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巨著。《史记》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由于历史及文化背景等原因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现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略作概述。

    传播情况

    《史记》的传播最早从东亚一带开始。据史书记载，《史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北史·高丽传》记载，唐以前“三史”传到高丽。《旧唐书·高丽传》说高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据有关资料，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出版韩文《史记》译本（包括全译和节译）数十种，其中第一部《史记》韩文译本《史记列传》1965年由崔仁旭完成。此后1973年李英根翻译的《史记》，是第一部韩文全译本，由汉城新太阳社出版。1992年以来，在丁范镇率领下，由成均馆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七卷本《史记》全文的韩译工作。在韩国诸多的《史记》选译中，“列传”是最为突出的部分。这些各具特色的译本，对于《史记》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韩国学者诸海星、朴宰雨等对此有较详细的介绍。《史记》传入日本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覃启勋考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史始传日本的”，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史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日本史书记载，上至天皇，下至幼童，包括僧徒，都在阅读《史记》，诸王诸臣也讲《史记》，甚至学生入学还要试《史记》，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在日本，各种形式的《史记》抄本、刻本，或选本，或全本，数量在百种以上，《史记》的传播和普及程度是非常广泛的。

    《史记》在欧洲的传播时间稍晚。据有关资料，《史记》在18世纪传到俄国，俄罗斯汉学家19世纪起就节译过《史记》。前苏联出版过帕纳秀克《司马迁〈史记〉选译》和越特金与塔斯金合译的《史记》两卷本。十月革命后的《史记》译作据不完全统计有71种。2010年，由越特金和其子花40年功夫翻译的《史记》俄文出版，标志着《史记》全书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的问世。目前，《史记》在俄罗斯有广泛的影响。柳若梅《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一文对此有一定介绍。《史记》在欧美其它各国也有程度不同的传播。在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曾翻译《史记》，这在法国是个有一定影响的《史记》读本，而且是第一部西洋《史记》翻译，共五本。沙畹去世后，他的学生康德谟（Max kaltenmar）在1969年把沙畹留下的三卷世家和他自己翻译的两卷，编成第六本。还有1972年吴德明(Yves Hervouet)《司马相如列传译注》，等等。美国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关注《史记》，1840年出版的《中国丛报》开始有介绍司马迁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在美国有两次重要的译介，即Burton Watson（中文译名华兹生）和 William H. Nienhuaser译本(中文译名倪豪士)。华兹生教授从1950年至1993年，将《史记》130卷中的80卷翻译成了英文。倪豪士教授计划翻译整部《史记》，拟出版九卷，截至目前完成五卷。在英国，也有学者翻译《史记》，较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司马迁史记》，它作为“世界经典系列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世纪中期，奥地利汉学家先驱菲茨迈耶把《史记》24卷翻译成德文，这是最早的德文译介，此后，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尼诗(Erich Haenisch)、汉学家弗雷兹·杰格(Fritz Jaeger)等人，对《史记》都有部分翻译。其他国家如丹麦、匈牙利等也有《史记》译本。对于这些情况，美国汉学家倪豪士曾撰文介绍。近年来，国内学者吴原元、李秀英等对西方《史记》译介情况有较多的关注。

    总体来看，《史记》从东亚到欧洲，传播范围逐步扩大。还应注意的是，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后，尊敬司马迁、研究《史记》的人也更多了。1979年，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史记选》，也为外国学者阅读《史记》提供了方便。

    研究状况

    国外的《史记》研究，相对来说，东亚地区的研究由于时间长久，取得的成果较为丰富。比如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趋势。1971年至1994年的24年间，韩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26篇，专著4部，硕士学位论文7部，博士学位论文5部。从研究的范围看，主要有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史记》的历史性质研究、《史记》的语法研究、《史记》的文学性质研究、《史记》人物描写研究、《史记》总体研究、《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等各方面。这些成果，无论从学术研究的方法上，还是从内容和水平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关于《史记》总体方面的研究论著如1982年洪淳昶撰写的《〈史记〉的世界》，包括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时代、《史记》的写作过程、《史记》的体裁及其内容、《史记》的世界等。关于《史记》人物描写，如金圣日的《史记列传人物描写技巧研究》，从西方传记、现代小说的文章运用技法、人物描写论、对话方法论等写作技巧理论角度入手，对《史记》列传的写人技巧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991年李寅浩撰写《〈史记〉文学价值与文章新探》，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并对《史记》的文章和文学价值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关于《史记》与《汉书》的比较方面的研究论著，以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为代表，1994年作为“中外学者学术丛书”之—种，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首先分析总结了历代研究史汉异同的状况，然后从“史汉总体”、“史汉传记文的编纂体例、形式、人物”与“史汉传记文的写作技巧”三方面将《史记》、《汉书》的相关部分条分缕析地一一进行了详细勘比。

    东亚地区日本《史记》研究的成果最为突出。据统计，仅现代而言，日本颇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伊藤德男、今鹰真、青木五郎、藤田胜久等百余人，论著层出不穷。日本研究《史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1945年以前，除了传播、宣传《史记》外，重点是资料整理，成绩最大的是泷川资言和有井范平二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广采博搜，汇集了日人及我国学者对《史记》的各家注释百余种，并加以考释。该书还在书后附有《史记总论》，包括太史公事历、《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等15个方面的内容。有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的底本，是我国明代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的《史记评林》。有井范平除了补充凌氏未收的明人的《史记》评论外，还补充了不少清人的评论，并增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评语。1945年以后日本的《史记》研究有较大进展，研究的领域涉及众多的方面。除校注、拾遗等基础工作外，资料整理也很突出，1978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了池田四郎次郎著、池田英雄校订增补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一书，对670多种《史记》研究的有关著作作了提要介绍，规模宏大，体例专精，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本时期，评论司马迁和《史记》的论著增多，如冈崎文夫的《司马迁》、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贝塚茂树的《司马迁》、加地伸行的《史记——司马迁的世界》、今西凯夫的《史记的世界》、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列传研究》等。佐藤武敏的《司马迁研究》从司马迁的家世、司马谈和历史、司马迁的生年、司马迁的旅行、司马迁的官历、李陵之祸、《史记》的编纂过程、《史记》体裁上的特点、《史记》内容上的特点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研究史的总结成为本时期一个重要的课题，池田英雄《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一文系统勾勒了一千多年来《史记》在日本的流传和研究情况；《最近五十年来〈史记〉研究的发展》一文仔细分析了1945－1995年日本、中国《史记》研究的特点。尤其是他的专著《史记学50年》，详细介绍1945—1995年日本《史记》研究情况，并与中国的《史记》研究进行对比分析。藤田胜久《日本的〈史记〉研究》、《〈史记〉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等，结合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史记》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分析。

    在欧美及其他国家，翻译和研究《史记》并重。在法国，汉学家沙畹在翻译《史记》时，前面有长达250页的《前言》和《导言》，是西方汉学史上研究《史记》的最为权威的著作。《前言》主要确立了自己研究《史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导言》共五章，探讨的问题有：司马迁的生平及其著作；汉武帝在位的那一个时代；《史记》编著中的史料来源；司马迁的写作方法及其见解；《史记》的遇合，其附加者、注释者与评论者。给读者全面介绍《史记》的来龙去脉。美国学者研究《史记》，成就突出的如华兹生《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侯格睿（Grant Handy,一译葛兰特·哈代）《青铜与竹子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杜润德《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等著作，都是很有见地的著作。王靖宇在研究中提出一个问题：“在古代以简牍书写的困难条件下，司马迁为何不满足于简单的平铺直叙的方式，而却还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神去致力于文学效果？”作者从司马迁的个性以及他写作《史记》的目的两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颇有理论深度。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一书，结合古今中外史学例证，系统分析了司马迁的经历、思想渊源、《史记》的体例、史料来源、创作主旨、文章风格以及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许多见解令人深思。在欧美，关于《史记》的史料问题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议，如法国吴德明在题为《论史记和汉书文献的相对价值》一文中说，他为了翻译《司马相如列传》，特意将《史记》和《汉书》中的这两篇列传作了仔细的比较工作，结论是，《史记》的史料价值不如《汉书》。吴德明的文章还提到了美国学者卜德对《司马相如列传》的认识，认为对《史记》和《汉书》两种文献仔细比较之后就会看到后者是原文，结论是《史记》抄袭《汉书》。吴德明的文章还说，法国学者哈隆曾证明《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综合《汉书·张骞传》和《西域传》而成的。2002年，在陕西咸阳举行的“司马迁与班固文化比较学术讨论会”上，美国汉学家倪豪士介绍了西方国家《史记》研究的现状，特别强调了在西方有些学者多次提出《史记》抄袭《汉书》的问题。这些看法，受到倪豪士以及中国学者的反驳。

    国外《史记》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12月22日，前苏联的东方学家、高等学校的教师等在莫斯科举行晚会，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历史学硕士图曼在报告中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化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会议消息发表在1955年12月27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次会议，应该说在《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红，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