， 同济大学学生首先开始劝募寒衣，图为当时报道

1947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修正自治会规则》，妄图依仗这个法令成立各校御用学生自治会，打击和取缔学生自选的、进步的自治会，进而扼杀学生的民主运动。

此时，同济大学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任期届满，面临改选。校园弥漫着民主选举的炽热气氛。校长丁文渊一贯压制校内学生运动。此时，他再次出来向学生训话，强调按照新修订的规则办事，不许召开系科代表大会，由校方指定15人筹备学生自治会，各学院分别成立自治会，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学校民主墙上迅速贴满了几百张抗议大字报，被丁文渊指定筹备改选工作的几位学生也发表声明，拒绝校方指定。

1948年1月11日，系科代表大会排除干扰如期举行。大会通过了学生自订的自治会章程，决定13日举行全校普选。

同济校园顿时沸腾起来，各班级如火如荼地进行竞选的宣传活动。1月13日，1930位同学（占全校学生85%）不顾校方的威胁，踊跃投票。当天晚上，在工学院举行了三千多人参加的“上海市大中学生救饥救寒运动胜利结束暨同济大学第三届学生自治会改选完成庆功大会”，会上宣布选举结果，第三届学生自治会由21名理事、5名候补理事组成，潘承邦当选为理事长。多所大中学校代表到会表示祝贺，支持同济的斗争，各校学生不断欢呼：“胜利属于民主！”

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民主改选，校方借故开除学生破坏改选

1月14日，丁文渊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两位同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抗议。同日下午，新一届学生自治会理事顶住压力宣布就职。15日上午10时，自治会组织了各院学生1600多人到文法学院红楼（学校总办公处）集合，要求承认自治会，收回开除命令。

丁文渊对学生避而不见。正当学生代表和训导长谈判之际，法学院学生范郑生发现一个佩戴校徽的陌生人在庶务科办公室打电话，他立刻会同其他同学上前盘问。那人匆匆放下电话，试图从怀里掏枪，被在旁的学生当场捉住，捜出手枪、子弹、警察局证章等。此人当众承认是警局特务，受丁文渊委派，正打电话通知警察局派人来镇压。

丁文渊为了平息风波，假意答应次日下午2时召开行政会议重新讨论。16日下午，同学们冒着严寒如约集中到红楼前，从下午两点等到五点，不见校方人影，始知受骗。当天晚上，系科代表大会决定罢课两天，抗议校方言而无信。

丁文渊又陆续开除9名同学，处分34名同学，扬言“必要时通知治安机关维持校内秩序”。丁文渊的狂妄激化了与学生矛盾。学生决定无限期罢课，并以绝食和举行控诉大会抗议校方的暴行。系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如与校方交涉无结果，即赴南京请愿，并要丁文渊引咎辞职。

教育部急电丁文渊，“速开导学生限期复课，并阻止派代表来京。如仍不服命令，行动越轨，即从严惩处！”25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匆忙飞到上海，召见丁文渊面授机宜。26日，蒋介石指令朱家骅和上海市长吴国桢：“迅速解决同济学生罢课事件”。有了反动政府的撑腰，丁文渊强硬宣称“绝无再行考虑之余地”。

请愿已经是箭在弦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治会成立了请愿团，定于29日赴南京请愿。为了加强各学院团结，集中力量，文、法、医学院的同学搬到工学院的教室住宿（后因警察局阻挠，医学院同学集中在理学院住宿），工学院成了战斗的大本营。

29日晨5点，天还未亮，五辆架着机关枪的铁甲车堵住了同济工学院的正门，校园四周拉起铁丝网，遍布黑衣警察。国民党反动派如临大敌，出动军警宪特几千人，其美路（今四平路）往南方向，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的武装警察；第二道是一排排身背马枪，腰佩马刀的骑巡队；第三道是全副武装的步兵，有的拿着手枪、步枪，有的扛着机关枪。其美路到北站的每座桥头、每条街巷都架设了机枪。

反动派骑兵和警察包围同济大学，阻挠同学赴京请愿

上午8点，工学院内的同学一千多人集合等待出发。来自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等共计有两千名支援学生被挡在门外，一边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一边努力试图冲进校内。由于当时同济大学地处郊区，交通不便，又临近寒假前夕，所以来参加支援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上海“学委”副书记、暨南大学学生吴学谦和同济总支书记乔石等同志先后来到战斗第一线，几百名党员站在了斗争前列。

校内同学们乘国民党军警注意力集中在左大门，扭开了右大门的铁锁，勇猛地冲了出来，同外面学生会合。“感谢兄弟学校支援”“上海学生大团结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其美路。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在其美路（今四平路）上同国民党反动军警对峙

十点三刻左右，市长吴国桢在一群国民党大小头目和军警特务簇拥下，来到工学院门口，爬上装甲车，警告各校同学赶快回校。

国民党反动军警妄图镇压学生

学生队伍里立刻高喊：“反对开除同学！”“保障学生的权利和自由！”“支援同济同学的正义要求！”吴国桢强作镇静，表示“我们坐下来谈判吧！”

国民党市长吴国桢亲自赶来阻止同济学生进京请愿

系科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自治会理事黄克鲁从学生队伍中走出来，站到高凳上，质问吴国桢：“丁校长几次开除同学，我们请过愿，找过吴市长申诉，找过教育部长，不少教授、校友出来调解过。请问市长先生、警备司令先生，还有你警察局长教授先生，你们哪一位挺身出来讲过一句公道话呢？没有，你们当初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全校同学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到南京去请愿，但是你们却调来这样多武装军警，把我们团团围住，拿机关枪对准我们，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吴国桢等人和同学代表进入路旁一处酒家，学生代表首先提出撤退军警、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等要求，吴国桢避而不谈实质性问题，提出由校方、学生各推派教授、校友各一人，连同吴国桢五人，组成“调解小组”。

学生代表表示同意，然而校方以丁文渊不在为由，不表态度，等了好久，丁仍未露面。谈判陷入僵局……

学生与军警对峙

供稿：区史志办

原标题：《冲破黑暗迎曙光：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上）【寻找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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