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司马迁是自觉地用“本纪”作为著史之纲领呢?这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一集中地叙述其著史旨趣的篇章中，有明白的交代：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这里十分清楚地揭示出以下三项：一是，十二本纪置于全书之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二是，十二本纪的记载始自华夏族始祖黄帝，下迄史家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综合记述华夏族几千年以来的演化史，而其精髓，是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著史所定下的“通古今之变”的目标即借此以体现。三是，本纪所载是对于历史进程关系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大事，故称“既科条之矣”。科条者，著史之大纲目也。司马迁所追求的境界，与孤立记载若干事目、流水簿式的记载是如此的绝然不同。2000年前的史家，能有如此杰出的著史成果，又能对自己的著史理念做出这样明确的概括，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刘知幾、章学诚两人对于本纪作为《史记》著史之纲领的意义也曾有所揭示。刘知幾《史通·二体》篇中谓：“纪以包举大端。”章学诚则云：“《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谷》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②

司马迁撰著的“本纪”12篇，在中国史学上的出色贡献，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五端。

第一，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是以“考而后信”的审慎态度和方法，对于百家“其言不雅驯”的记载、互相矛盾歧异的说法，做了整理和取舍。他确定了华夏文明的始祖是黄帝，华夏民族的历史从“五帝”时期开始，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开始。《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整理出从黄帝至尧舜的古史体系，这一裁制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伟大的意义。2000多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形成了占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对于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本根”的共同认识，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加强了民族向心力，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二，记载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的继承性和治国施政的变革，总结出“恃德抚民者昌，昏乱骄侈者亡”的历史规律。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时期，司马迁采集《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世本》《吕氏春秋》等的可信史料，详实地记载了这三个时期的帝王世系和重要历史事件。《太史公自序》中对夏、商、周三篇本纪的撰著义旨有明确的概括：“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司马迁寄意最深的是，记述帝王治国施政的特点，以明其盛衰之原因。如说夏朝灭亡的原因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③。而商汤兴起的原因，是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并引述其名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④至武丁时，“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⑤。武丁治国50年，是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号为高宗。至殷纣王残暴骄淫，“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⑥。又实行酷刑，有炮烙之法，拒谏饰非，昏乱至极，众叛亲离，终于自取灭亡。这时周的势力已在西方兴起，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⑦，因而成为周王朝的奠基人。周文王继承其事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⑧。至周武王率领浩浩荡荡的讨伐殷纣王的盟军渡过黄河，来到商郊牧野时，便发生了纣师倒戈相向的一幕：“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⑨前代学者对上述3篇本纪记述史事提纲挈领的成功手法和揭示朝代盛衰的深刻鉴戒意义，有过不少精当的评论。如黄震说：“《殷纪》亦依仿《书》为之，具载兴衰相乘者数四，未尝不本于贤者之用舍，而载纣取亡之事尤详，真可为万世戒。”⑩丁晏则论云：“案史公《周纪》剌取《尚书》《左传》《国语》《国策》《孟子》《吕览》诸书为之，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条理，自成史公之文。”(11)

第三，以《秦本纪》详载秦由僻居西方的小国，由于历代有作为君主的苦心经营，奠定了建立帝业的基础。又以《秦始皇本纪》记载中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深刻地总结秦朝结束分立局面的巨大功绩和不行仁义而骤亡的历史教训。秦原是僻居西陲的小国，在战国初年，中原各诸侯国以夷狄视之，但经过十几代君主的奋发努力，秦国终于逐渐强大起来，而秦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等都是很有作为的人物。叙述秦穆公至昭襄王的历史，就是记载数百年间变落后为富强的不平凡的历程，也是深刻地揭示出全中国为何能在秦朝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牛运震《史记评注·秦本纪》中对此有中肯的评论：“盖秦伯王之业，章于缪孝，成于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并吞混一而称帝号也。”梁启超也强调，自秦穆公至始皇400年余间，秦国以创业、拓展为目标，“以图进取，百折不挠而卒贯其初志”，“虽缘外力抵抗之强弱，而屡有屈伸，顾未尝或一退转，其步骤亦未或一凌乱”。(12)这也是对《秦本纪》的内容和撰述义旨的恰当概括。

秦始皇在前代君主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全中国，这更是历史上的大事!紧接《秦本纪》之后的《秦始皇本纪》，详记始皇统一天下的功业，高度评价其以全国统一取代列国分立局面，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汉代世俗之士故意贬低秦朝的地位、称其为“闰位”的歪曲看法，是有力的矫正，不仅见识卓越，而且凸显司马迁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实录”精神。牛运震也极为赞赏《秦始皇本纪》原原本本记载“史之大事”的特点：“本纪之体，大事书，小事不书。《始皇本纪》自元年以来书置将相，书攻邑，书置郡，书饥旱……即此所书，可以约见本纪书事之法矣。”(13)本篇又一撰述义旨，是总结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居功自傲、对民众实行残酷剥削和严刑峻法、奢侈无度，因此暴亡的严重历史教训。为此，司马迁高度评价贾谊《过秦论》对秦朝兴亡历史教训的总结，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破例地将《过秦论》全文引在《秦始皇本纪》篇末论赞之中，用贾谊的话对秦始皇的暴政做了严肃批判：“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第四，设置《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酣畅的笔力写出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秦朝统治顷刻灭亡，项羽在推翻秦朝中如何起到号令诸侯的作用，刘邦又如何以过人的谋略和安抚民众的措施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建立西汉政权。汉高祖刘邦改变秦的暴虐政治为宽厚政治，安定天下，开创了更大规模的国家统一局面。司马迁对这一历史的巨大变局十分重视，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地概括此2篇本纪的撰写义旨：“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我们再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考察，项羽固然是反秦的英雄，在攻灭秦朝的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气概，但他所实行的分封诸侯的政策和残酷杀戮政策，是开历史倒车的，所以注定失败。而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除秦繁苛，“改制易俗”，正符合“易敝通变”的历史规律，所以，西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2篇，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段场面广阔、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显示出秦至楚、至汉“八年之中，天下三嬗”的演进脉络，并且将项羽、刘邦相反的政治作为和成败结局两相对照，因而成为历代学者推崇的再现楚汉之际历史风云的杰作。

第五，提纲挈领记载了西汉政权巩固和出现盛世的历史进程，开创了重视记载当代史的成功范例。西汉前期的历史，对于华夏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司马迁依据他身为太史令所能掌握的西汉皇室文书档案史料和他的亲闻亲见，纲举目张地叙述了惠、文、景、武诸朝的重要政治设施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包括：医治因秦汉之际长期战乱造成的残破局面，恢复生产，减轻赋税，实行“无为”而治；强干弱枝，相继成功地解决异姓王和同姓王的问题，巩固中央集权；“汉承秦制”，同时又根据时代需要而创立新制度，荐举贤良孝廉，尊崇儒术，抑制豪强兼并，颁行新历法等，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样板；扩大国家版图，加强对周边民族的关系，同时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自卫战争，解除匈奴游牧贵族长期对中原地区的威胁，推进了全中国统一的规模。司马迁对于各篇本纪的撰述义旨都有明确的概括：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4)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15)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16)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17)

汉朝是中华文化史上民族创造力蓬勃上升的重要时期，西汉盛世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第一次出现的强盛局面，中国今日的辽阔版图是在西汉时期奠定的，占全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我们至今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也都是以这个强盛的朝代命名的。这说明司马迁对西汉当代史的记述不但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写的12篇本纪，将他所能见到的各种有价值的典籍和档案史料，整理成华夏族自文明始祖至史家所生活时代的贯通古今的历史演进纲要，记载了包括军国大事、经济生产活动、民族交往、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大事，通过人的活动、时势变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本纪的成功撰著，毫无疑义是中国史学之首创，也是世界文化所特有。而且，“本纪”又构成《史记》中全书所囊括的多种体裁的纲领，本纪以下的各篇表、书、世家、列传，都是围绕总纲展开，互相配合，构成华夏文明的“全史”。设若没有成功的“本纪”，全书就失去主干，历史盛衰的大势就被分散的史事碎片所淹没!譬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就是楚汉战争、汉朝建立这一时期史事之纲领，以下，像《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八书中相关的内容，“世家”中的《楚元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列传”中《张耳陈馀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等，都围绕这2篇本纪展开。因而做到全书纲领清晰，而又全方位展开，脉络贯通，异彩纷呈，岂非著史之大观!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曾对《史记》本纪的作用等编纂特点，做过精辟的评论，如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8)但也有批评不当之处，他责备司马迁立《秦本纪》和《项羽本纪》2篇不当，有乖史体。其论云：“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19)

显然，刘知幾是太过拘泥于名号、等级，刻板地要求必须身为天子才能立为本纪，如果身为诸侯，就绝无设为本纪之理。关键在于，他未能理解，司马迁设置本纪的主要着眼点不在身份名号，而在于以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史事之总纲领，看其是否起到支配历史大局的作用。为何将秦庄襄王以前的史事立为“本纪”?原因在于，他要以《秦本纪》来担负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在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纷争，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史事纲领的作用只限于西周时期，此后则大致只限于记载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对各诸侯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则除了记述秦国大事之外，又分明起到提挈各国大事的作用。有如：秦武公十三年：“晋灭霍、魏、耿。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而立齐桓公。齐、晋为强国。”秦穆公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秦共公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雒，问周鼎。”秦桓公十年：“楚庄公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秦景公十五年：“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秦哀公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晋公室卑而六卿强。”大凡这一类记载各国之大事，大量见于《秦本纪》之中。因此，《秦本纪》乃是司马迁苦心经营之篇章，不但脉络清楚地记述秦如何由小国走向强大，而且用来提挈春秋、战国时期的复杂史事，取代《周本纪》后半篇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项羽骁勇善战，威震天下，巨鹿大战后，被推为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号令天下，分封刘邦、张耳、田都、章邯等18人为诸侯王。因此，在风起云涌的反秦起义浪潮中，项羽的行动和部署对全局起到支配作用，构成这一复杂多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总纲。司马迁并不因为项羽未称“天子”，又最后失败，而忽视其历史作用，相反，他以非凡的识力，设置《项羽本纪》。《项羽本纪·赞》中即点明立其为“本纪”的深刻意义所在：“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并在《秦始皇本纪》中言简意赅地强调：“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与上述赞语中“政由羽出”做了有力的呼应。前代学者对司马迁的卓越史识也有过恰当的评论，如清代学者金锡龄谓：“史公以羽……遂将五诸侯灭秦，号令天下，政由羽出，则亦与天子无异，况亡秦者，实由于楚，其称为本纪固宜。”(20)事情的实质是，司马迁所重不在于身份、名号，而是重视人物在历史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其目的是要再现历史的真相。所以他不刻板行事、胶柱鼓瑟，而是根据历史实际的需要做灵活处理，在必要时敢于突破自己所定的体例。章学诚称誉司马迁著史“体圆而用神”，可谓深得其历史编纂学的神髓!

二、记载政治成败得失与刻画人物形象的交响

把记载、总结政治成败得失与刻画帝王的性格胸襟二者结合，是《史记》“本纪”的又一重要史学功能。

先秦史学的主要成果《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司马迁在对其充分继承的同时，又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和杰出的创造，各卷的叙事基本上都是按年代先后记述，而全书的总体面貌和记载重心，则是记述人物的活动。这是因为，时代前进推动历史编纂实现重大变革，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和汉朝立国以来的史实证明，人物的活动，是历史成败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因此，司马迁将记述明主贤臣、杰出人物的活动，作为他著史的宗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义死节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是其父司马谈的临终嘱咐。而他本人确立的著史宗旨，日夜懔懔于心不敢稍忘的，就是记述明主贤臣的功业，否则，“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而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记》以记人物为中心，当然首先必须体现在“本纪”之中。因此本纪各篇成为记载政治成败得失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交响，乃是时代前进对历史编纂学的内在发展需要和司马迁本人的自觉追求。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在“本纪”中记载的史实最丰富、场面最宏大，在史料的搜集和剪裁上最下工夫，所倾注的感情也最为深沉，我们即以此为典型篇章略作分析。

项羽名籍，是楚国将领项燕的后代。青年时代，他即具有常人不及的豪气。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与叔项梁同往观看，项羽当场即感叹说：“彼可取而代也。”“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在反秦浪潮中，项梁、项羽在江东举兵，渡过江、淮进入中原作战。当章邯率大军包围巨鹿城，赵王赵歇及将领陈馀、张耳困守城中，号为卿子将军的宋义却拥兵安阳滞留不进，饮酒高会，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当此危急情势下，项羽表现出其果断和勇气，他严责宋义：“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于是以楚怀王心下令的名义斩杀宋义。项羽此举大受嘉许，楚怀王拜他为上将军，诸将皆属。

项羽从起兵到败亡历时5年，所经70余战，作战范围达于河北、河南、关中、山东、江淮等广大区域，司马迁以极高的识力，从中选择了救巨鹿、鸿门宴、垓下之战作为记载的重点。这三个事件正是项羽政治上、军事上成败的关键，也是凸显其性格特点的重要历史场景。

巨鹿大战极写项羽勇力、气势过人，因而成为威震天下，号令诸侯的英雄。当巨鹿两面受敌，情况万分危急时，各诸侯军心怀恐惧、顿兵旁观，独项羽率军以与敌决一死战的气概，破釜凿舟，连续九战，分别击溃秦将苏角、王离、涉閒，项羽将士呼声震天，诸侯军人人惴恐。请看司马迁极写项羽的无敌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鸿门宴一幕，则写出项羽不用谋臣范增计策，沽名钓誉，丧失有利时机，放走刘邦，以致留下后患而酿成最终失败。刘邦率军先破秦军进入关中，项羽救赵后也率军入秦。两军相对，项羽处于绝对优势：“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刘邦依张良计，次日来到鸿门，向项羽表示谢罪(刘邦派兵守函谷关，致使项羽大军西进时受阻)。在宴席上，范增再三示意项羽下令对刘邦动手：“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席间，项庄拔剑起舞，意在沛公。危急间，勇士樊哙拥盾而入，护卫刘邦，并严词责备项羽。刘邦见势不妙，用计逃席，留下张良将白璧和玉斗，分别赠送项王、范增。“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羽之沽名钓誉、错失良机，与范增的洞察利害、深谋远虑恰成对照。

至垓下之战，项羽已陷于汉军重重包围之中，随骑仅有28人，汉军追者数千。直至最后败亡之前，他仍然显示出其令当者披靡的勇猛气概：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通过以上三个事件，司马迁成功地记述了项羽兴起之迅猛和结局之悲凉，令人击节，令人慨叹!更可贵的是，司马迁以“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更进一层揭示出项羽最终失败的深刻原因。他在政治上目光短浅，没有安定天下之志，不懂得秦朝长期暴虐统治之后，百姓急迫需要实行德政；相反，他滥加杀戮，失去天下人之心。巨鹿大战之后，他率军西进，途中，获知秦军降者有不满的言论，“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更加严重的是，在鸿门放走刘邦之后，他在秦朝京城大肆屠戮，掠抢秦宫室财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秦人因此对他绝望!又实行分封天下，负约封刘邦为汉王，令其僻处于南郑，另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及魏豹、赵歇等，共分封十八王，自号西楚霸王，更加剧分裂割据的局面。楚怀王心当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项羽将他废弃，徙置湘江上游，并派人击杀于江上。齐王田荣叛项王，项羽北上攻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宫室，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其结果，是“齐人相聚而叛之”。

项羽招致败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缺乏谋略，不采纳智者计策，甚至加以猜疑。范增是著名的谋士，对项羽一再提出良策，项羽却奋其私智，拒谏塞听，因而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当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垒，汉军运粮的通道被楚军屡屡侵夺，汉军乏食，请与楚划荥阳为界讲和。此时，范增力劝项羽乘刘邦兵力不足、处境不利之时将之攻灭。在此危急情况下，刘邦采用了陈平的反间计。短视无谋的项羽正好中计，竟然由此而对范增猜疑。司马迁对此具载其始末：“汉王患之，乃用陈平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项羽因颟顸猜疑，失去了范增这位唯一忠心耿耿的军师，更促使他走向最终的失败。一个叱咤天下的英雄最终却惨死于垓下之围，这不仅是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上的大事，而且从总结政治成败教训上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司马迁在篇末《项羽本纪·赞语》中所做的鞭辟入里的论断，值得人们再三品味：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刘邦也是反秦起义的英雄人物，又是西汉皇朝的开国君主。《高祖本纪》以翔实的史实叙述刘邦政治上目光远大，深知百姓长期受秦朝暴政之苦，必须除秦繁苛，休息民力，才能得民心。他富有谋略，知人善任，虚心听从贤者谏议，因而屡屡从困厄中重新奋起，最终平定天下。

司马迁突出地记载刘邦志在战乱中实行仁政、安抚民心的重要事件，证明这正是刘邦在群雄逐鹿中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天下纷扰之时，楚怀王与诸老将商议指派进入关中的将领，诸老将就曾对项羽和刘邦做了对比：“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楚怀王并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这就意味着刘邦在各路将领角逐中已开始处于主动地位。刘邦率军以罕见的勇敢和智谋，连连克敌，于汉元年(前206)十月，遂先于诸侯军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刘邦进入咸阳，听从樊哙、张良谏议，“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同时颁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分派吏属遍至诸县乡邑宣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悉除去秦法”，“凡我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刘邦实行的政策，得到长期饱受秦朝暴政之苦的关中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项羽背约，要使刘邦受困于偏僻闭塞之地。但在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刘邦接受了萧何、张良等的建议，接受封号，到汉中，并烧毁栈道，表示无意东归，麻痹项王。刘邦行时，“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经过积蓄力量，数月以后，刘邦部署还兵关中，出奇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等，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刘邦随即采取措施，健全三秦、陇西、北地以至河套这大片地区的郡县行政系统，又“缮治河上塞”，“诸故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司马迁对以上史实一一详载，实则证明这些措施正是刘邦经略天下的开始。此后在与项羽长期争战过程中，关中便成为其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楚汉两军在河南荥阳、成皋一带相持争战长达3年时间，《高祖本纪》着重记载刘邦如何虚心听从谋臣谏议，面对复杂局势做出正确决策，因而渡过危局，逐步壮大自己，并得到大将韩信、彭越等人的支持，最后由军事上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如，项羽大军曾把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用计得脱，退回关中补充给养，重整旗鼓，留少数兵力固守荥阳。此后，刘邦本欲出兵东向再与楚军正面相持，而袁生进计，说：“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闲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刘邦立即采纳，改从武关出军宛、叶，项王果引兵南下，汉军坚壁拒战。刘邦令彭越在项羽后方断其粮道，又在下邳大破楚军，使项羽背后受到威胁。又如，韩信在山东先击败齐王田广，又联合灌婴大破楚军，派人来向刘邦要求封王，说：“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刘邦怒，欲以兵攻，张良向他劝谏：“不如因而立之，使为自守。”刘邦立即听从，派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此后，刘邦大军遂得到韩信、彭越、英布各军的配合，实现了对项羽包围的形势。

因此，当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君臣一同评说刘项成败原因之时，刘邦即发表大段议论，以他知人善任作为战胜项羽的最重要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周围的文臣武将不但帮助他战胜了项羽，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创设制度、治理国家做出卓越建树。最初在沛县起兵跟随刘邦的萧何、曹参、樊哙三人，在长期征战和汉朝开国后一直忠心辅佐刘邦，刘邦对他们高度信任，视为股肱重臣。高祖临终，当吕后问他国政将委托何人时，他交代可委托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和周勃，其后的史实恰恰证明刘邦付托得人。

《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史实纷繁复杂，但司马迁所揭示的历史主线十分清楚，对项、刘两人的重要作为及其产生的历史效果均做清晰的交代，记述的场面波澜壮阔，又从多角度展现人物的性格、襟怀，达到形象丰满，生动传神。两篇的内容既互相对照，又互相补充，也堪称《史记》全书各篇结构紧密、有机结合的一个缩影，因而成为历代传诵不衰的名篇。马克思曾经说过，古代希腊的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它产生于“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又说：“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21)马克思的话能帮助我们理解：司马迁虽然处于社会生产不发达的汉代，但在这一时期华夏民族所具有蓬勃创造力和提供的思想文化条件，也类似于希腊，是在人类童年时期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并通过司马迁的杰出才能将之表现出来，因而《史记》同古希腊艺术一样具有“永久的魅力”!

三、“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投影

《史记》以本纪置于全书之首，以表、书、世家、列传与之配合，自此体一定，历代修史者遵行不改。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现象，其中的深刻原因是什么呢?这除了《史记》书写历史的极高成就以外，还有史学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即《史记》作为文化成果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问题。

简要地说，一是，《史记》以十二“本纪”为主干，加上全书其他篇章的配合，记载了华夏民族自文明初始以来至当代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历史的前后相续、绵延不绝。尤其是，证明从远古至夏、商的长期孕育，周初实行“封土封邦”、周天子号令天下，到秦朝实现了兼并天下、统一各国，又到汉代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统一，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全国大统一实有深远的根源和强大的内在动力，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巩固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史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创立的格局当然也被后代视为著史之“极则”。二是，《史记》以“本纪”为主干，其他诸体与之配合，恰恰成为封建政治体制以“天子”为中心、众臣辅弼、形成等级性结构的投影。天子独尊，口出即是“圣旨”，即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以此纲纪天下，从大臣、官吏以至庶民都必须顺从，这正是封建政治体制的特点。汉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在其诏书中即说：“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子执政犹吾股肱也。”(22)称“微眇之身”，是略表自谦，而所言天下之安危、政策的成败，系于一人，正道出封建时代政治的实质!司马迁揭示出创立《史记》五体结构的宗旨，在“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之后，即云：“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23)《史记》以本纪为中心的总体特征又是封建政治结构的形象化表达，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投影。因此，有利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巩固，并反映出封建等级性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史记》“本纪”的又一重要史学功能。此项对于西汉以及历代皇朝，在一定意义上还具有政治层面的功能。

《五帝本纪》中记载，“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显然是根源于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而形成的观念。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这些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社会史角度看，如此整齐的古帝先王系统无疑是后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24)

秦皇朝由兴而亡，西汉皇朝从建立到出现盛世，是司马迁时代的近代史和当代史。《史记》本纪和其他相关各篇，都予以详载，其总的思想倾向为“过秦”和“宣汉”，这与西汉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合拍。而司马迁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既深刻地揭露和总结秦朝因实行暴政而迅速灭亡的严重历史教训，同时又明确肯定秦统一全国的巨大功绩。而关于西汉建立和巩固的历史性进步，以《高祖本纪》以下5篇本纪，和相关的多篇表、世家、列传等，整理、记载了多方面的丰富史实，又提出许多中肯的论断。在其中，尤为强调汉高祖创建西汉皇朝，规模宏远，拨乱世而反之正，“故汉兴，承敝通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25)。汉文帝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生产，减免田赋，本人节俭谦让，与匈奴实行和亲，又加强防备，“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26)。景帝时，采用晁错建议，成功地解决藩王尾大不掉、对抗朝廷的问题，为武帝时期的鼎盛局面进一步奠定基础。武帝时，兴建制度，多所设施，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统一局面，中原与广大周边民族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同时在文化上兴儒学，“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记载和热情讴歌的西汉上升和兴盛的局面，已成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的史实和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史的功绩，本身更是西汉盛世的产物。

但是以往曾有过“谤书”之说，造成对《史记》记载的史实和史识的歪曲，对此应当严肃地予以澄清。《后汉书·蔡邕传》云：“(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有的论者即由“谤书”二字，联系到《史记》对武帝的一些批评，因而误认司马迁对武帝时期事事揭露讥贬。其实，王允的说法是对司马迁赞扬汉朝历史性进步的基本立场和“实录”精神的恶意曲解。王允是个擅权的大官僚，内心邪恶，他害怕其篡政行为被“讪议”，害怕有正直史官揭露他，所以他要对司马迁的“信史”态度歪曲诬枉，其所讲的“谤书”“佞臣”都应理解为反语。故王允的话勿宁是从反面证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所具有的力量。诚然，司马迁对于武帝政治的阴暗面，如连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惫，财政空虚，奢侈浪费，耽于迷信，“与民争利”等，都据事直书予以批评，体现了他关心民众的进步思想。而同时，司马迁对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树功业又是明确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27)，“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28)。都是对武帝功业做高度评价。今本《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原文，历代学者均认为属后人割裂《封禅书》以充篇幅，(29)不能为据。

总起来说，司马迁著《史记》，在全书编纂的总体设计上，以“本纪”列在其他四种体裁之前，这一安排，突出地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哲学和强烈的信史精神。十二本纪“包举大端”，提纲挈领记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各项大事，构成了全书的主干，其余篇章，或表，或书，或世家，或列传，都与本纪相配合，因而显示出华夏民族自文明初始至其当代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又因有本纪作为总纲，其他篇章中的记载都围绕此展开，紧密联系，因而使这部内容丰富复杂、上下贯通漫长年代的巨著，成为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再者，本纪所载，既重在凸显政治设施的得失，彰明其盛衰兴坏之理，且又以艺术性手法，刻画处于历史变局中心的君主独特的性格、襟怀，所写的西楚霸王、汉高祖，更是栩栩如生，使后代读者产生无穷的感奋和慨叹。“本纪”的又一项重要史学功能，是反映出西汉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发展和巩固，反映出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等级制特征，因而成为时代的投影。这也是后代修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的深刻原因。《史记》之后，班固作为一代良史，其所撰《汉书》中对本纪的运用也很成功，可以比肩司马迁。但到后来，“正史”的编纂者的史识、史才，以及所处社会条件，都与司马迁相去天壤，致使将“本纪”写成简单乏味的片断事件记录，如同章学诚所激烈批评的，“无别识心裁”“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史识、史学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30)从后代正史编纂存在的严重弊病，正好反衬出司马迁的杰出创造厥功甚伟!

至20世纪，司马迁历史编纂学的优秀遗产，幸而受到有识史家的高度重视和继承发扬。20世纪先后探索“新综合体”的史家，都从《史记》“本纪”所特具的史学功能获得启示。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梁启超在其尝试从事编纂中国通史时，撰成《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作为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总纲；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则以“综述”作为各个历史时期史事的主干，并以“典志”和“传记”与之相配合。他们的努力与成功，恰恰体现出司马迁的杰出创造确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还有以“天象”与“人事”相对应做解释的，如司马贞《补史记序》谓：“观其本纪十二，象岁星之一周，八书有八篇，法天时之八节……”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沿用其说，均明显地缺乏学术根据。

②章学诚：《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③《史记》卷2《夏本纪》。

④《史记》卷3《殷本纪》。

⑤《史记》卷3《殷本纪》。

⑥《史记》卷3《殷本纪》。

⑦《史记》卷4《周本纪》。

⑧《史记》卷4《周本纪》。

⑨《史记》卷4《周本纪》。

⑩黄震：《黄氏日抄》卷46《史记》。

(11)丁晏：《史记余论·周本纪》。

(1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40页。

(13)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1《秦始皇本纪》。

(14)《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

(1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16)《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17)《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18)《史通》卷2《二体》。

(19)《史通》卷2《本纪》。

(20)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2《读史记项羽本纪》。

(2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0页。

(22)《史记》卷10《孝文本记》。

(23)《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223页。

(25)《史记》卷8《高祖本纪》。

(26)《史记》卷10《孝文本纪》。

(27)《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28)《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9)较早为张晏说，见《孝武本纪》《集解》所引，称：“褚先生所作。”后钱大昕又考辨云：“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尔。”参见《廿二史考异》卷1“孝武本纪”条，赵翼也认为必非司马迁所作。

(30)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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